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劳动者的

五一劳动节亦称“五一节”，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无产队级、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此节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自然对这个节日格外重视——每一年五月一日，苏联政府都要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活动，说是庆祝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那么，在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地位究竟这样呢？

就政治地位而言，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也曾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的完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在具体而复杂的实践中，列宁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直接民主”思路有些“理想”化了，无法现实操作，考虑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因此，在为新的政治制度定型时， “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行政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经典作家对“直接民主”的空想设计，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抗不过“目的论下的暂时集权（专政本身即有暂时独裁之义）——代表人民——‘权力高度集中于代表身上’成为定型的制度”这一自然走势。

在现实生活中，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政权，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政权。为人民的政权，不是“是人民的政权”。是政权自我认定“代表”人民，不是“人民自己选代表”。人民不仅没有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压根儿没有对政治权力的主权。当“为人民的政权”不为人民、甚至压制人民之时（象斯大林对苏联农民所做的那样），人民拿“为人民的政权”没有办法，既不能批评它，也不能撤换它。人民即便不想让“为人民的政权”代表他们，可“为人民的政权”偏要代表他们，人民并无表达拒绝意见的自由。

经典作家抛弃了英国的权力制衡论指导下的间接民主理论，在吸取了巴黎公社经验后，初步设计了上述那个“直接民主”蓝图。但是，在实践中，那个“直接民主” 蓝图显得过于空想而不可操作，革命领袖选择了“红色的间接道路”——建立为人民的政权——实质上是非民主的高度集权全面控制的体制，作为定型的新政治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表层理论建构（“直接民主”蓝图），最终被其内部的深层理论走向（目的因下的自为论、代表论等“红色的间接道路”）所压倒。最终，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与经典作家的理论设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

实践者列宁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美好的社会大善的设计，与在物质实力较量的游戏规则决定下、在胜利法则决定下的行为选择，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列宁当初发誓要建立彻底消除了官僚主义的新政治制度，结果新政治制度在斯大林时代定型下来时，变成了高度官僚主义的，而且是对党和人民实施大规模肉体灭绝的制度；列宁曾设想废除常备军，革命后曾将500万红军大幅裁减，然而几十年后，苏联军队在拥有能够毁灭人类数十次的核武器之后，仍保持640万的兵员，位列世界第一；列宁曾痛骂沙皇俄国是警察国家，要建立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家，事实上，到了制度定型的时代，秘密警察掌握的权力仅次于最高权力拥有者斯大林，其肆意作为严重影响了苏联人民的安全；列宁曾指责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然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更适合于戴这顶帽子。

就经济地位而言，7 4年来，苏联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并不大50年代以后，苏联政府比较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战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比战前快得多。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及东欧国家相比，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苏联人民的收入主要有三项来源：职工的工资和集体农庄的集体劳动报酬；国家和企业提高的社会福利；个人的副业收入。1986年以后，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少数苏联公民的收入来源也有了新的渠道。总的来看，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战后29年来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许多问题如市场供应紧张、肉奶等基本食品短缺，消费品质量低劣，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1985年以来，由于经济混乱，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为降低。据统计在1989年的1200种消费品中，有1150种为短缺商品。在1991年，40—50％的苏联居民已处于贫困界限。

当然，经济上是否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前苏联普通劳动者的经济生活单从数字方面看，也许不那么难看，可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跟官僚阶层一比较，就会看出其窘境来了。

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官员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作‘斯大林钱袋 ’的附加工资制度。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 10：1）。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严厉处罚的。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 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 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

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之大的确是惊人的。“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指‘红包 ’）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平等的理念和财产公有的理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一种违法腐败的泛滥。但是，公有制的无主性或者官员代管，却为第二种腐败 ——合法特权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在其他制度中，需要财政上“平帐”，在这里不需要，直接地取用便可。民众永无机会了解上面的帐目。所以，“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这第二种腐败主要不是个人直接掠夺性的，官员们因为可以合法享受特权，也就不必去冒违法掠夺以满足其物质欲望的巨大风险。因为合法，所以他们便自以为理所当然。

按官员等级分配特权，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等级差别，特权就变成了滥施恩惠，失去了促进效率、培养服从和依赖的直接价值。斯大林的政治取向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单靠镇压和恐怖无法建立高效的行政体系，需要按等级分配的特权作为润滑剂和补偿。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无产阶级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在特权阶层的挤压下，一般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也就乏善可陈了。很多时候，挂羊头的，卖的往往是狗肉，苏联如此，其他号称无产阶级国家的，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