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研究——薛宝钗：3天光云影共徘徊

　三

　　看起来，儒道文化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驰，彼此对立的：一个主张积极入世，乐观进取，一个主张消极避世，退让求隐；一个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一个讲究任其自然无为不争的觉悟；一个要求仁而爱人，大济苍生，另一个却提倡忘情寡欲，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儒道二学自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宣扬进取行仁的同时，也强调中庸，反对走极端。他认为“师也过，商也不及”，师（子张）与商（子夏）的行为或失之偏激，或失之迟钝，不能达到中庸，终有遗憾，是所谓过犹不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主张不随意揣测，不作绝对肯定，不固持己见，不唯我自是。意、必、固、我，都是固守己意，不肯变通之意，这样做难免产生偏差，走向极端。孔子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不知时变，死守节操，自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对此发挥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这说明孔子本人是一个能进能退、随世而处、善于变通的人物。现实中的孔子在“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屡遭碰壁之后，曾点的那种淡泊无求、怡然自乐的人生理想，自然就获得了他的赞同。这与他素来所主张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活态度是相通的。“无可无不可”，这就和道家“安时而处顺”的处世态度有了精神上的契合点。同时，儒家强调理性精神，主张以理节情，也不是不要感情，而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适可而止，不淫不伤，这与道家不内伤其身的无情说也有合拍之处。在漫长的历史里，封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提倡“三教同源”、“三教合一”之说，将儒道释思想各取所需地糅合扭结在一起，这就更使儒道文化在反对、抗衡的同时又接受、融合，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理学家找到了儒道文化思想上的重合点，将两学的相通因子加以沟通和发挥，实践了彼此的融合渗透，形成新的文化思想，使之不再是纯粹的儒或纯粹的道。存天理灭人欲，涵养性情，因性而明，弃情用中，便是文化合流的产物。“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过乎眼也，……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这是主张以理节情，对人世间的生死荣辱漠不关心，以物观物，情累都忘，随物迁化，“情顺万物而无情”。这是一种既儒又道的情调，显示了浑融涵厚的文化色彩。

　　儒道文化的互相补充，彼此渗透，造就了历史的和时代的思想氛围，成为几千年中封建士子亦进亦退心态的文化渊源。他们往往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既可胸怀大济苍生的抱负去闯荡天下，建功立业，也能在失望深重之际归隐山林。怀有同样悲剧心态的作家在潜移默化的接受中，在无才补天的慨叹和潇洒尘外的向往的彼此撞击激荡中，将传统文化思想的交融互涵特征潜在地注入了笔下人物的躯体和灵魂，化作形象的特有气质。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儒道文化彼此涵融的土壤和氛围里生长的薛宝钗，思想性格中自然会有冷热相济、光影共存的倾向。她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态和才干，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能力和襟怀；既有“钗于奁内待时飞”的热望，又有“不语婷婷日又昏”的冷凝。在具体的待人接物中，她常常是温厚关切和淡漠超然兼有，处于有意无意之间的中间境界。62回中和宝玉谈心时，提到自己所知的比玫瑰露、茯苓霜事件还大的事，即是一例。比常人了解得多，是宝钗的精明细致之处；将详情告诉平儿，已经是一种关注，但自己并不出面，却又是旁观者、局外人身份，并不真正介入。而这处理问题的过程，对宝玉的叮嘱，却实在是又显温厚，又显世故。诸多场合，她的善于以理驭情、以理节情的功夫，使得她心静意淡，免于内伤己身；她的以退为进、柔外刚内的策略，又使得她避嫌远祸，不曾随风逝去。儒文化推崇的停机之德和道文化追求的高士之道，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这个形象之中。协助纨探理家，薛宝钗内心本不愿意，因碍于王夫人面子，“只得答应”。对此脂砚斋的看法是：“宝钗此等非与阿凤一样，此则随时俯仰，彼则逸才逾蹈。”“随时俯仰”，也就是能进能退，随世而处，是“无可无不可”，亦是“安时而处顺”。这已相当于一种能代表封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的才能。作者借这样一个闺阁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出传统合流文化的兼容性和复杂性，寄寓了一定的理想内容。薛宝钗以她气质中文化意蕴涵厚幽长的特有风采，成为作者魂牵梦绕的“兼美”理想的内涵之一。

　　薛宝钗气质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是既道又儒而又非儒道各半的。温厚练达，体上怜下，平和稳重，善解人意，毕竟还是儒家文化思想浸润甚深的结果，用“温良恭俭让”来概括薛宝钗思想气质的主体特征，可谓恰如其分。道文化的淡泊超然，无为无情，作为一个次要的气质内容配置在这一形象上，亦有一番妙韵。此外，薛宝钗形象中也并不能排除释文化的一些内容的存在。释家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儒家舍生取义的道德原则、“善推其所为”的“恻隐之心”相通；它的出世理论，与道家逍遥尘外的蝉蜕之风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儒家说“无可无不可”，道家说“同谓之玄”，释家则言“色即是空”，三教在思想上由合流而合一，尤其在“修心养性”问题上达到一致，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嵌入国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需求，影响到每一个社会个体，使之思想气质或深或浅、或淡或浓，印上了合流文化的投影。薛宝钗一边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歌颂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理想人生，透露出济世补天的高昂格调，一边却向往人生的“均匀”之道，为自己能不为外物所感、情守于中、“任他随聚随分”的气质而骄傲，同时又由衷推崇“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超脱清净。对王夫人说人参原应“济散穷人”的话语，既有儒家仁而爱人、“君子周急不继富”的伦理精神，也有佛家慈悲为怀、施舍众生的意味。而她待人接物时的不疏不亲、不远不近态度，不喜不笑、不愠不怒的风格，可以说是具备儒学精神的端凝持重，也可以说是带有道家无为不争的豁达淡漠意味，亦可以看作染上了释文化的超脱无欲印痕。所以宝钗在自矜“珍重芳姿”、“不语婷婷”之际，又追求“花更艳”的目标，同时又格外欣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神境。服药，冷极亦香极；咏花，色淡而质艳；做人，无情，却动人。淡泊无欲的外表，无为不争的手腕，乐观进取的内核，便构成了“淡极始知花更艳”的美学内涵。李纨评价宝钗的诗作含蓄浑厚，在表达人生向往、披示现实心态方面，宝钗作诗抑或做人，确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

　　薛宝钗修身养性的结果，并不能冲破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去大济苍生，辅国治民；也没有能够挽回家运，辅助丈夫立身扬名；甚至没能给自己创立一个幸福宁静的未来。“识宝钗”之识，只能让自己暂时地以慧眼看透大观园内的是非祸福，没有像迎探湘黛那样在转瞬间随逝水委芳尘，但她还是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性安排，如一枚金钗为时代大雪所深深覆埋。脂砚斋说，宝钗是为“博知”所误。确乎如此，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生活信条的宝钗，实际上却学贯古今，才兼凤探，被她讥为“杂学旁收”的宝玉，其学识还超不出宝钗的知闻视野，宝玉屡屡赞她“无所不知”，湘云称她为“通人”，博知多才使她成为封建时代闺阁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可是博学多知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氛围里，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作者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写出这几个“小才微善”的知识女性如何被雪埋风摧的过程，写出封建“天理”对人尤其是闺阁知识分子的内在价值的全面抑制、摧残和扼杀的历史，以完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意。另一方面，金玉姻缘也未能如金玉般牢固持久。宝玉对个性自由的执着追求，感情上的真正觉醒，对兼美目标的痴望，黛玉逝后内心深处的痛楚，已交织成一种无法释怀的精神品格，与宝钗之间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冲突。钗玉可以结合，却难以产生情绪和感觉的共鸣，宝黛式的精神契合与心灵共颤，在钗玉之间是难以出现的。“博知”造就了宝钗，也淹没了她自己。说宝钗是“博知”所误，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