中美老太太相遇故事新编

中美老太太相遇故事新编

一个曾经振聋发聩的故事
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很广的故事。
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苦工作了几十年，终于攒够钱买了一套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辛苦工作了几十年，终于将住房贷款还清了。”
记得这个故事刚开讲时，社会普遍的解读，是说美国人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优于中国人。美国人崇尚负债生活，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提前住进新房，享受了生活。中国人则重视量入为出，省吃俭用积蓄，辛苦一辈子买了套新房，却来不及充分享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故事具有振聋发聩的意味。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故事带动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更不能够肯定地说它带来了与此关联的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巨大变化，但我们有理由说，这个故事的确有它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理念，进而促进生活方式变化，并推动社会经济和金融制度改革的某种功效。
科学是讲究“可观察性”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摒弃了原有的生活理念，负债生活成为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个人和家庭贷款购买住房方面。相应的社会经济和金融制度，也从完全不能有个人和家庭的私有房产，更没有对个人和家庭的贷款制度安排，发展到了个人和家庭不仅可以拥有房产等私有财产，而且金融机构对个人和家庭的贷款已经占到全部贷款量相当大比重的全新格局。假如新一代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见面，她们可能就会有相同的感慨了。
但，美国人不甘寂寞，他们通过“创新”，让我们不得不保持对美国老太太新的关注。美国人的住房“次按贷款”制度以及关联的金融产品生产、交易，又在真实的世界里，充分地展示出了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新的差异。这种差异由于“次按贷款”危机的爆发，显得格外突出。
在学术文本里梳理故事线索
爆发于2007年夏季的美国“次按贷款”危机，至今还在向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演进。经济学界大多用“还未见底”来描述这次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同时，其隐含的对全球经济走向大衰退的忧虑十分强烈，毕竟美国的危机牵涉上了太多的外部经济体。在大量讨论和分析这次美国“次按贷款”危机的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就读懂了“次按贷款”游戏的特点，读懂了它带来的灾难是技术上的必然。
在“次按贷款”设计者和操作者的眼中，借款人本身虽然没有还本付息的能力，但住房作为抵押品，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和住房价格的上涨，贷款连同高额利息的回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而是住房价格的增长速度。例如，借款人从金融机构借到十万美元的住房贷款，若住房价格增长10%，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只要不高于10%，本息回归就全然无忧。
美国的住房价格持续不断地攀升，能确保美国的金融机构将贷款的本息收回吗？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看，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住房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美国人只用简单的盘算，就认定，借助美国的金融机构贷款来购买住房，不需要付出任何的额外支出，就可以“以房还贷”甚至于赚个盆满钵溢。美国的住房需求就在这样美妙的前景预计中迅速增大起来，它甚至超越了人们对住房居住的需求，而将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或“资产”进行投资来赚钱而已。
美国的金融机构也以同样的思维方式，认定住房价格的上涨将保证所有住房贷款，获得完全的本息回归，而不论借款人是信用等级高还是低。加之，信用等级低下者，金融机构可以追加更高的利息要求。既然住房价格的上涨可以将信用等级和风险的关联完全消除，贷款给信用等级低者只意味着更多的回报，“次按贷款”的快速增加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由此，勾勒出一个美好和谐的格局：美国人不需要任何的辛苦劳作，便可充分享受高质量的住房并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金融机构则在相应的贷款提供和金融服务中，获得货币资金日益增多的回报。
住房还是那样的住房，却在大量需求的推动下，价格一路暴涨，“泡泡”有了雏形。金融机构又在大量提供“次按贷款”中，虚拟地增加了更大的住房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住房价格的上涨，将“泡泡”吹得越来越大。而且，美国的金融机构还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以“次按贷款”作为基础，创造出了能够流动起来的证券形式推向国际市场，扩展了更大的融资空间，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都引入到了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来，使得“次按贷款”的规模上升到了世界性的级别，“泡泡”的体积也就大到极致了。
毫无疑问，“泡泡”越大，就越难承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挤压，也就越容易破灭。近些年来，当美国住房市场的价格水平一度出现下降的走势时，美国人设计的看似完美的“次按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便突然断裂开来，“泡泡”瞬间绽开口子，房产迅速缩水，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贷款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相关贷款的“次按债券”投资者，其手持债券价值大打折扣，损失惨重，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这样来了。
从人性、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开掘故事的寓意
上述对美国“次按贷款”危机的经历过程和危机必然到来的技术性结论，给予我们编写新版“中美老太太故事”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丰富的内容。但是，除了技术性的结论之外，我们有必要深入到“次按贷款”危机更深的层面上去，将危机背后属于人性、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原因揭示出来。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危机的最后根源，莫不是人性的贪婪和人性贪婪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人造”制度对人性贪婪的极端化推崇和支持。这次“次按贷款”危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启动的领域是在与人们生活直接关联的住房上而已。
关于人性。住房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它的使用价值就是供人居住，并由此构造出“现代家庭”的形式。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住房的获取通常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创造或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为边界，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进行。不论市场交易的方式多么复杂，只要人们获得住房的直接目的是居住，并限定在家庭创造或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住房获取，我们就看成是正常的住房需求和合理的经济价值支付。
美国“次按贷款”首先突破的，就是美国人对于住房的“正常需求”和“合理支付”边界。从大量学术文本中，我们知道，许多美国人购买住房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居住需要，而是试图谋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或称投资回报，其中相当大比重的美国人购买住房，超过了家庭经济价值创造的能力，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来购买。这等“正常”和“合理”边界的不再存在，就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展现得非常充分了。
关于人性“贪婪与否”之争古已有之，至今也是智者仁者各持己见。就美国“次按贷款”危机可观察到的事实论，人性是贪婪的，或至少是有贪婪成分的。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化这样的本质性判断，因为人性的贪婪，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支持下形成，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够展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关联的制度安排进行讨论，看看它们在人性中究竟有何等的作用，进而深刻地理解美国“次按贷款”危机。
关于意识形态。美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从其主流宗教和哲学之源看，是认定人性贪婪自然属性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经济学，其基本假定就是“人是自利的经济人”。从通常意义上看，“自利”不能与“贪婪”画等号，前者只是对于自己利益的关心胜于关心他人，它有一个理论或心理上的边界；后者则是突破了这种边界的极度自私自利。然而，经济学是完全接受并高度认可“人具有自然的贪婪本性”这种判断的，它用“自利”一词，只是强调人对于自己利益的关心是一种“经济理性”，而“贪婪”应当归列到“不理性”或“非理性”的范围内。从本质上论，“自利”和“贪婪”是同根兄弟，差别的只是同质规定下的程度。若用一根端线来表现人性，一端为极度利己即贪婪，另一端为极度利他，那么，自利是靠近贪婪一端的。换言之，自利与贪婪相比是相对合理的存在，贪婪则是自利走向极端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家甚至于将“自利”与“贪婪”等同起来使用。
经济学的人性假定与真实人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在可见的社会现实面前，人贪婪的一面不时地以历史经验出现，这便是科学研究所见得到的“可观察性事实”，经济学的假定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从学界扩展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强化成了人们的普遍意识，成为一种近似于信仰的认同感，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总是将自己和他人看成“经济人”，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这进一步地导演出了更多的贪婪故事。
面对现实世界，我们很难说清，究竟是人类贪婪的故事证明了“经济人”的假定，还是“经济人”的假定带来了人们意识认同的普遍化，进而催生了人类的贪婪行为。不过，我们总是可以这样认为，人性中有自然贪婪的一面，但后天意识形态造成人们“经济人”的行为增加，或者说贪婪故事的增加，让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人性的贪婪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后天人类意识形态的力量也是造就这种属性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性贪婪”社会意识形态化的力量催动。美国人不仅用“贪婪”解释自己也解释别人的言论行为，进而解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被“贪婪”的社会意识内化为自我行为模式，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里，“贪婪”地对待他人和外部世界。“次按贷款”危机，不论从最起源的住房贷款购买者，到最终极的“次按债券”购买者，特别是相关制度的构建者，无一不是在这样意识形态支持下的行为者——或自我“贪婪”地贷款购房，投资相关债券，或视他人“贪婪”来设计经济和金融制度。鉴于此，我们说，美国社会对于人性“贪婪”认定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亦是本次危机出现或是加速危机出现的罪魁祸首之一。
关于制度。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性贪婪常常受制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自然环境的有限。譬如说，你想在有生之年拥有无限多的金银财富，你的生命长度和地球上的金银储量便限制了你的欲望。然而，人类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制度环境，则完全可以打开一个有限个体生命里的无限追求空间，这便是人类所谓的“制度创新”游戏。在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中，就是由于美国人创造出了相应的信用等级制度、抵押贷款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和没有边界的金融及衍生产品的市场交易制度，引诱出来了人们对于财富追求无限的欲望，美国人早先还有一定边界限制的“住房梦”，由此转化为无边界的“富翁梦”，加上少数的个例在这等制度游戏中，得到了巨额的货币财富数量，导致出整个美国社会人人都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幻想弥漫开来。
一个本来十分简单的道理，即人类不可能超越某种基本边界来创造自己生活和生存空间的铁律，就在这种近似于疯狂的制度安排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无疑，一剂社会性制度安排的毒药，当然要由整个社会的剧痛来承受。在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里，我们再一次读懂了制度安排的双刃性，尤其是它巨大的社会破坏性。
按照制度学说的理解，美国的这次危机是制度安排不当造成的。若是我们换个角度，从人性上去看，制度安排不当，还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带来的。一方面，因为制度的安排者，也是人，他们受自己“贪婪”之性的驱动来构建制度，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出一个无限的“贪婪”制度空间来；另一方面，他们安排制度所依据的，也是社会他人在人性方面表现出来的“贪婪”属性，他们认定人们会高度地信仰和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究竟是人的“贪婪”本性造成了制度安排的畸形，还是制度的力量，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换言之，究竟是人性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还是“人造”的社会制度为主导力量？我们对此是很疑惑的，不过，在我们的理解里，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的确带来了人性善恶的某种激励或是驱动力量，至少，它是一种重要的加速力量。坏的制度，为人性的贪婪提供最完备的彰显动力的空间。
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是人性“贪婪”论者，但我们同时也是人性“贪婪”可改造论者。对于后者，我们的看法是，意识形态是可以转化的，制度安排是可以调整的。虽然说，经历过无数次由人的“贪婪”造成的灾难后，人类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除去人的“贪婪”本性，否则，“次按贷款”危机就不可能出现或只是轻微地带来负面影响，但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人性“贪婪”的这种规定，具有弱化和改造的可能，尽管这样的弱化和改造需要相当长时间，需要更多更大的痛苦经历。
中美老太太故事新编
美国“次按贷款”危机发生之前，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见面了。
中国老太太说：“向你们美国学习，我从银行贷款买了房，辛苦了好些年，现在快还清贷款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们又创新了，我什么辛苦也没有付出，从金融机构借"次按贷款"买房不用还，还能赚钱，下辈子都不愁啦！”
中国老太太羡慕不已。
美国“次按贷款”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又见面了。
这次美国老太太抢先说：“明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还贪心去借"次按贷款"买房，活该现在一无所有！你们可千万别学我们！”
中国老太太一时无语，陷入沉思。
（原载2008年第12期《读书》杂志，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