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中学：百十年路情和梦

编者按：5月4日和5月11日，宁波晚报A14版和A18版《三江人文讲坛》栏目分别刊登了由戴骅老师（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地方文化爱好者，已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多次主讲宁波地方文化）主讲的《宁波中学：百十年路情和梦》上集和下集，对宁波中学的主要历史事件和一些人物进行了讲解，现把它转载下来，以飨读者。

宁波中学：百十年路情和梦(上)
“泱泱越国古明州，门对大江流。精英继起，德艺兼优，学海任遨游。须猛进，莫回头，时光不我留。同声相应，气相求，努力迈前修。”这是宁波中学 《校歌》的歌词。据宁波中学领导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宁中校友会时，老校友们每当唱起 《校歌》时就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勾起在宁中学习、生活的怀念之情。今天，在她走过110年风云路程的时刻，让我们走进这所名校，去翻开那一幅幅沉甸甸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张之洞题写“宁波府中学堂”
宁波中学在浙东的出现，是同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和发展息息相关的。
清朝末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国际、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加重，不少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非兴学不足以强国。于是，创办新学之风兴起。宁波作为我国最早与外国通商的城市之一，受西方的教育理念影响较大，于是也开始酝酿创办新式学堂，而最终促使宁波创办新式学堂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其一，从国内来讲，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多次向清朝政府建言，提出整顿传统教育积弊、兴学育才设想，如1895年张之洞上奏过《创设储才学堂折》，在奏折里提出了办新式学堂需设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个方面教学内容，并且在他担任湖广总督的地区兴办了军事、矿治、外语、师范等多类学堂进行教育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可供借鉴。1898年6月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教育革新活动，给一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宁波人鼓舞很大。
其二，宁波地方官员重视教育，“宁波帮”乐于助学，形成了一个官方组织和支持、商人出资的良好办学社会环境。
1898年，宁波知府程云俶在慈溪旅沪商人严信厚和地方名士汤云崟、陈汉章支持下，在宁波府创办了第一所民办性质的新式中等教育学堂，取名为“储才学堂”。“储才”，寓有为国家储备人才之意。校舍设在月湖西面的崇教寺 （今偃月街小学）。
为办好这所学堂，宁波府聘请了当时在宁波颇有名气的学者杨敏曾为首任监堂 （校长）兼总教习。
杨敏曾 （1858—1939）是慈溪（今江北区慈城镇）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举人，出任储才学堂监堂时刚好40岁，正值盛年。他为人正直，富有学识，虽然是个旧式文人，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投入教学之中。当时储才学堂开设的科目有译学、算学、经学、史学、词章、舆地等，除译学和算学由其他人教授外，经学、史学、文学、舆地四个科目全由杨敏曾独自承担。
杨敏曾在储才学堂只干了两年，就应邀去了北京京师大学堂 （现北京大学）译学馆，但他为宁波新式学堂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当我们穿越110年的历史隧道，追寻宁波中学最初创业历程时，仍会铭记起这位令人敬佩的创始人。
宁波储才学堂开办的第6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清政府于1904年1月13日颁布实施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参与修订的 《奏定学堂章程》，也称 “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它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按照西方教育模式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之后，中等学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在这个大背景下，在宁波知府喻兆藩的组织下，将储才学堂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时间是1904年。
宁波府中学堂改为府办以后，来学校读书的人日渐增多，原来建在寺院里的校舍再扩展也难以容纳。于是在1907年，已升为宁绍台道的喻兆藩批拨了南郊奉化江畔宁绍道船基地30余亩，用于建造宁波府中学堂新校舍。这块地方大体就是现东恩中学所在位置，它在长春门外，濒临波光潋滟的奉化江，静谧而秀丽，是个办学的好地方。新校舍在1907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由翰林出身做过主考的盛丙纬先生监工营造，历时10月竣工，共建造房屋100多间，有讲堂、教室、学生自修室、寝室、食堂、雨天操场、会客室等，还购置了军乐、图书、仪器等教学设施。
当宁波府中学堂在紧张地施工之时，另一件事也在紧张地筹划之中，这就是请谁来给这所崭新的学校题写校名。商量的结果是请张之洞来题写，张之洞也欣然答应了。
宁波府中学堂为何会请张之洞题写校名呢？由于目前尚未见到有关史料记载，所以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张之洞是中国清末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宁波府中学堂就是按照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模式创办的，且张之洞是清廷负责教育的最高官员，宁波人请张之洞题写校名，也顺理成章。
1908年4月25日，宁波府中学堂在南门外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张之洞题写的“宁波府中学堂”醒目地伫立在校大门口。宁波府中学堂无论在校园规划、建筑设施，还是师生人数、教学水平等方面在当时堪称一流，被称为“浙东第一校”。
新式学堂的建立，一部分从旧式学堂出身的教师渐渐不能适应新式教育的要求，学生的增多也需要大批的教师，在这种形势下，1905年郡绅张美翊、陈训正等人在征得宁波知府同意后，将湖西月湖书院（今月湖饭店）改为宁波府师范学堂，从此，宁波第一个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诞生了。
创办新式学堂，虽得到众多人的欢迎和响应，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初期，也遭到一些地方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在他们的煽动下，宁波府中学堂曾发生过毁学事件，如教学器材被破坏，教室门窗被捣碎，甚至还发生过一起轰动宁波教育界的学潮，而引发这次学潮的竟是宁波名绅陈训正的堂弟、后来成为民国闻人的陈布雷。陈布雷原在慈溪县中学堂读书，1906年，17岁的陈布雷和另外10个同校学生考入宁波府中学堂。当年学堂录取了约30名新生，年龄均在十六七岁，他们对那些年纪都在二十岁上下、却不用心读书、生活腐化的旧生非常不满。一次，陈布雷收到一位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的朋友来信，问起学校的改革状况。他回复了一封长信，历数旧生生活腐化、学习不勤等丑状。不料信放在桌上时被一旧生偷看到，回去后尽告旧生。于是旧生们拿着陈布雷的信向学校告发，要求学校将陈布雷开除，否则全体旧生将集体退学。新生知道后，联名为陈布雷抱不平，声称如果开除陈布雷，则新生全体退学。于是，在宁波府中学堂里，新旧两股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一直闹到宁波府教育会。最后陈布雷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只好退学。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我国结束了封建君主帝制，宁波也废除了府制。这年，宁波府中学堂发生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级别由府级提高到省级管辖，更名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堂，师范亦同时改称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堂。当时，全省杭、嘉、湖、宁、绍、台、金、严、衢、温、处11个地方各设1所省立中学，按顺序排列，宁波为第四中学堂。从此，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堂所需经费改为向省领支，校长也由省里委派。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要求各地改“学堂”为“学校”，宁波的两所学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第四师范学校。1923年9月11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从此校名统一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为纪念这个日子，9月11日便成了学校校庆日。
以后，宁波中学的校名又发生过多次变化，1988年8月由“浙江省宁波市第一中学”改为“浙江省宁波中学”，然而宁波中学作为浙江省重点中学的地位，110年来却始终未发生过变化。
孙中山莅临学校演讲
1916年，对中国人来说最有影响的事件是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失败，在6月份忧愤而死。对宁波人来说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这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来宁波视察。
这年8月，正在上海结集革命志士开展“护法运动”的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应拥护共和的浙江省省长吕公望的邀请来到浙江视察，时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的励建侯得知消息后，也出面邀请孙中山来宁波，于是，孙中山在视察了杭州、绍兴之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宁波。
1916年8月22日上午，50岁的孙中山先生身穿白色美国式学生装，持着手杖，握一顶金丝草帽，足履黑色圆头皮鞋，在胡汉民、邓家彦、朱卓夫、陈去病、周佩箴等人陪同下从绍兴乘曹甬铁路火车到达宁波，宁波各界人士在位于江北的火车站迎接孙中山一行。当天下午2点，宁波专门举行了一个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会，宁波各界有数百人参加。欢迎会就安排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内的讲堂举行。会上，孙中山以 《地方自治》为题欣然作了演讲，提出“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街衢”三点意见，给了宁波各界人士以莫大鼓舞，对宁波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好的指导和启发意义。当夜，孙中山先生一行在省立四中内的小花楼住宿。24日，孙中山等乘“建康舰”离开宁波去舟山视察。
孙中山视察宁波，不仅给宁波带来满眼春风，也给曾是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的宁波中学带来无形而又永恒的荣耀。也正是有了这种荣耀，使得宁波中学更显得与众不同，使得宁波中学的历史更加丰厚。
如今，在孙中山先生演说过的地方（现灵桥路164号，宁波中学旧址），存立着一座于1986年11月建造的“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孙中山先生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演讲的故事。
经亨颐提倡“自立、自律、自强”校训
1923年8月，一个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来到宁波任省立第四中学校校长。他就是我国教育革新先驱者，著名教育家、金石书画家经亨颐（1877—1938）。
经亨颐是浙江上虞人，曾出任过北平女师大教育长，后又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务长、校长达13年之久，并兼任过浙江教育会会长。1922年12月，经亨颐从杭州回到了家乡上虞，出任刚刚成立的春晖中学校长。第二年春天，省教育厅决定要经亨颐去宁波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校长。
请经亨颐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校当校长是省教育厅的一个大胆决定。当时，省立四中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学生思想活跃，与学校保守势力和旧思想斗争比较激烈，造成2个校长接连下台。
对此，省教育厅认为必须请一个既有管理经验、又有社会名望的人物坐镇四中，以确保学校正常运转。于是经亨颐先生出任四中校长。
对省教育厅的任命，正忙于春晖中学创建的经亨颐好像对四中先天就有着一种特殊的好感，他没有推辞就爽快地接受下来。于是，47岁的经亨颐一身兼任春晖中学和省立四中校长，肩挑重任，辛勤地奔波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两校之间。但经亨颐却乐在其中，他对人说过这样一句富有诗意的话：“春晖有‘山间明月’之美，四中有‘江山清风’之胜，我一身具两地之秀，则又何苦之有？”
经亨颐先生秉性耿介，锐意进取，善于接受和传授新事物。他给学潮起伏的四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经亨颐注意广收人才，用人唯贤。他深知办好学校必须先有优良的师资队伍，因而打破以往教师队伍只用宁波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常规，先后聘请了夏丏尊、朱自清、方光焘、许杰等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同时，也聘请甬籍著名教师杨菊庭、蔡曾祜、戴轩臣等人授课。
经亨颐倡导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他主张学校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培养学生“自立、自律、自强”精神。所以他到校后，便立即改善教学方式，充实图书、仪器，开辟实验室、音乐室、劳作室。同时，多方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加强讲授，改变过去对音、体、美、劳学科不重视的习惯。一时间校园内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氛。
经亨颐还千方百计地邀请陈望道、沈雁冰、杨贤江、恽代英等国内文化界名流和革命志士来校讲演，对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迪思想起到重大作用。
经亨颐支持学生参加进步组织。那时，学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已蔚然成风，学校编印有《四中之半月》等刊物，成立“雪花社”、“火曜社”等学术团体30余个。同时，经先生还允许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校内公开活动，两三年间，学校就有裘古怀、陈鸿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31人。
经亨颐在省立四中的一举一动，始终是宁波地方保守势力关注的热点。他们本来就反对经亨颐来四中任职，只是由于经亨颐为教育厅派来而无奈。现在他们见经亨颐在四中内不仅传播新思想，还成立许多进步组织，甚至还有共产党组织，便联合掀起一系列反经驱经活动，并把反经与反共反赤化联系起来，向省教育厅和驻浙军阀告发。于是在1925年10月，经亨颐被军阀孙传芳撤销了四中校长职务。
经亨颐先生在省立四中任校长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零两个月，与宁波中学110年的岁月相比只有五十分之一时间，但却是对宁波中学早期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和改革精神影响深远。他倡导的“自立、自律、自强”校训，多年来一直醒目地写在学校的大门口，激励着一届又一届宁波中学学生从校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宁波中学：百十年路情和梦(下)
抗战时期四次悲壮迁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当时宁波虽然尚未被日本人占领，却多次遭到日机轰炸。为了保存教育力量和确保师生安全，宁波效实中学、甬江女子中学等开始撤往乡村躲避，而宁波中学辗转四次，行程千余里，是宁波历史上迁移的地方最远、经历最曲折、时间最长的学校。
宁波中学第一次迁徙是在1937年8月，在极具爱心的沈其达校长组织下，学校搬迁到距宁波20余公里的南郊胡家坟，借用西灵庙、张村庙等为校舍。学生们以扶手椅或八仙桌为课桌，以汽油灯为照明，照常上课学习和自修。
1939年五六月间，日军侵占了舟山，切断了宁波港对外交往，而且随时有可能进犯宁波。此时，杭嘉湖地区的公立学校相继解散，宁波也有不少学校停办，而宁波中学认为应当坚持办学，但是决不能留给日本人。于是，学校内迁已是别无选择的道路。沈其达校长原打算将宁波中学迁到奉化石门村，并已着手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沈其达被教育部调走了。
省教育厅深知宁波中学的存在对宁波乃至整个浙江教育的重要性，立即决定将已在浙江省立处州中学（今丽水中学）当了8年校长又年富力强的赵仲苏调到宁波中学任校长。
赵仲苏（1899—1955）是浙江东阳县巍山镇人，先后在杭高、两浙盐务中学和浙江省立处州中学任职，他的教学风格一贯是以“严”而出名，并且能够做到严以律己，身体力行。他在来宁波之前，为躲避日机轰炸处州，已带领处州中学经历过两次大搬迁。大概省教育厅是看重赵仲苏有这些方面的才干和经验，才让他临危受命。
赵仲苏于7月到达宁波中学后，认为保存宁波中学的有效途径是迁离宁波，到150公里外偏僻的嵊县太平镇一带。但赵仲苏的意见，很快就遭到了宁波籍师生、家长和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怀疑这个外来校长有私心，企图将宁波中学带往自己家乡，从而使宁波失去一所名校，所以坚决主张宁波中学在宁波地区范围内流动，反对学校远迁。
面对这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人生地不熟的赵仲苏只好忍受着委屈，他日夜奔走，苦口婆心地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他甚至还起草了一封类似保证书的 《告家长书》，陈述迁校之必要，表示一旦战事结束，定将学校璧还宁波，从而得到多数家长和爱国人士的理解。此时，省教育厅也同意赵仲苏的意见，送来“宁中以迁新、嵊一带为妥”的批示，于是，宁波中学开始了迁往嵊县太平镇的行动。师生们离别亲人，告别故乡，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宁波中学向浙江西南的迁徙，如同当时清华、北大向中国西南的大迁徙，成为宁波人、宁中师生终生难以忘怀的悲壮旅行。
将一所中学的师生和教学器具迁往150公里外地方，路途困难重重。赵仲苏校长顶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冒着酷暑，组织工人、农民和师生员工齐心协力，或肩挑手扛，或动用木船竹筏，在两个月内，硬是将学校的全部学籍卷宗、图书仪器、桌椅、床架等校具运抵嵊县太平镇，借用祠庙和民房作教室，于9月1日开学。
1942年5月，嵊县县城沦陷，赵仲苏组织人员乘夜将学校和所有教学用具、图书仪器迁到离太平镇15公里外的嵊县玠溪村。
宁波中学第四次迁徙的地方是磐安县大皿村。1943年8月，因玠溪距日寇占领的嵊县长乐镇和东阳县巍山镇太近，对宁波中学威胁日益加剧。赵仲苏决定再次转移80公里，到崇山峻岭中的大皿村办学。可当时迁校一无人力，二无经费，幸而得到当地驻军和民工共2800多人的支持，才将几百箱图书仪器，几百副床架、钢琴，甚至庞大笨重的乒乓桌子等校具校产搬运到大皿村。
在流亡学习的日子里，物质是困乏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不仅会出现断粮，还会受到敌人骚扰威胁。晚上，住祠庙，睡地铺（或以杉木竹条搭成的双层统铺），每人只占宽不足两尺的位置。但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互相砥砺意志，勤奋学习。早晨，山坡上、小溪边，处处是琅琅的读书声；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集中在桐油灯下或在饭厅煤气灯下自修。在许多名师们的悉心教授下，学生学习成绩斐然者比比皆是，有不少学生毕业后被中大、武大、浙大、西南联大等名校录取。1944年教育部派督学去宁波中学视察，对学校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      学校生活严肃紧张，生动活泼。教学之余，学校常组织学习竞赛，开展正常的文体活动，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平时有小型多样的球类、田径比赛，还有文娱演出晚会；出版校刊、级刊、宣传爱国抗日。
在大皿村的3年里，是宁波中学比较稳定的时期。在那里，吕漠野、陈有文和王玄明老师共同创作了《宁中组歌》，它包含有《起床歌》、《早操歌》、《进餐歌》、《洗澡歌》和《宁中音剧团团歌》、《篮球队队歌》。以后，这一首首富有宁波中学特色的歌曲便常常回荡在大皿的山涧溪畔。
许多在大皿经历过风雨、汲取过知识养分的老校友，提起大皿都有很多感慨和美好回忆。原台北中华电脑中心总经理楼思仁在《宁中忆旧》中写道：“在大皿我们有一个非常安静良好的念书环境，清晨步下河堤，在河边洗脸漱口，傍晚在河边散步，晨操有时集合跑步，有时爬校后的山岭……”
在流亡办学的6年艰难岁月里，虽然没有正规的校舍，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一点没有放松。早操，上课，自修，就寝都实行点名；内务整理准军事化，白天被子一律被里向外，折成有棱角的四方形，床毯平整，排列成线；集合，上操，行进排队。值周师生随时检查，记录，当日公布检查结果。如果不及格，轻则留级，重则退学，由此可以窥见赵仲苏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正是有了这种严格的纪律和作风，才使得宁波中学师生应变有素，多次化险为夷。1942年元旦，全校师生集合在坎流大祠堂举行新年庆祝会。大会刚开始，7架日机就突然飞临上空，这时千余师生已来不及疏散，赵校长临危不惧，命令大家靠墙就地卧倒。敌机随即就扫射投弹，教室被炸毁了好几间，校长住所大门受损，村民被炸死11人，伤多人，而宁中师生及老师眷属却无一人伤亡。
那时，赵仲苏除了要确保师生安全外，还有两项艰巨的工作等着他去做，一个是筹款，一个是筹粮。萧山失守后，由于敌人抢掠，奸商投机，加上农业歉收，粮荒严重。膳食已无人承包，不得已，师生自办伙食。有一次，学校从外地采购来几千公斤大米，途经东阳县境，被拦截；赵仲苏亲自赶到东阳找县长，据理力争，使被扣大米得以运回太平镇。在玠溪时，因战事瞬息万变，省教育厅接济中断。学校与教育厅联系，未能成功。面对断薪危机，赵仲苏亲自带人远赴景宁找教育厅，终于领来一大笔经费现款。然后再次冒风险，穿越封锁钱，千里跋涉，回到学校，使师生摆脱了困境。
1946年初春，宁波中学终于结束了历时九年的“流亡办学”历史。利用寒假时机，从磐安，经仙居，过临海，整整一个月，把学校学籍卷宗、图书仪器、校具桌椅，甚至笨重的钢琴等全部运回宁波，实践了迁校前的诺言。2月，在学校原址正式上课。
1949年6月9日，宁波中学被宁波市军管会接管，成为全省第一所被人民政府接管的省立中学。从此，宁波中学迎来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春天。13日，原宁波三一中学历史教师钱念文先生，被调任为新中国宁波中学第一任校长，那年他才31岁。
钱校长上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做了3件大事。一是争取市军管会拨粮200担作为修缮校舍经费，修复了部分校舍，将大部分师生迁回校本部安心学习生活。二是继续聘用一大批原有优秀教师和员工，在生活方面给予一定的保障，做好思想稳定工作，极大地恢复了教师和员工的积极性。三是在解放后宁波中学第一个开学典礼上，提出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并在宁波中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
此后，宁波中学的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5月，被确定为浙江省九所重点中学之一，同年10月，又被确定为华东地区重点中学，成为新时代无数莘莘学子读书成才的理想之地。
赵仲苏、吕漠野、倪天增、王阳元奖学金
每个学校总会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或是老师，或是学生，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能够感动学校、感动师生。在宁波中学设立的奖学金中，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赵仲苏、吕漠野、倪天增、王阳元的名字所设立的4个奖学金。他们4个人，分别代表着宁波中学历史上不同的身份：赵仲苏代表校长，吕漠野代表教师，而倪天增和王阳元则代表学生。这4个奖学金，也同样奖励着不同的对象：“赵仲苏奖学金”主要奖励“最佳宁中人”，“吕漠野奖学金”主要是奖励在全国、省市各种学科竞赛中的优胜学生，“倪天增奖学金”主要是奖励历年高考中成绩特别突出的学生，“王阳元奖学金”主要是奖励“身边的榜样”。
在这4个被作为榜样的人物中，倪天增的职务最高，他自1983年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达九年之久，深受上海人民的爱戴。1992年6月在一次公务活动中因急性心肌梗塞殉职。1994年7月由上海有关单位和校友捐款设立了“倪天增奖学金”。
赵仲苏被作为奖学金人物，是为了纪念他在抗战时期危难关头，呕心沥血地为宁波中学生存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该奖学金由校友们捐款成立。“最佳宁中人”成为宁波中学规格最高的荣誉。
吕漠野奖学金则是吕漠野（1912—1999）的一位曾在联合国里任过职、后定居美国旧金山的优秀学生黄圣仪设立的。1999年，77岁的黄圣仪以吕漠野的名义，在宁波中学捐资设立了奖学金。黄圣仪说，我在宁中读书的时代，正是宁中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在苦难中成长的经历最难忘，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最真挚。在嵊县长乐镇太平村，吕漠野老师和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他教给我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作为学生，事业有成后不能忘记老师……
王阳元1947年起曾在宁波中学就读6年，在微电子方面为国家作出过突出贡献，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4月16日由美国恩友基金会出资，王阳元先生及其夫人杨芙清院士，向母校一次性捐赠8．6万美元，设立“王阳元—杨芙清院士奖学金”，用于表彰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
赵仲苏、吕漠野、倪天增、王阳元奖学金自设立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激励着广大宁中人奋发努力，不断进取。
百年树人英才辈出
宁波中学创立了110年，是积淀丰厚文化的110年，是为国家为社会造就人才的110年，是为宁波增加影响力的110年。当我们回首仰望时，发现从宁波中学走出的英才若群星灿烂。他们当中有我国最早的物理大师何育杰，有我国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有我国水利和海岸工程专家、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授予双重资深院士光荣称号的严恺，有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周尧，有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有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冯定，有曾任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有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任美锷，有在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物理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中科院院士贺贤土，有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有著名的地理学家、教育家、后任台湾“教育部长”的张其昀，有创办全球最大的网络视讯会议系统“美国网讯”的“硅谷精英”朱敏等等；还有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王家谟、卓恺泽、裘古怀、汪子望、陈鸿、徐婴等等。
1953年毕业于宁波中学的王阳元院士在捐赠仪式上深有感触地说：“母校传承百年，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它是以严肃的学风、严格的纪律，学术上的严谨而著称的。我在宁波中学住宿了六年，受到了基本的教育。它规范了我的人生，树立了我基础的理想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中学的意义莫大于此。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2002年，宁波中学从植根了百余年的奉化江畔迁址到宁波高教南园区，学校比过去更宏大、更漂亮、更现代、更壮观了。在这菁菁校园里，她那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仍如滚滚甬江之水奔腾着；她那“欲成才，先成人”的优良办学传统，仍如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在奋力传递着。宁波中学正不断朝着“务实、高效、有特色，全省第一流，全国有影响”的目标迈进。（校办转载）







Copyright 宁波中学计算机与信息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