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后的四大名旦剧团(上)

    ●陈徒手

    尚、荀成“三心二意”代表人物

    1958年大跃进骤起之时，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剧团尚属民间职业戏曲团体。当时经过“反右整风”、向党交心等政治运动，北京原有的36个民间剧团已被整合成27个，原有的三千多名戏曲艺人中有647人被强行下放到工农业生产岗位，有12位所谓“封建恶霸”、“坏分子”被逮捕管制。从当年北京市文化局的档案文件，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在激荡的风云际会中，四大名旦剧团不可避免地处于分化飘摇之中，其代表性人物也陷入上进、徘徊及日渐衰弱的循环路径中。

    四大名旦中，由于程砚秋较为积极的政治态度、与周恩来等上层领导相对通融的联系及早逝，在目前能看到的正式文件中，文化部门党组织对程多持正面甚至有些客气的看法。对梅兰芳个人是鼓励有加、待遇优渥，但对梅剧团则是政治要求过严。在1958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改造民间职业戏曲剧团的方案》中，直接把梅剧团的管理方法称之为“封建班主的经营模式”，认为是主要演员说了算，民主管理制度未能树立起来。

    在一般情况下，程、梅的外在状态较为平稳，政治运动波及时当局也会适度调控。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尚小云、荀慧生的命运最为周折、坎坷，官方在内部对他们的负面评价大大多于正面，1958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党组这份改造方案中的一段话就是一例：“政治挂不了帅，两条道路的斗争尚未解决，大部分上层演员对党还是三心二意，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尚很严重。演出现代戏不够积极，表演上的低级庸俗作风仍然存在个别剧团中。”尚、荀二位就是文化局党组心目中的“三心二意”代表人物，很自然地成为北京市一级改造教育的重点统战对象。

    1958年文化局党组几次发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坚决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建立起人事审查制度，搞清每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纯洁戏曲队伍，使这支戏曲队伍成为一支积极力量，由国家统一调动，听党的话，成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对梅、尚、荀剧团的整肃和剥离，列入1958年至“文革”爆发前夕文化局党组长久的工作程序中。

    1958年秋天，在北京所有的27个剧团中，中共党员仅有寥寥可数的十名，全部剧团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此后文化局加快向剧团派遣党员干部，在内部个别吸收入党，竭力建起党的支部或小组。派往梅、尚、荀剧团的党员开始时多为“辅导员”身份，以后逐步地演变成特派性质的“政治协理员”。这些强势入团的党员干部带着改造教育的目的，以阶级分析的革命化眼光对待剧团的人与事，很容易与尚、荀这样的演员老板型的一批旧式艺术家产生理不清的纠葛。

    三个民间剧团都已衰弱不堪

    时至1959年初，梅、尚、荀三个民间剧团已经衰弱不堪，既有外界政治风雨的冲击，又有本身结构不尽合理、不够周全的内因。

    1959年1月20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给市委文化部送上一份报告，名为《关于对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三个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整顿的请示》，内中称：“由于几年来这三个剧团沿袭着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剧团内各种制度尚未经过彻底改革，在艺术阵容上除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个人和剧团内个别老艺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外，整个阵容则是很差的，也没有固定的业务学习时间和系统的排练计划，有戏则聚，无戏则散。因此，必须迅速进行整顿。”

    梅、尚、荀剧团各有演职员四五十人，年龄大都在三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在文化局看来，梅剧团大部分成员与梅兰芳舞台合作年限较长，对梅派传统艺术比较熟习，因而有一定艺术成就或有发展前途的演员有二十四名；尚剧团有艺术成就或有发展的约十四人，占三分之一，市文化局党组还估计，该团需下放劳动、退休养老或转业改行的即二十多人；最差的当属荀剧团，在演职人员中无发展前途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入团离职全凭与主演的关系好坏来决定，因此在青年中很大部分条件很差。

    三剧团还存在行当不齐的现象，如梅剧团缺铜锤花脸、小生、二旦、武行、宫女等，演出时必须向其他剧团借人，不仅演出节目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很难维持经常演出。尚剧团则缺武生、二旦、小生、老生等，乐队中没有好鼓手和年龄相当的琴师，导致演出剧目减少。鉴于荀剧团人手短缺，文化局艺术一处几次建议从北京京剧团抽调老生、小生、小花脸、二旦、武生等二十多人，补齐荀剧团的基本阵容。

    正由于阵容不整，三位主演及一批同时代的老艺人岁数过大，台上形象渐衰，剧目被政治性过滤后过于单一，三剧团在北京的演出上座率严重下滑。1959年4月6日文化局艺术一处《关于荀慧生剧团目前情况和进行组织整顿的报告》称，荀剧团剧目贫乏，目前仅有十一出戏可以勉强上演，致上座率很低，一般在一两百人，致使国营剧场营业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按去年11、12月和今年1月三个月份的平均售票情况来看，每场收入55元，每月收入1825元，尚亏欠2400元。团内有八位员工因收入太少，很难维持最低生活标准。

    报告中最后披露，预料荀剧团在今年三四月份将春节期间所积累的二千多元用完之后，剧团之最低薪金即将无法开支。

    考虑到社会影响,剧团暂得保留

    1958年12月，在与三位主演接触后，市文化机关党组向上级汇报所得到的情况：“梅兰芳本人曾几次表示愿意搞好剧团，继续演出，并表示在剧团内大力培训青年演员，来继承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尚小云本人表示，愿意再唱几年戏，要唱到70岁；而荀慧生本人一再表示，不愿意继续再唱下去，因此演出合同只订到明年三月份。”

    据此，党组认为梅兰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梅剧团的存在与否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建议在加强政治领导力量，彻底改变经营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保留梅剧团，充实一大批有基础的青年演员或学生。由此可见，正是梅兰芳身上的政治光环和配合姿态及艺术地位，让决策者有所顾虑，使梅剧团得以保全。

    而对尚剧团则提出一取一舍的两个方案：一是由于尚小云较为上进的表态，剧团予以保留，但明确要求彻底改变原有面貌，补充一批思想健康和稍有艺术基础的青年演员；二是解散剧团，对尚小云本人和个别艺术上有成就的艺人安排在戏曲研究机构或教育单位，青年力壮者应下放到工农业生产岗位，从事体力劳动，各得其所。党组赞同第二个方案，但执行上有顾忌，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尚小云和个别老艺人在思想上不易接受，因此仍暂且倾向于第一个方案。

    对荀剧团的处理方式更为简略：“荀慧生本人不唱，荀剧团的存在则没有必要。因此我们意见，荀剧团可安排解散，荀慧生可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只是在稍后段落中补充一两句：“但在处理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其安心愉快，服从分配。”

    这个一棒二杀的整顿方案在1959年1月26日市委文化部部务会议上没有通过，其原因在字面上没有显现，但事后一些文件多次提到“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影响”这样措辞。梅、尚、荀三个剧团暂时得以保留，市委文化部决定从市戏曲学校本届毕业生和社会上补充一批演员，妥善处理冗员，使这三个剧团能够保证经常演出，又做到人员精悍。

    1958年12月这个整顿方案虽然未获通过，但其中“摆脱封建的班主制”、“解散阵容不齐的剧团”、“培植新生力量”等要点一直贯穿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并不断被深化和强化，直至四大名旦剧团最终的解体。

    改成国营剧团后的各种矛盾

    1959年对于命运莫测的剧团来说，是花落花开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借纪念程砚秋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贺龙等的明确支持下，中央文化部指令市文化局成立了专演程派戏的青年京剧团，从南京、宁夏特地调来程派弟子赵荣琛、王吟秋，由此中央高层期望的四大名旦剧团的格局总算形成。当年12月30日四大名旦剧团顺势统一改为国营剧团，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并调派一大批戏校毕业生充实各剧团。

    国营后，各剧团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在经济形势很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国家共补贴四个剧团七万七千元，1962年计划补贴四万五千元，1963年全年补贴在上半年就超支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很快呈现出来，依赖国家、积极性弱化的懒汉行为大量出现，名演员因取消旧式票房的自主权，不满剧团的收支被束缚，屡次向上级伸手要高薪。文化局党组在几年间报告中反复向上呈述：“演员中‘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很严重，有些名演员还不考虑剧团收入和国家经济情况，要求增加工资，如赵荣琛现在工资每月500元，已是高薪，而他仍要求提高工资；荀慧生在北京拿文艺一级待遇工资，在河北省戏校每月拿300元，在演出时还和剧团拆账(拿演出收入三分之一)，这样他还不满意，要求增加演出的拆账率。”

    令人惊讶的是，刚刚国营不久，1960年市文化局又把四大名旦剧团中的部分戏校毕业生抽出，单独组建市戏校实验京剧团，着眼点在于让毕业生与旧剧团疏离，文化局称之为“不能让老班主老艺人在政治上带坏年轻学生”。为保持原有阵容，又将原京剧院三团分别补充到四个剧团。看上去像是一个简单的腾挪措施，但因成年和青年人的艺术年龄、听从程度的差异，引发了后来诸多的矛盾，让剧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人为此相争、困扰许久。

    当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梅剧团时，原梅剧团的人都承认这是党的重视，可以相得益彰。但合作不久，双方的冲突日显突出。梅派老演员与梅兰芳的夫人认为三团补充以后影响了梅葆玖的发展，原三团的人深感委屈，也认定与梅剧团的合并不合适，1961年文艺整风时为此闹得满城风雨。此时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读到梅兰芳本人对此事的看法，或许年老的梅兰芳在风波中有意超脱，轻易不表心事。

    1963年7月25日，市文化局刘景毅执笔完成的关于整顿四大名旦剧团的请示报告中，简略地汇报了双方争执的要点：

    剧团对梅派主要演员梅葆玖、梅葆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还是注重安排的，打炮仗先让葆玖演，安排葆玥唱压轴戏。尽管如此，终究因为是两套人马，不能完全照顾一方，其他主演也得合适安排。因此梅派人的心情总是不够舒畅，加上他们受了一些人宗派情绪的影响，总觉得受三团的气，三团压着他们，关系总搞不好。

    原三团的主演李慧芳、叶盛章还有一些中层演员到梅剧团后，与梅派合作一直没有搞通思想。李慧芳说：“有了(梅)葆玖，何必要我？我不在梅剧团戏还可以多演，在梅剧团老让着葆玖，我自己的发展也成问题。”叶盛章说：“在三团还可以有我叶派，到了梅剧团武丑便无用武之地了。”演员周金莲一直批评领导说：“三团到梅剧团，根本就是决定错了。”

    梅剧团最近的情况更坏，李慧芳嗓子又长了小结，治了很久，现在才勉强上戏。梅葆玖从去年起就成了长期病号。不少人反映他主要是思想病，加上他怕外出吃苦，更要托病不工作了。梅葆玖老不演戏，一直要非梅派的演员挑着，长期不演梅派戏，空挂着牌子，对内对外政治影响都不好。

    对于组织安排中的失当，报告中多有抱怨：“这几年由于人事的变动，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实无法解决，难再维持下去。”

    报告中所提到的梅葆玖的“思想病”，成了梅剧团发展中的一个死扣。梅派老艺人对梅剧团与三团合作“老处不好”(市文化局报告的习惯用语)感到不安，同时也对梅葆玖、梅葆玥艺术处境的担忧日益加重。梅葆玖作为梅兰芳的传承人，梅派老人公认他有一副好嗓子，业务上如急起直追可以站得住。但梅葆玖又让老人们着急，他们告诉文化局干部：“梅兰芳死后，(梅葆玖)虽一度想正经地干，但时间不长，劲头又回去了。他……辜负了大家的希望。”(见北京市文化局1963年7月25日请示报告)在老人们看来，梅葆玥虽经过高师传授，但他以女唱生，个头矮小，嗓子窄，很受条件限制。梅派子弟某种程度上的难有作为，对梅剧团来说是一种烦恼的内部制约，构成了一个让人非议的话柄，无形中更加重了流派与非流派之间的冲突。

    （本文未完，敬请继续关注本周四历史版。）

    ◎陈徒手，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等，现居北京。

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

——— 珠三角非典型诈骗个案实录

    “身上背个冒牌皮包，兜里揣着二百零钞；远望像归国华侨，走近像港澳台胞———仔细一看，乖乖，原来是市场营销。”这是对跑业务人员的调侃。在珠三角商贸圈，这种业务人员比摆地摊的还多，他们拿着低廉的工资，靠一张嘴谈业务赚提成。出差补贴每个厂家都统一了个市场指导价，吃住行每天150元自理，所以，各个厂家老牌的业务员也形成联盟，一出差就电话联系，吃就大锅饭，睡就一张床，从中省出点喝酒钱来。

    这天晚上，老钱、小孙、大奎三人，就挤在广州一家酒店的双人房里，就着啤酒花生闲聊扯皮，说的就是出差的故事。小孙是个新业务员，被他当老板的爸爸派出来锻炼的，第一次出来，就被人骗得只剩下一个裤衩！

    请君入瓮——— 小孙的故事

    小孙第一次到广州跑业务，穿得像出国旅游一样。在厦门机场排队换登机牌、托运行李时，他抽空打电话联系了广州的代理商范总。范总听到少老板亲自出马，不敢怠慢，要派司机到机场接。小孙也不客气，跟范总说了航班时间。

    一个多小时后，小孙下了飞机，走出新白云机场出口，看到很多举着牌子接客的人。正乱着，一男一女拿着个牌子挤到他身前，牌子上写着：“接泉州来的孙先生。”那男打量了小孙一下，热情地说：“您就是孙小强先生吧？范总让我们来接您！车在外面，我们走吧。”“孙小强”就是小孙，他心想，范总的人办事能力就是强，一下子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也没细想，跟着他们上了一辆桑塔纳。

    路上听他们介绍，男司机姓解，女的是范总的秘书，姓梁。梁小姐性格开朗，一会儿就跟小孙闹熟了，借了他的iPhone玩游戏。

    车子出了机场高速，又开了约一个小时，突然抛锚了。小孙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刚好旁边有一家汽修厂，解司机跟着车在那边修理，梁小姐带着小孙到附近闲逛等待。走到一家超市时，梁小姐红着脸让小孙等一下，说她今天不方便，要买女性用品。小孙也不好意思，便站在门外等她。

    等了十几分钟，不见梁小姐出来。小孙心里嘀咕，进去一看，哪有梁小姐的身影！马上跑到附近那家汽修厂———解司机和车也都不见了！小孙感觉到不对劲，想给范总打电话，才想起电话已经被梁小姐借走了；更惨的是，除了行李、公文包放在车里外，他随身的钱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摸走了。

    天色已黑，汽修厂也关了门，小孙站在郊区路边十分无助。这时候一辆拉客的摩的正好经过，小孙忙把他拦住了，跟拉客仔说了情况，要求他载他到某某公司去，到了付双倍的车钱。拉客仔听了小孙的话，说：“你肯定是被骗了！”拉客仔是个实诚人，说到某某公司还有几十公里，都是郊区的路，他也不敢去。不如给他开一房间，然后联系公司的人过来，把房钱还给他就行了。小孙感动之后，开始有点怀疑，但心想自己现在身无分文，对方也没什么可图的，就跟着那人走了。拉客仔在附近帮他开了一个房间，不好意思地说：“老板，等下房钱你也能给双倍吗？”小孙说：“绝对没问题！”幸好还记得范总的电话，小孙跟他借了手机，跟范总说了情况还有现在的地址。范总那边接不到人正着急呢，说一直打不通小孙电话(被梁小姐给关机了)，问了地址后说马上来接！终于联系上了，小孙松了口气，给拉客仔递了根烟就去洗澡了。

    小孙洗完澡，出来一看，拉客仔不见了，他自己的衣服鞋子什么也不见了！小孙气急败坏地找来服务员，也不是什么正规的旅馆，那服务员说，那人交了四十块钱，定了一小时钟点房，时间快到了。小孙一身名牌，能值几千块，那拉客仔用四十块前就弄走了……

    小孙最后是站在破旅馆门口，穿着内裤被范总的人接走了，也算是完成他爸爸锻炼他的目的了。

    听完小孙的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而小孙到现在还不明白对方的骗术。老钱说，行走江湖，钱财不能露白。你在厦门机场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被人盯上了，你的名字、范总的信息等等都被他们掌握。有组织的骗子都是联网的，你肯定被他们拍了照，用彩信传到广州机场的同伙那里，于是，他们认出你后就抢先把你接走了。至于后面的拉客仔，也是他们一伙的，属于骗局中“清道夫”的角色，看看你有没有报案什么的。你一身名牌，那个“清道夫”不过把骗局升级一下，赚点外快而已。老钱喝了口酒，说：“不过这也不怪你，初出茅庐嘛！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我做业务十几年了，前不久也被骗过。跟你差不多的！防不胜防啊！”

    移花接木——— 老钱的故事

    老钱是一家制罐设备厂的业务员，前不久谈妥了中山一家长期买他们设备的公司，马上坐车过去谈合同。

    到了中山，出站后，老钱赶紧跟那家公司的鲁总联系，问他公司地址……正讲着电话，十几个摩的拉客仔围上来抢生意。老钱赶紧上了一辆摩的，开出了车站后，老钱跟拉客仔说了地址。地址有点偏，拉客仔说他听都没听过。老钱只好再给鲁总电话，鲁总说了一大通路名，老钱听得云山雾罩。鲁总说：“这样吧，你给司机听吧，我跟他说怎么走。”老钱就把电话给摩的司机了。拉客仔接过电话，停了车，一直“唔唔”地应着，说：“136××××06361，对吧？”说着，用嘴巴示意老钱把号码记下。挂了电话，拉客仔说：“那老板说了，他们厂有个货车司机到市区拉配件，你跟他的车回厂就行了。你自己跟他联系一下。”老钱就拨了那个136开头的手机给货车司机打电话。司机说鲁总跟他说了，他在某某路那里等货呢。于是，拉客仔就把老钱拉了过去，那司机正站在路边等，拉客仔收了车费，把老钱扔下就走了。

    货车司机对老钱态度很冷淡，老钱是个老业务，懂得讨好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又有求于人，于是敬烟点火，十分恭敬。司机的脸色缓和过来，说，到了就给鲁总个电话吧。老钱说是是是，就拨了鲁总的电话。电话刚拨通，司机说，我跟鲁总说吧，说着拿过手机，说：“喂，鲁总……我正装货呢！钱先生？他已经到了。您放心，一会就回去了。”放下电话，司机马上换了谄媚的口气，说：“您再等等，马上就回了。”从司机的口气，老钱已经知道鲁总对这笔生意的重视，放下心来。等装货的过程中，两人无聊地玩着手机。这时，司机说：“钱老板，我手机没电了，借用一下行吗？”老钱把手机递给他，司机把老钱的手机卡卸下，装上自己的卡，说：“长途漫游太贵，我用自己的就行了。”

    司机打了近半个小时电话，神情很不耐烦，挂了之后，指着前面那货车对老钱说，我车停在那里，货有点问题，我过去跟老板娘交涉一下。说着就进去了对面一个商城。等了十几分钟，司机出来了，十分无奈，说：“钱老板，你身上有现金吗？财务说跟你借一下。配件又涨价了，少了三千块钱块，不让我提！妈的，都下班时间了还让我在这里等！”老钱身上带着五千呢，一瞬间犹豫着，司机不耐烦地说：“让财务跟你说吧。”说着，拨了电话让老钱听。电话通了，一个小姑娘说：“钱先生是吧？我是中山××制罐公司的财务李小姐。鲁总这边的，您把钱给司机，回头到厂了我给您结一下。”公司名是对的，老钱放心了，把钱给了司机。司机拿了钱，说：“你在这等一会，我去办一下手续。”说着又走进了商城。等了半小时后，一直不见那司机出来，老钱觉得不对劲，钱和手机都没了。老业务员阴沟里翻船了……

    老钱讲完了故事，小孙还是不明白。他自己遭遇的骗局，是因为没跟联系人连上线，老钱明明跟鲁总联系几次了还上了套，难道鲁总不是正经生意人，也是钓鱼的？还是老钱释了疑。老钱这次遭遇的是一个更高级的骗局，也是在汽车站打电话暴露了信息后就被人盯上了。他把电话给摩的司机听的时候，司机听鲁总说了具体的公司名地址后，马上摁掉电话，佯装一直接听着，根据固定的故事设置，摩的司机把同伙的手机号给了老钱，让老钱主动联系。同样的，“货车司机”主动让老钱给鲁总电话，也是为借钱打下信任基础，拿过老钱电话也是摁掉了。然后，借用老钱手机退了卡，也是断了联系通道，至于后面的女财务，准确地说出公司地址是来源于摩的司机从鲁总那里套来的……老钱不认栽还真不行了。

    完璧归赵——— 大奎的故事

    一直不说话的大奎笑了。这家伙人闷沉，平时不爱说话，但在业务圈是个厉害角色。大奎喝多了酒，嘿嘿笑着说，尔虞我诈，这是弱肉强食社会的准则，在业务圈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多报少花，为了生活嘛。你们说的都是出门人常遇到的，跟业务员没什么关系。我给你们说个重点的———那是十年前，我深入虎穴轻取十万块钱的故事！

    十年前，大奎刚到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大奎是新人，受了欺负，分配负责珠三角一带的业务。珠三角那个代理商闫总明显是不想做了，拖了十万元的货款一直不给，大奎公司的新产品自然也不敢给他。一直拖着，找新代理商的话就表示跟闫总撕破脸皮，尾款肯定要不回了。大奎临危受命，马上出发。

    闫总是个油盐不进的老滑头，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大奎就天天陪他喝酒吹牛。混到第三天，等闫总认为他是一个草包的时候，大奎借着酒意说话了：“闫总，你都是老客户了，公司出了那么多新产品。为什么不进点货呢？”闫总老调重弹：“没钱啊！”大奎拍了胸膛，说喝了几天酒，也知道闫总是个豪爽人，你开个口，所有新产品都配一百件过来。不过，我这次出来也吹了牛皮，闫总上批货那十万块，也得让我拿回去有个交代。新产品配齐过来，至少也是四十万的量，不过闫总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干笑说：“谈钱伤感情了，货到了钱就给，我卖血也得给兄弟面子嘛！”大奎当下拍板，给公司销售部电话，让他们马上发货到这边来。

    第二天，还是酒桌上，大奎说：“闫总，货已经发出了。那钱……”闫总呵呵笑着：“不急不急。”说着打了电话回公司，让工作人员到货运站确认一下，等收到货运站确认货物清单，并且快到货运站的时候，终于微笑着让公司财务把十万块钱转账了。大奎又陪闫总喝了几杯，借口头疼回旅馆休息了。刚出大门，大奎马上给公司财务电话，确认十万块钱到账后，感动得快哭出来，又赶紧打电话给销售部要求马上撤货———于是，第二天，那批发出的货物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公司。打完电话后，大奎连旅馆都不敢回，马上到汽车站买了一张票，逃离了这个地方……

    故事讲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孙已经睡着，打起了呼噜，剩老钱和大奎两人睡不着，又没话，就行起了酒令：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棒子、棒子、虫！

    棒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棒子。这是一个流程也是一个规律，跟他们刚才所说的诈骗已经不是一个主题了。可是这个程序看似简单又显得很深奥，所以老钱和大奎干脆不去想，喝着喝着就各自睡着了……

    ● 杜鲁门

    插图：郭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