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蒋氏父子

陈诚与蒋氏父子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

1961年美国邀陈诚访美，欲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以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陈诚亦以自己的行动坚持民族大义，对历史作出了交代。

【蒋眼中的“股肱之才，战场死士”】

陈诚，浙江青田人。1918年，21岁的陈诚考进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后该校因直皖战争爆发而停办。

1923年，陈诚任建国粤军中尉副官，于肇庆讨伐冯宝初战役中，胸部中弹负重伤。蒋介石以大本营参谋长身份至医院探视，知其英勇，又因同为浙江子弟，印象深刻。出院后，陈诚受蒋介石拔擢，出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1924年10月，一批苏联火炮运抵广州，陈诚随同蒋介石前往视察，蒋当面询问他是否有意担任即将成立的炮兵连连长，陈慨然允之。后来蒋介石告诉陈诚，本欲任命你为特务队队长，你反而情愿低就官衔次之的连长——这让蒋介石益发器重和赏识陈诚。近人或谓陈诚夜读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途经，入帐询问三民主义精义，陈诚对答如流，故博得蒋氏信赖的这段故事，只能视为稗官野史。综观陈诚获得蒋介石青睐的原因，一为两人之结交互动，二为陈个人之战功。

后来陈随蒋北伐，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一次，全团仅存三百多人，辖下三位营长一死两伤，陈诚仍坚持奋战，并派一支奇兵抄敌后路，使敌军猝不及防，终获胜利。由是观之，陈诚之于蒋介石，不仅是股肱之才，更是战场死士。

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国民政府展开裁军计划，第十七军缩编为第十一师，陈诚任副师长，这就是后来通称为陈诚嫡系班底“土木系”的“土”。中原大战打得最激烈时，蒋介石晋升陈诚为第十八军上将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此后先后兼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并任“剿匪”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1934年5月，陈诚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扩大训练国民党军军官。同年9月，在第五次“围剿”中进占瑞金，迫使中共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陈诚续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不遗余力攻击区内红军留守部队。1936年5月，中共进入陕北，陈诚被调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并奉命准备华北抗日的各项工作。

陈诚的前半生，始终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除了能力出众，忠心不贰的人格特质也是他受蒋青睐的原因。西安事变时，随蒋视察西北的陈诚亦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陈氏老长官兼好友严立三曾赠言陈诚妻子谭祥（字曼意，其父为谭延闿）：“交把中华民国”。严的用意，是要宽慰谭祥，把陈诚命运交给“中华民国”，不必焦虑。事变结束之后，陈诚把严立三这段话记在日记里：“交把中华民国。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随节西安蒙难，立三兄以此语慰曼意，录此自勉。辞修廿六年元旦，武昌。”

【反对委曲求和  力主对日抗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一心，齐力抗倭。早在1930年，陈诚即奉蒋介石之命，与钱大钧等人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时称观操）。日军演习时分成东西两军对抗，东军约有一师兵力，辖有机械化车队，西军有一师和一旅兵力，辖有重炮部队。演训目标是练习以不同兵种在复杂地形从事运动战。

陈诚回国后在呈送蒋介石的观操报告中指出，日军之训练与装备，我军均远不及之，日军之所以邀中国军官观操，目的在炫示武力。他并送给蒋两件纪念品：一是“大演习纪念册”，陈诚题字“伴君如伴虎”，暗示中国在日本旁边处境的艰危。二是一本“东岛风物彩片”相簿，封面上写“红映中华民族之血”。陈诚在册子里写道：“东岛进步，实肇始于甲午之役，勒索我赔款二万万两，及汉冶萍公司等，垄断中国之利权，数十年来强取豪夺，挹此注彼，始成其物质文明之突飞猛进。国人士游彼邦者每眈享受之乐趣，而忽其所由来。余于十九年冬讨逆军事告竣，东渡观操，觉娱乐之念息，戒惧之心生。置此作为警惕。”陈诚的这段话，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对日本虎视眈眈中国的判断更显示了自己的见识。

八年抗战期间，陈诚直接参加且为中外瞩目之战役，为淞沪战役与武汉保卫战。他不断提出各种战略建议，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整体战略构想的形成是作出了贡献的。淞沪战役爆发前一个月，陈诚去信蒋介石，认为与日和平无望，应尽速攻击前进，不要坐视日军后续增援，并建议如敌军进犯长江，我军应整体发动，肃清日本在租界区和各地的屯驻部队。20天后，正在庐山着手军官训练的陈诚，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力主只有“抱积极战之目的，全面战之方针，始可得万一之和平，与一部之胜利，否则无法言战，更无法言和”。陈诚反对委曲求和的看法，与何应钦等主和派站在对立面。

淞沪战事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急电陈诚返回南京共商大计。陈诚在南京待不到一天，即偕同熊式辉到上海视察战场。返回南京后，熊式辉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和日本打仗，陈诚则力驳熊言，坚主为今之计，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陈诚告诉蒋介石，华北战局扩大势不可免，一旦日寇占有华北，其快速部队必定从华北沿平汉铁路直驱武汉三镇，如此发展，中国战场将被切割为东西两块，在战略上对我国不利。只有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避免由北而南的攻势，转而诱导日军由东而西，沿着长江仰攻的打法才对我有利。在此之前，陈诚这套战略思维已在1936年10月于洛阳面报蒋介石。蒋当即连声赞同：“打、打，我们一定要打！”遂大举增兵上海，日军也被迫继续扩大淞沪战事。不久，蒋介石初步划定了全国范围的抗战攻防序列。

1937年8月24日，陈诚指挥部队加入淞沪战场的左翼军。日军海陆空协同作战，我军牺牲惨重，仅能阻挡日军进逼，无法实施聚歼。10月初，我军退守继续抵抗，日军续增援逾20万人。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场全局指挥。淞沪战场是长期抗战的基础，也是国际观瞻的焦点。随着战场的变化，陈诚重新拟订了攻击计划。

11月9日，松江、枫泾同时失陷，我军逐渐陷入敌军大包围之中，苏州河南岸的情势亦极端不利，陈诚开始着手准备全线撤退。蒋介石在电话中不同意立即后撤，以九国公约在布鲁塞尔开会，为争取国际同情，命陈诚再撑3天。陈诚亲至昆山前线一座宝塔内坐镇指挥，苦撑3日后全线撤退。

淞沪战役打了整整3个月，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总计此次战役中，我军伤亡官兵约20万人，日军约7万人。国民党精锐部队虽受创严重，但在政治上，中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陈诚本人不光战略上出谋献策，也在火线与敌作殊死搏战。日本军机屡屡飞临上空，肆意轰炸，有好几次，指挥所刚搬走，敌机便循迹而来。在淞沪战场上，随从人员多人死难，陈诚仅以身免，部下见长官不畏死，亦愿以身殉国。

陈诚面对的第二场大战，是驰名中外的1938年武汉保卫战。陈先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后又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保卫战众多战役中最值得追忆的一场战斗。日军遭我军坚强抵抗，战况空前激烈，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陈诚领导的第九战区仍作反攻之部署。这时，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指令，限令在10月25日弃守武汉。综计从6月11日至10月25日，敌我双方在此次会战中至少投入了150万兵力。其中，日军伤亡照陈诚估算为2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人数达40万之众。

【大撤退：危急关头的“镇山之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由于军政各端诸多失措，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败涂地，各方视陈诚为罪魁祸首。很长一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谤议腾腾之际，1948年6月5日，也是陈诚离开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三个星期后，他进入上海陆军总医院动胃溃疡手术。术后，陈诚情绪低落，遂以养病为由，不复仕出。

思来想去，陈诚认为台湾气候温和且交通便利，环境清幽，物价便宜，较适合养病，遂于10月6日偕妻眷乘飞机抵达台北。从这天到1965年3月5日身故异乡，陈诚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

陈诚赴台养病两个月期间，为前线战局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野压力愈见沉重。1948年12月29日，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字伯聪）忽登门求见，魏氏告知陈诚，接获总统密电，电文内容仅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第二天，《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电讯，称“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台湾省政府，并任陈诚为省主席。

东北挫败的阴影挥之不去，陈诚虽间接接获蒋介石指令，但心态似仍冷淡消极，故而在魏道明辞出后，随即去电蒋介石，称：“魏伯聪有远见，应仍请其主持台政，职可在军事上以个人关系予以协助……”蒋介石正为陷于胶着之淮海战役殚精竭虑，得知陈诚犹未到任，即急电催陈速速到任：“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紧接着，又去一电催促：“命令业已发表，应照伯聪兄之意从速交接……总以勿再游移为第一要义。”1949年1月6日，陈诚仅带随从人员一名匆匆就任。蒋介石得知后急电称许：“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蒋介石的任命，主要着眼于陈诚可以忠诚落实他的撤退台湾计划。陈诚心里明白，他的任务除了继续在台推动政务，革新省政，更为艰巨者，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让军队与机关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能从容不迫、平平安安地从大陆撤运到台湾。

于是，陈诚到差的第二天，就召集台湾各方在基隆港举行会议。陈诚到基隆后，才发觉事态严重。他这样在回忆中描述：中央军政机关迁台单位数量激增，战后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赔偿机器赶运至台湾，上海商人也不断从大陆进口货物到台，均集中于基隆、高雄两个口岸码头。基隆港原有码头18座，陈诚视察时进港船只已多达41艘，把狭窄的基隆港挤得水泄不通。据当时的统计，那时一条船要装卸货物，有的需时40天以上，外港还有船只因不耐久候，原船开往其他地方者。

陈诚明白这副担子极其沉重。他原想远离是非圈，避居台岛，没想到如此夤缘之下，蒋介石却挑中他作肩负大撤退计划的主事者。

戎机紧急，陈诚上任之初，疏运港口成为他最重视的工作之一，目的就在于便利大陆物资运台。在陈诚及所辖干部的努力下，战后百废待兴的基隆、高雄等港口又恢复了战前的活力，大陆撤退的军民、物资均能大体接运抵台。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年代，陈诚成为危急存亡关头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在案头便条纸上陈诚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

【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之功】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时说过一番话：“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五十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陈诚初掌台政，政治与经济各方面问题重重，少数台独分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当务之急，是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按：指耕地佃租不得超过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此举限制了地主的收入，保护了佃农的利益）、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

陈诚借鉴以往任湖北省主席时实施过的“二五减租”，实质精神与“三七五减租”相近。陈诚表示，租佃制度本来就应废除，但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一方面不希望以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加上当局没有足够资金收买或者征收这些土地，故只好改革现行租田制度，以阻止有钱人利用土地投机牟利。为避免人亡政息，陈诚还透过“立法院”，通过了“耕地‘三七五减租’减租条例”。根据事后统计，实施减租后佃农的地租减少，平均收入增加了30%，而且佃农努力增产增加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因此实际增加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比例。 

改革币制，也是陈诚对台湾的重要贡献之一。陈诚主导的金融改革完成以后，原本扰乱金融秩序的投机事业不复发生，金融活动纳入常轨。台当局币信巩固，物价平抑，使得台湾逐步脱离战后贫穷阴影，走向经济复兴之路。台湾能有日后之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陈诚实有奠基之功。

走出大陆失败的阴影后，陈诚对蒋介石贡献良多，不论于公于私，都无愧于蒋。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对美国多有顾忌，担心在国共内战失利且美国放弃援助的情势下，去台湾会对其不利，故多次对莅台踌躇裹足。蒋介石此时的复杂心理，陈岂能不知。5月11日，陈诚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文说：“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职陈诚。”隔了四天，蒋介石仍未置可否，陈诚又去一电催促：“……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他以电报向蒋介石保证安全，暗示蒋可免除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后蒋于1949年12月10日撤到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复职后，为投桃报李，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院长”，一则回报陈诚半生戎马之耿耿忠心，二则回报陈不断催请撤退台湾以及对自己切身安全的保障。

【在美国人“拉陈抑蒋”的阴谋面前】

陈诚半生追随蒋介石，体察强人之政治性格，故终能顺应风向，将权力平稳过渡。 1954年，蒋介石推举陈诚为第二任“副总统”党内候选人，于同年5月就职。1957年10月，蒋介石更提拔陈为国民党副总裁，俨然有成为接班人的架势。从这时起直到1963年12月，陈诚身兼“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三大职务。

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一些朋友时,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又说，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位撰稿人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又说，蒋同美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蒋、陈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会向历史作交代。（廖心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自1949年底至1963年终，陈诚领有台湾行政权力凡十四年，这十四载正是台湾从战后残破穷困的局面，朝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年代。无论在农业、工业、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陈诚都是国民党治台期间奠定稳固基础的开创者。昔时台人尊称陈诚为“陈诚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人与大陆人关系紧张，陈诚能得民众如此爱戴，足证他在主政期间一步一脚印之实绩已普受肯定。 

【三条遗言耐人寻味】

至于陈诚与蒋氏父子之关系，后人有诸多评说。江南的《蒋经国传》如是说：“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这是1963年间，江南笔下陈诚政治生活之困境。斯时，蒋经国已当上“国防部长”，总绾兵符，政工系统、特务组织早已纳入“蒋太子”指挥体系。陈诚名义上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又岂能不知蒋老先生之心思。

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向来备受岛内外人士注目，但外间多有推想臆断之说，少有真人真事实际经历能旁征博引者。衣复恩先生回忆录曾缕述其本人与蒋经国结怨经过，有段蒋经国与陈诚之故事，颇为传神与真实。

衣先生叙述，一天，他接到陈诚武官韩采生上校的电话，谓辞公想看看U-2的空照。陈诚与衣复恩一向交好，衣说，“副总统”要看，岂有不从之理，就将U-2照片和资料亲送阳明山辞公寓所。谁料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去拜访陈辞公。这次蒋经国的“不期而遇”，是碰巧还是人为，衣复恩始终想不透，但他猜想蒋经国心中可能对此事很不高兴。衣复恩事后认为，这次去辞公府上，没有事前向蒋经国报告，是他自己的疏忽，也凸显他不懂政治的性格。如此置身高层之间，自然危机四伏。

衣复恩还讲了一段蒋经国抱怨陈诚的故事。蒋经国亲口告诉衣复恩夫妇，他对陈诚并不太认同。党的中央委员选举，实际上他（蒋经国）的得票最高，但把第一名“让”给了陈辞修。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逝世，毕生恩怨归于尘土。生死大事，亦是管窥蒋氏父子与陈诚实质关系的最佳场域。台北《大华晚报》在陈诚逝后的一篇社论中有云：“时未半年，国丧两位大老。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挽歌未歇，辞修先生‘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的遗言又萦绕耳际。”《大华晚报》社论还透露了几项讯息：“辞修先生临终前一日，总统亲往视疾，辞出时还留有泪痕。昨晨病情恶化，总统令长公子蒋经国将军终日守护在病榻之旁，蒋夫人亦亲往探视，对陈夫人抚慰备至。”

陈诚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出版的《陈副总统纪念集》，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的悼念文章、祭文、挽联等。以悼念文章而言，由官员署名的按例均系本人亲自撰写，或者委诸绍兴师爷手笔而仍由本人署名，论篇幅少说亦有上千字。殊不知，蒋经国的那篇悼文，竟只有短短九行字句，且是由编者捉刀代笔。蒋经国写道：“陈副总统逝世，国防部长蒋经国至为悲恸，他沉痛哀感的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蒋部长还追忆的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他曾经晋见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在3月1日上午。他说：‘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副总统虽在病中，仍感殷殷以国事为念，并且对我个人勉励有加。’蒋部长心情沉重，他说，他追随副总统，备承指导爱护，至今近三十年。想不到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副总统竟一病不起，这真是国家和党无可补偿的损失。”

陈辞修暮年担心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存在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问题。他通过台湾当局发表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其中点出的三条：“一心一德”、“不要消极”、“内部团结”，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颇耐人寻味。陈诚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中共方面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尽管外界盛传蒋、陈之间晚期互动渐趋冷淡，似有矛盾存在，但蒋介石对陈诚的故去悲怆不已，则为不争的事实。他亲手题写了：“辞修同志千古”，并在挽额上亲书：“党国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