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朋友”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信力建

2010-04-23 | 欧洲的“朋友”是怎样对待中国的

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曾被毛泽东称它为“东欧社会主义的明灯”——也是中国在欧洲的唯一朋友。既然是唯一朋友，当然也就舍得在它身上大把用钱了。

根据前中国国际办公厅外事处长后改任军委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先生的回忆：“当时阿尔巴尼亚已转入正常建设，军队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很过不去的困难，可是他们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来，一来就是一长串‘帐’单，一副不容讨价还价，非给不可的架势，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五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毛泽东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然而，即使这样喂，对方也觉得不满意，到了1974年10月，其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李先念、李强、方毅等与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李先念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其他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方很不满意，代表团团长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阿代表团回国后未像过去那样宣传。过去每谈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后，代表团回到国内同中国使馆人员见面时都要宣传中国给阿的巨大援助，中国使馆外交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时，首先是大谈在北京谈判的成果，会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谢意，会感谢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等。此次代表团回到地拉那机场时，见到中国外交官迎接，根本不提在北京谈判的事情，更没有感谢一类的话。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从此以后，中阿之间在各方面降了温，阿当年就降低了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规格。

这下，中国方才明白，对方是一个喂不饱就翻脸的“社会主义明灯”，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