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家族”迅速崛起 公众忧虑权钱联姻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 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新富家族”崛起有怎样的特征？这些家族与政治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族？带着这些问题，人民论坛在组织专家深入分析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调查。人民论坛调查表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获得了公众肯定，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对于“新富家族”,人们最大的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

　　勿须讳言的是，迅速崛起的 “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 “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因此，面对“新富家族”的崛起，对普通公众而言，需要具有理性思维，正确认识；对于执政者而言，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科学应对，防止权钱联姻。

　　中国新富家族崛起

　　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罗天昊

　　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新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势力，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典型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目前，中国的个别商人家族，亦想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

　　这种官商交织现象值得警惕。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目前，部分官员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新富家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家族了，而其从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庇荫，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

　　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传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

　　管 健

　　中国目前出现了很多新富群体，无论是富豪排行榜，还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富二代，都让我们在日益崛起的新富背后，看到家族风生水起的力量，一种中国新富家族模式的凸显。

　　文化是家族再次兴起的内核

　　家族也是谱系，总让人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藤系中的一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中国文化则要加上一个副词--“更”.钱穆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是儒家传统所主导的社群主义社会，社群的核心小至家庭，大至家族。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下，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人们最先依赖家庭、亲属来维持生活，维持生存。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以血亲为关系纽带，而且连接着地缘的相邻关系，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传承构成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个人的修身和价值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形态。

　　中国人通过关系而定义自我，通过“我在关系中”而了解自己。这种关系首先是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个人意义与祖先的恩泽和家族的命运是联系到一起的。一个人做错事叫“有辱门庭”、“丢祖宗八代的脸”;一个人取得成功叫“祖宗显灵”、“祖坟冒青烟”;人们的最大梦想是带给“祖先荣耀”、“惠及子孙”;人们最担心的是“死后怎么向祖宗交待”、“子孙们怎么看我”.就连骂人也可以窥见国人对家族关系的看重。你对美国人说“你是猪”、“你是木头”,他就会气愤得不行，而这些语言的杀伤力在中国不堪一击。中国人最感愤怒的语言不是把你等同于植物或者动物，而是对你祖先、父辈、家庭或家族的辱没和羞辱，这种国骂直接会唤醒中国人极其强烈的愤怒感。据史载，《战国策》中的齐威王说了一句“叱嗟，而母婢也！”便成为最早的史料记载的国骂了。可见，中国人对家族关系的重视的程度，每一个人都是家族的一个环节。尽管从古代中国到现代社会，时代飞速发展，但国人内心深处的对家文化的认同依旧如此。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诚然，在解放初期，打破一切旧观念，人们曾经对家族嗤之以鼻，然而文化内核性因素早已成为一些固守的集体记忆，总会迸发出来。在这种行动逻辑中，作为互惠的方式，人们会选择“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文化土壤。

　　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重视家族，希望家族不断繁盛、子孙享受荣光，其实内心人们热望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也就是说，社会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所能调控的各种资源尽可能将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自己的子女，甚至惠及子孙。然而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人们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但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一直未变。

　　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土地是可以世代承袭的，在村落中的权力关系也因为土地和财富的承袭而巩固。家财万贯、米烂陈仓、广厦千间，良田万顷是恩惠后代的最好财富。伴随着这些财富的拥有，人们在乡村和族群中的权力关系和地位也开始凸现，这些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断世袭的。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从西周后数千年如此，皇权、族权都是血缘关系的产物。所以人们相信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买到良田多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除了土地和财富之外，家族永续发展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考取功名和官运亨通。因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缺乏法制的护佑，无权无势单有财富是不够的，满门抄斩和财产充公随时可能发生。若要有常青的基业，需要有权力和地位的依靠，所以在传统社会便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个个莫不弹冠相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囤积土地传承子孙是不可能的。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日益推进法制建设和民主改革，世袭的权力和地位荡然无存，个人的成就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地位和权力需要民主选举和法制监管。

　　这样一来，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唯有依靠家族企业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商企业的系统性改造使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家族企业都已销声匿迹，只有极少的老字号民营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因此今天的民营企业几乎无一不是崭新的。这些风生水起的家族新富势力的核心领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大多集中于地产、能源和一些新兴行业。

　　项继权

　　中国是一个家族传统浓厚的国家。历代王朝借助家庭伦理、家族制度及“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实行社会控制。

　　第一个时期，从西周至春秋初期，我国实行宗法制度。如周代，周王自称天子，天子是“天下宗主”,他把土地分封给各国诸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的废除，宗族制度也开始瓦解。在此过程中，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中独立出来。

　　第二个时期，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典型形式是世族门阀大家族。这一时期，原有的小家庭和小家族逐渐被以世族门阀为典型形式的大家族所代替。大家族的形成与土地兼并有直接的关联。到东汉时期，门阀地主已经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出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遍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的状况。东魏、北齐时，出现刘氏、张氏、宋氏、王氏、侯氏几个大宗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第三个时期是从宋代开始，至明清时代，出现庶民的家族或家族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这一方面是随着科举制度进一步推行，选拔官吏基本通过科举，人们入仕不再受门第的制约，“孙以祖贵的现象不多见了。”

　　在不同的时期，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如果说在春秋战国以前，家族治理表现为家国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的话，那么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 调查结果

　　- 75.56%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 65.58%的受调查者认为，成功得益于“家族经济的组织优势”

　　- “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86.5%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新富家族发展最大的忧虑

　　“新富家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财富家族，其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家族，这些财富家族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了起来。

　　不同的新富家族有不同的表现。一些新富家族自觉、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得到了大众的赞誉，成为新的榜样。而另一些新富家族因为“为富不仁”受到公众唾弃，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原上海“首富”周正毅等。

　　新富家族的崛起，将深远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新富家族公众怎么看？未来发展走向如何？其发展壮大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人民论坛杂志社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做了关于新富家族公众看法的网络调查。同时，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抽样调查了320位普通群众。本次调查参与人数总计4975人。

　　创造财富的“英雄”

　　75.56%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2.23%的受调查者认为“不佳”;21.2%的受调查者认为“很好”或 “好”,其中认为“很好”的占5.9%,认为“好”的占15.3%;认为“一般”的占受调查者的26.57%.由此可见，五成的受调查者对新富家族的评价不是很高。

　　为什么人们对新富家族的评价不高呢？“有些新富家族的发家史，是通过行贿、钻政策空子、搞权钱交易等不光彩手段聚敛财富的。”“一些人在成为新富后，便开始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藐视大众，置社会秩序、市场规则不顾，即便是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也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 “在当今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人无疑是社会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仅仅创造财富是不够的，他（她）还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人民论坛记者采访的部分群众表示。

　　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42.5%）。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以上采访调查结果反映出，公众对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家族企业这种商业形式本身，以及对家族企业的财富并无负面印象，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认为，改革开放后，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以家族的形式迅速累积，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家族企业，这股力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球瞩目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真正原因。新富家族虽然在素质上说有许多不足，但它首先是一股鲜活、生猛的积极力量，其学习改进的能力与其市场开拓的动力完全可以媲美。

　　新富家族的崛起“值得肯定”

　　--72.35%的受调查者认为，成功得益于“改革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当今社会一批新富家族崛起，您认为他们成功因素主要在于？”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改革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占总 72.35%）、“家族经济的组织优势”（占总65.58%）、“善于与政府官员搞关系”（占总25.34%）。另外，19.82%的受调查者选择“家族成员的谋略和奋斗”,13.68%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具有某种官方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了活跃社会的突出观察点。这是家族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没有这个大环境，新富家族也就无法造就。”“ 家族企业，并不像1980年代的流行认识，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时、落后与封建的经济组织形式，相反，它是一种既古老又极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最普遍的经济组织模式。”人民论坛记者采访的部分专家表示。

　　家族经济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共同的利益的感召下，依靠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家族之间产生了创业期的极大凝聚力，团结奋斗，不计报酬，这使家族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壮大，迅速崛起，最后成就了新富家族。

　　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巫继学告诉人民论坛记者，总体上看，新富家族的崛起值得肯定。新富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长久未衰的经济组织形式，有其内在“基因”--家族文化，正是这一本质“基因”,决定了家庭经济乃至家族企业的长久生命力。

　　专家表示，社会转型期许多体制机制还不到位，对政府公权还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权出卖现象，商人出现营商困境，纷纷选择与官员打交道的方法，这是公众关注新富家族的政治背景或官方关系的主要原因。

　　“您如何看待当今社会上一批新富家族的崛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7.2%的受调查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的现象”;58.94%的受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要鼓励更多的新富”.另外，有35.68%的受调查者认可“要进一步规范新富家族的市场行为”;22.3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高高在上，已经脱离了社会大众”.

　　不能将新富家族与权贵资本主义划等号

　　--“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86.5%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最大的忧虑

　　“关于新富家族的发展趋势，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占总 86.5%）、“家族经济管理如何实现向现代化转型”（占总26.8%）、“家族经济如何培养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占总16.56%）。

　　“黄光裕的悲剧，就在于官商一体。”“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已经告诉全球，如果不在体制上彻底实行政府公权与商业行为的隔离，不建立政府公权的约束机制，将会有很多个体生命为此付出代价。”网友留言讨论。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家族经济进入了一个接班人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成为财富家族传承发展亟待要解决的问题。有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富人家族的孩子中，只有约10%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成为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人。对不少新富家族来说，不是富过三代的问题，而是能否富过两代的问题。

　　关于新富家族的未来走向，52.5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发展趋势不明确；45.66%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将发展为一个社会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38.98%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将深刻影响政府决策。只有23.22%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将承担起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角色。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 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具体数据难以精确，但显示出中国财富家族创造出了庞大数字的社会财富。财富的不断累积，必然会寻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和社会影响力。

　　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但要谨防这种“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陈光金

　　在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政商合作”,而且还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学商合作”.这种“精英联盟”,在部分领域、部分地方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否认也不可回避的事实。或者也可以认为，“精英联盟”正在成为中国新富家族的一种重要特征。

　　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为何常发出相同的声音

　　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发生了多维度的广泛而深刻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实质，则是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者说是全社会范围的利益分化。

　　这种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三大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空间的逐步形成，从而造就了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群体，而新富家族是典型的经济精英群体。

　　这种社会分化，有一个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利益的差别化或利益不平等的扩大化。在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的改革收益，而处于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的社会阶级阶层获得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的更少的利益。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所谓的定型化趋势，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富二代”、“穷二代”以及 “官二代”,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

　　在许多其他涉及各个社会阶层重大利益和权利调整的方面，现有的一些制度实际上也是固化现有利益和权利格局的重要机制，例如征地制度、拆迁制度、农民工制度以及被认为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其中当一些制度在实行中明显具有损害社会中下层的利益的时候，即使在法律位序上低于相关的国家法律，但却显得异常强悍，可以与后者对抗。在不断上演的征地拆迁悲剧中，即使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时代，土地被征用、房产被拆迁的普通公民的相应物权并不能抵抗征地和拆迁者的公权（或者资本权力）。如果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呈现出定型化的趋势，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这三个领域活动的精英们，在改革和开放的话语下，从各自的角度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从而形成某种博弈格局--并且显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精英与大众双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双赢的局面日渐被打破，各类精英集团从改革发展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大于大众的收获，这一点，在我们以往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中得到了验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精英群体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受益者，即使在那些属于精英集团的被调查者中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部分控制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社会精英们何以几乎总是在涉及利益和权利格局调整的问题上会发表着相同或相似的声音，并且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往往还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

　　谨防“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在当今中国的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乡镇企业的多方密切关照，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政商合作”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乡镇企业经过改制已经基本转型为私营企业，但这种“政商合作”并未停止，最近一些地方的党校主动培养“富二代” 的广受争议的做法，其实也透露出这种“合作”所达到的程度。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也如火如荼，改制过程中“政商合作”的影子同样无处不在。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精英联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社会对于这种“精英联盟”现象的看法，对于“精英联盟”现象的社会后果的认识，虽然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可以看到，否定性的评价似乎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够客观。理性地看，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精英之间合作，与其他地区展开经济发展竞争，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另外，客观地看，“精英联盟”尚未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或一些时候，不同精英之间似乎并未真的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少见，例如，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可能由于政绩获得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可能由于施政理念上存在差异，对待经济精英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精英联盟”之间，并不能轻易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新的总体性的“精英控制”,垄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机会。最后，还要看到，中央政府对此也保持着警惕，反腐败和打击官商勾结的力度不断加大就是证明。

　　当“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把改革变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时，人民群众就会由改革的受益者，变成“改革”的包袱

　　黄苇町

　　近些年来， “特殊利益集团”、“新富势力”、“权贵家族”等陆续见诸报端。虽然用词不同，但所抨击的，都是部分社会强势群体企图挟持公权力，独占改革利益的现象。其中三类群体尤其引起人们诟病。

　　一是部分垄断行业、企业领导人员，利用其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二是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三是某些有背景的家族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攫取超额利润；有些“草根”出身的企业家，也通过重金收买权力来获取资源优势。在新富家族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这些都说明，尽管国内和党内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组织化的特殊利益集团，但在权力强势群体和资本强势群体中，确实出现了一股相互勾联的势力。他们不仅觊觎经济、政治高地，还把触角伸向学术和舆论领域。在新崛起的财富家族中，不仅已有人进入人大、政协，还控制了若干媒体，拥有不少“食客经济学家”作为代言人，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强话语权。用“权势分利集团”来形容这股看似无形、却能对改革形成很大牵制力量的社会势力，也许更合适。

　　最大的危害是使改革变形

　　“权势分利集团”一旦实现了对公权力的“绑架”,危害是巨大的：

　　第一，强化短期行为。“权势分利集团”一心只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并不在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就决定了公权力一旦被挟持，必然出现大量“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哪怕耕地锐减、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矿难频发也在所不计。而一些起家资本不多的房地产商，能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富豪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建筑在从项目立项、银行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直到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公关”活动上的。在他们成为公开富豪的同时，也造就了若干隐蔽的富豪。

　　第二，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权势分利集团”对政府俘获活动的重要表现，就是使改革的走向脱离改革初衷。例如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先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市场竞争和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要适时通过政策调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这方面的调控力度已明显加大。但“权势分利集团”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既得利益具有刚性，绝对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此，对于党和国家试图平衡各种利益的改革，他们总是采取软拖硬顶的抵触态度，或者千方百计使之扭曲变形，使避免两极分化的措施不能到位。

　　改革，作为利益的再分配，不可避免会付出一定社会代价。但如果经常出现多数人承受改革代价，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情况，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必然下降。

　　第三，破坏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基础。当“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把改革变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时，人民群众就会由改革的受益者，变成 “改革”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稳定的基础必然被削弱。而越不稳定，就越要急功近利地推动GDP高速增长，做大蛋糕，缓解矛盾；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出符合强势群体要求的“改革”举措，扩大贫富差距和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从而使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被扭曲。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首先要坚决阻断权势分利集团和公权力的联系，从根本上讲则要消除“权势分利集团”存在的土壤和活动空间。

　　防治“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要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措施，我认为最重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阻断权钱交易，也要严惩行贿。资本强势者和权力强势者通过权钱交易结合，是“权势分利集团”形成的重要渠道。过去我们对行贿受贿区别对待，对受贿处罚重。而对于行贿方，或出于对被敲诈勒索者的同情，或出于为固定受贿证据而做出的承诺，或出于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往往从轻发落甚至不予追究。但行贿者收买公权力获得的不法利益，往往是受贿者所得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行贿活动也不会因受贿人落马而停止，会向新的对象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对 “害群之马”的宽容，实际上是对守法者的惩罚，对社会公正的亵渎。因此，不仅应使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也要使行贿的富豪倾家荡产。让行贿者“不敢送”,才能对腐败活动“釜底抽薪”;让办事人“不必送”,才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的竭诚拥护。

　　第二，要打破、重构固化的利益格局。“权势分利集团”因共同利益而结盟，利益导向变了，结盟情况也会变化。比如，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很容易使某些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在推高房价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如果主要以各种民生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和财税分成的依据，就有利于把地方政府利益与当地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并成为对各种与民争利行为的制衡力量。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使强势权力集团手中的权力和强势资本集团手中的财富，逐步向公民社会，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健全法制，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切断权力强势者、资本强势者和舆论强势者相互勾连的通道。包括制定限制行政权力沟通经济权力的现代行政法，限制经济权力依附行政权力的现代民商法，以及有效约束垄断组织伸向社会各领域之手的社会组织法等。

　　我们面临的“权势分利集团”的特权、垄断、管制、审批等寻租活动，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问题的症结，在于旧体制的控制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主导着资源配置，要素市场的形式有了，但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起作用。

　　第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消除“权势分利集团”的治本之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宗旨，但不能不承认，公权力变成特权的现象仍屡见不鲜。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才能使公权力和资本权力彻底切割，使“权势分利集团”失去立足之地。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循序渐进，包括加强舆论监督，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转变政府职能，培育新社会组织等，可以说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