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千家族平均财富5.6亿 执政者须防权钱联姻

　　中国“新富家族”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新富家族”崛起有怎样的特征？这些家族与政治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族？带着这些问题，人民论坛在组织专家深入分析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调查。人民论坛调查表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获得了公众肯定，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对于“新富家族”，人们最大的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

　　勿须讳言的是，迅速崛起的“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因此，面对“新富家族”的崛起，对普通公众而言，需要具有理性思维，正确认识；对于执政者而言，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科学应对，防止权钱联姻。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新富家族崛起

　　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罗天昊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新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势力，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典型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目前，中国的个别商人家族，亦想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

　　这种官商交织现象值得警惕。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目前，部分官员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新富家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家族了，而其从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庇荫，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

　　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传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

　　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族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