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概述

中国话剧概述

　　中国的戏曲艺术有着800年以上的历史，由南宋戏文、金元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地方小戏直到现代新戏曲，不断地发展蔓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戏曲艺术家，对京剧的内容和演出形式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先时代的要求。曾经流行一时的时装新戏，乃是对中国戏曲进行改革的尝试。在旧剧改革和西方戏剧的双重影响下，20世纪初出现了学校演剧活动。1907年在东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同年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1909年天津南开学校剧团等所演的“新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春阳社于1908年上演的《迦茵小传》，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成型的话剧演出。1910年以后新剧被称为“文明戏”，多是用幕表的形式，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在这前后，这种戏剧形式还有“爱美剧”、“白话剧”等名称。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把它定名为“话剧”，意在使之与中国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

　　中国话剧只有约八、九十年的历史，它形成于20世纪初，在“五四”运动前后已臻成熟。此后，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分为现代当代两个时期。

　　中国现代戏剧以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戏剧的众多流派为起点，在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浪潮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五四”作为中华民族一次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使广泛介绍西方文化（包括文学、戏剧）成为历史的要求。由于社会改革的需要，中国文化界首先推崇、介绍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翻译出版易卜生的剧作为前导，在20年代曾创作一批社会问题剧，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揭示现实的社会问题。在20年代，西方现代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不少作家产生深重的影响，出现多种流派广泛探索的局面。宋春舫曾介绍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剧作和理论。田汉曾倾心于西方的新浪漫主义，他的早期作品有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郭沫若曾特别推崇德国的表现主义剧作，他早期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剧作，也具有表现主义的特点。

　　从20年代末起，中国现代话剧的主潮是左翼戏剧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中国话剧同中国现实革命斗争的联系更为自觉，更为紧密。由这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中国话剧经历了左翼戏剧、国防戏剧、抗戰戏剧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戏剧等阶段；中期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孤岛”、沦陷区的戏剧活动，30年代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戏剧活动，以及由此发展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活动。在此20年上下，中国话剧运动波澜壮阔、斗争尖锐。继20年代崛起的田汉、郭沫若、洪深、阳翰笙、欧阳予倩、熊佛西、丁西林等第一代剧作家之后，又先后出现曹禺、夏衍、阿英、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石凌鹤、吴祖光、杨村彬、沈浮、王震之、胡可、李伯钊、杜烽、傅铎等优秀剧作家。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构成了中国戏剧画廊的长卷，显示了现实主义主流的确立和成熟。他们的作品，以及外国优秀剧作的上演，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促进了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繁荣。

　　五四时期，在著名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下，一批反封建的青年学人创作出了《终身大事》、《卓文君》、《新人的生活》等很具影响的话剧作品。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杰出的剧作家曹禹在30年代所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部曲。这些剧作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娴熟的技巧，被公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与此同时，夏衍以《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反映农村生活的《五奎桥》、《香稻米》、《青花潭》等三部曲，也是该时期中国话剧的鼎立之作。同期，洪深、应卫云、唐槐秋等一大批优秀导演和金山、赵丹、金焰、白杨等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在中国话剧的成熟期脱颖而出。

　　2O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抗戰救亡成为中国话剧的主要基调。这期间，《怒吼吧，中国》、《回声》、《放下你的鞭子》等以反抗侵略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

　　40年代，成熟了的中国话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作品：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生的《天国春秋》；均是以史鉴今的优秀作品。曹禹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老舍的《残雾》等，撑起了这一时期中国话剧的天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话剧的开始。无论是在话剧院、团建设、戏剧教育，还是创作与演出的各个方面，均给予大力扶持并成就可喜。《茶馆》是新中国话剧的一座丰碑；《关汉卿》是历史题材创作热潮的一个标志。此后，中国话剧又经历了约40年的极为曲折的历程。

　　1949—1966年这17年间，社会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的局面，为中国话剧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使其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普及和巨大发展。在此期间，曾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全国新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总数有数千之多，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中国话剧走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败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话剧很快复兴，并出现了以“社会问题剧”为主潮的繁荣局面。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文学艺术流域，中国话剧创作演出中开始了多方位的探索。有些剧作家更着力于对戏剧内在意义的深化。有些剧作家则更着力于对戏剧外在形式的更新。话剧大胆吸收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戏剧的优秀成果，在《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权与法》、《报春花》等剧作之后，出现了“探索剧”创作演出的热潮，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帷幕。如反映社会问题和具有探索精神的《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等，均因其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揭示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1986年以后，多方位探索已出现分股合流的趋势。与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相并行，戏剧理论研究与戏剧批评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这是中国话剧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中国话剧将会出现新繁荣和发展的预示。

　　崛起于8O年代末，兴盛于90年代的中国小剧场运动，以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为排头兵，开启了中国小剧场运动的先河。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童叟无欺》等15台剧目的同时，还展开了对小剧场戏剧美学特点及意义的探讨；‘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演出了《留守女士》、《热线电话》等13台戏，有力地推动了小剧场戏剧的发展。9O年代末，小剧场运动的方兴未艾，一批年轻的导演和演员为之倾心投入，殚精竭力。《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坏话一条街》等剧目频频上演，仅北京一年便有十数场的创作及演出，专家誉之为是“小剧场话剧在撑起中国话剧的半壁江山”。

　　此外，当代的中国话剧在儿童剧、军旅戏剧和少数民族话剧及历史剧的开拓等领域中亦大有成就。

　　谁给话剧起的名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戏曲领域里出现了全国规模的改良运动。同时，在日本新派剧和欧洲戏剧的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早期话剧，当时叫新剧，又称作文明戏。新剧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夕，后来经中国早期话剧奠基人任天知领导的进化团总结这一新兴剧种的经验，探索创新，并吸收外来营养加以发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格局。早期的优秀剧目有《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空谷兰》、《梅花落》、《珍珠塔》、《恨海》等。

　　到1928年，经著名的戏剧家洪深提议，将这种主要运用对话和动作表情来传情达意的戏剧样式定名为“话剧”。从此，这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剧种，才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正式名称。

　　中国话剧最早的职业剧团

　　进化团是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第一个职业剧团，它1910年冬成立于上海，领导人是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先后参加这个剧团的主要成员有汪优游、陈镜花、王勾身、肖天呆、钱逢辛、顾无为、查天影、陈大悲等。进化团于1912年秋解散。任天知是同盟会会员，剧团成员也多是倾向革命的青年，因此进化团的戏剧活动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

　　1911年春节，进化团打出“天知派新剧”的旗号，首演于南京，接着又到芜湖、汉口等地，相继演出了《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等剧，因内容抨击时政、宣传爱国思想，遭到清朝政府查禁。辛亥革命爆发后，进化团成员积极投入光复上海的武装斗争。上海光复后，进化团接连上演了任天知创作的揭露清朝腐败、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12幕时事剧《共和万岁》和8幕话剧《黄金赤血》。1912年春在上海公演后，赴扬州、镇江、宁波等地流动演出，为辛亥革命作了有力的宣传。

　　进化团在其活动的两年中，创作、演出的剧目很多，除上面所列剧目外，重要的还有《恨海》、《珍珠塔》、《黄鹤楼》、《苦海花》、《血泪碑》等。这些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表达了当时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愿望。

　　进化团提高了中国早期话剧的演剧水平，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在演出中，它采用幕表制的创作方式，由演员根据剧情提纲进行即兴表演。剧中角色分为生、旦两大类，然后再根据人物性格，把角色分成不同的派。为适应宣传的需要，在剧情发展中常穿插进一大段议论，因而相应地创造了一种“言论派正生”角色。在语言上，普通话和方言并用。进化团的这些特点，对后来的新剧团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话剧剧本

　　1907年春阳社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时的合影

　　一般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的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从而《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的第一本话剧剧本。该剧本是由中国早期话剧奠基人之一曾孝谷改编的。

　　曾孝谷参加了春柳社1907年到1908年期间的4次公演，在编剧、表演和舞台美术各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以他饰演的角色以《茶花女》第三幕中阿芒的父亲为最成功。同时期，他对《黑奴吁天录》剧本进行了重大的加工和再创作，此剧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在帝国主义迫害下勃兴的民族思想，在艺术上，第一次采用了话剧的形式，这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话剧剧本。

　　五幕剧《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哲而治被主人转借他人，他替人发明了机器后，受到原主人的嫉恨，因而被召回深受虐待。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另一家农奴主的奴隶，由于主人要以奴隶抵债，他们面临母子分离的悲惨命运。后来，他们都逃跑出来，杀出重围，得以团聚。该剧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在思想内容上很有现实性。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还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无不显示着已开始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才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

　　中国第一座西方剧场

　　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外国侨民涌入中国，上海成为他们主要的聚集地。在此，他们演出一些西方戏剧以自娱。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它由外国人经营管理，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

　　一些曾留学国外，或对西方戏剧感兴趣的中国人，时常出入于兰心大剧院，他们有幸在中国本土上观看西洋戏剧，逐渐对这种新鲜的艺术样式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该剧描写一位乡下财主，到城里缙绅人家做客，见到豪华场面便不知所措，闹出了许多笑话，大丢其脸。此人回家后立志做官，居然捐得个知县。虽然，他也学得一些官场礼节，怎奈不会断案。后来终被革职，当场将官服剥下，而里面露出的仍旧是乡下人的土布衣衫。

　　这出戏“既无唱工，又无做工”，演出方式同传统戏曲迥然不同，但其中一些情节却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的。学生演戏活动的开展，打破了中国人传统意识中视演戏为贱业的局限，为后来的留学生演剧以及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此外，这类演出，演员是中国人，所吸引的观众也多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这就使得西方戏剧不再是少数洋人的专享，而开始缓慢的走向中国民众。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话剧艺术教育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是中国培养戏剧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前身是1925年秋成立、赵太侔任主任、余上沅任教授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

　　1926年秋，学校聘熊佛西接任系主任，改称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要教师有熊佛西、余上沅、樊际昌、徐凌霄、赵元任、朱君允等。戏剧系设有4年制本科和2年制预科，本科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三、四年级分表演、舞台装置、编剧三个组。

　　熊佛西从发展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出发，主张戏剧系应以学习现代话剧为主，从而使得话剧艺术教育正式进入了中国大学。他以注重通才教育，培养戏剧各方面人才和加强戏剧实践为办学方针，各组均设实习课。戏剧系先后举行过12次公演，演出《一片爱国心》(熊佛西编剧)、《孙中山》（熊佛西编剧）、《压迫》（丁西林编剧）、《群鬼》（易卜生编剧）等剧，1933年，戏剧系停办。

　　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是中国30年代中期以前开办时间最长的一个戏剧教育单位，课程设置较完备，教学经验也较为丰富，培养出章泯、杨村彬、张寒晖、贺孟斧、张季纯、王瑞麟、王家齐、刘静沅、刘尚达、肖昆（女）等一批戏剧专门人才，为推动中国话剧、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教会学校与中国话剧的关系

　　20世纪初，西方教会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学作品、戏剧艺术普及到了东方。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1.西方戏剧在中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而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故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2．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翻译剧、改编剧的翻译、改编、上演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但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意在教外”，别有所图。其一，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其二，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但是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精神的文学作品。

　　3．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话剧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话剧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与此同时，在话剧的逐渐繁荣昌盛的过程中，话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的形式下，对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和一致对外，不作亡国奴的战斗情绪，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戏剧工作者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卫卢沟桥》，并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戰。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汇聚武汉的进步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演出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形成空前大普及的壮阔局面。

　　1938年10月第一届戏剧节上演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轰动一时，可谓这时期剧目的代表。1939年后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在重庆成立，话剧演出剧场化。《一年间》（夏衍）、《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于伶）、《雾重庆》（宋之的）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3年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带来营业演出的新特点。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各剧团连续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国春秋》（阳翰笙）、《法西斯细菌》（夏衍）、《戏剧春秋》（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剧目150余台。这些话剧的公演，对唤起中国人民“一致抗日”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4年2—4月，广西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28个文艺团体演出话剧27台，是一次话剧艺术的大展览大检阅。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突出表现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解放战争时期，话剧活动处于低潮。《清明前后》（茅盾）、《升官图》（陈白尘）、《丽人行》（田汉）的上演是这时期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