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的标准和方法——1.2.3三评《中国站起来》

精英思潮破产的征兆—评《中国站起来》
华执殳
精英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已经很多年了，“精英”本来就是西方刻意向中国输出的概念，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见于世界银行对华的白皮书，与“愚昧无知”的“群氓”相对而言，是对新中国草创的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的否定和逆反。
从此精英思潮犹如一股黑色的旋风猛烈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大地，表面上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以“多元化”为标榜；“惊世骇俗”的“创新”层出不穷，但是剥开那些色彩斑斓的外衣，人们发现，内核却是千篇一律的“全盘西化”，以及为前者扫清道路的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否定；并无任何稍具有益于人类，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新东西，究其实质，不过是向着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一边倒”，精英们口头上声称“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保护你发言的权利”实际上在精英们控制的主流媒体上是不会登载半点对“全盘西化”的非议的，只有单方面将非议一概斥之为“爱国贼”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张挞伐，不许发言，从而造成思想界的一毒怒放，万马齐喑，阴暗而压抑。
精英思潮的思想武器是“科学主义”也就是所谓“逻辑实证主义”，它把形式逻辑夸大为唯一的，普世皆准的方法论，企图一口吞下辩证哲学，但是悬挂这面华丽大旗的旗杆却是如孙猴子的尾巴一般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
精英思潮的纲领是所谓“普世价值”，它以美式“民主”为招摇，是阶级社会中强势集团的“民主”，是只有精英们才能享用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它与人民民主，也就是多数人的民主格格不入。
草根的觉醒
然而人类生存的客观世界毕竟是辩证法的，而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它是运动发展的；事物内在的和外在的对立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着，精英思潮本身也脱不出这一规律。精英思潮曾经一鼓作气横扫中国思想大地，然而随着时间之矢的一往无前，正在不可避免向着再衰三竭“迈进”。
精英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内外的社会变动，精英思潮行将从顶点跌落还是源于国内外的社会变动。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形势的巨大的发展变化，开始逐渐戳穿了精英思潮用智慧的光环伪装的谎言，半殖民地化的恶果已现端倪，少数精英广厦千间，山珍海味，宝马香车，二奶成群；广大平民房无片瓦，粮菜含药，车船拥挤，持家艰难。于是“坚冰”受到了太阳的照射，溶化已经不可避免，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当两强之一的前苏联突然象一座沙塔一样崩溃的时候，人们立刻回忆起毛主席关于前苏联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的预言，回忆起那被精英们故意遗忘的预言，那被精英们嗤之以鼻的预言，那被无情的事实检验出来的真理。人们为这预言的神奇所震撼，再次领略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的教诲，有如大梦初醒，于是草根们开始了逐渐脱出被精英忽悠的思想历程，辩证法开始在民间回归。
草根的觉醒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与日俱增，从大地中渗出的涓滴滚下斜坡峡谷，奔向溪流，汇聚江河，向往海洋。
《中国可以说不》是精英阶层分化的前奏
象牙塔中的精英阶层感觉到了塔基下面大地的轰鸣，气急败坏的举起了围剿讨伐的大棒，“粪青”、“暴民”、“爱国贼”、“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类的帽子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网上开始了激烈的围剿与反围剿，乃至叫阵和“对骂”。但是精英的思想武器实在贫乏，除了把从半殖民地旧中国时代继承的“言必称希腊罗马”发展为“言必称美国西方”之外，就是造谣，诽谤、漫骂一类的下作伎俩，所谓“真知灼见”被无情的事实砸得粉碎，反而使自己荣膺了“砖家”“叫兽”的雅号。
精英的阵脚开始动摇，“铁板一块”的精英阶层出现了裂痕，面对美国西方对中国围堵的加剧，一部分精英想不通，怎么“老师”对“学生”如此仇恨，如此恶毒呢？因为他们曾经天真的认为只要“融入西方”就能圆中国的强国之梦，西方也会如孔圣人一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本来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多年如一日，当作“真经”念念有词，最后连自己也把它当作真理了。可是，西方的当头棒喝将精英中的一部分从美梦中打醒，这才发现人家并没有敞开大门迎接中国的“融入”，敞开的只是容纳仆役的别院侧门，于是对自己过去的“人云亦云”“洋云亦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在上世纪末三本《中国可以说不》应运而生了。
“说不”是精英阶层分化的前奏，精英的中下层中开始有人跳出来，不再追随精英上层的说教，开始了独立的逆向思维。然而这个独立思维却不可避免的还跳不出精英惯性思维定式，师法的是西方世界中一些日本人要求对美国说不，是在西方所谓的“国际社会”中争取所谓“平等”地位的“说不”，是按照人家的“国际惯例”来说不，并非独立特行的分庭抗礼，当然跳不出西方思想的藩篱。
但是这毕竟是一声抗争的呼唤，而且是由精英的叛逆所发出，难能可贵非同一般，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肯定激不起千层波涛，却也漾出一圈圈不大不小的涟漪。虽然如此，仍然使国内的超级精英和西方的大人先生非常不快，国内的讨伐，国外的问罪立刻比肩接踵而至，于是这微弱的呼唤很快就湮没无闻了。(续文请见下边评论)
（原载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1739.shtml）  作者：华执殳 提交日期：2010-03-24 18:05:13 访问：202 回复：6 楼主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二评《中国站起来》毋庸讳言，精英思潮曾经迅速获得了执中国思想之牛耳的崇高地位，那时候，广大平民对精英的高论无不趋之若鹜，接受精英对“普世价值”的“启蒙”：动听的言辞，引人入胜的小说、影视，耸人听闻的报道，标新立异的“创见”，平民听得如如痴如醉，从而产生美好的“愿景”，似乎精英们已经为中国铺就一条通向“现代化”天堂的康庄大道；可是今天他们最终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图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是“美国赚一美元，中国赚一美分”。“美国赚一美元，中国赚一美分”；这在中国当下几乎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了；而这一分钱中，农民工所得可能连厘这个单位都用不上，或许只能以毫计，否则大大小小的精英成功人士就不可能成其为成功人士了。这就是“国际社会”金字塔的真实结构，它是单边霸权笼罩下的“国际惯例”，所谓“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买办在这座敲骨吸髓的金字塔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在第三世界里，买办，也只有买办是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正是中国的精英思潮引导推动了这“美国西方一美元/精英一美分/草根―厘乃至一毫”的金字塔的形成。在金字塔形成的过程中正是精英们而不是草根率先富起来了，进入了象牙之塔；也正是草根而不是精英堕入了弱势群体的深渊，压在了五行山一般的金字塔下。精英们金子、银子房子、女子、车子五子登科，让人们看穿了精英思潮的西洋镜，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精英聚敛财富的理论根据，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王小东对精英衰败的观察与挽救方法对于平民始而受迷惑而追随，终因恶果呈现而清醒从而抛弃精英的历程，《中国不高兴》的五位好汉之一王小东有着敏锐的观察：“中国的精英丧失公众的尊重，应该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而这个期间恰恰是他们获得巨大财富的时代。经济精英自不必说了，政治精英，即使不算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其待遇的提高也是相当惊人的，而思想精英得到的个人利益也并不少：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更少，所承担的风险更小，过的生活却异常地舒适。然而，中国的公众却在完全没有“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引导和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对于精英阶层充满了蔑视（如把教授称为“叫兽”，把“精英”写成“JY”――这决不是为了打字方便，而是表示一种轻蔑，这一点是可以从上下文看出的；在很多场合，“JY”还有着思想流派的含义，特指属于某一思想流派的精英），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学家孙立平很形象地总结道：“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王小东：《中国精英的衰败与重生》）现象的观察虽然敏锐，解读却牛头不对马嘴，他的解读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精英衰败呢？我认为首先是历史原因。反右和文革等，确实大面积地，相当严重地伤害了包括红色贵族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使得他们“看破了红尘”（文革后红色贵族常说的一句话，直至今日），使得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进取成为一个相当短暂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谋私利。其中相对好一点的，也就是在谋私利还有个够，某够了之后“养生”了，绝少有人再为国家和民族的大目标着想。”实际上“八十年代的进取”并不存在，两弹一星停摆了，科学技术后退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放弃开始了，何谈“进取”；真正“进取”的是成功的忽悠了平民，一度相信了他们的“普世价值”。鉴于这种解读，他提出了“设定大目标”的挽救方法，他向精英们呼吁：“我们的民族必须看得更远一些，在现在没有太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要给自己设定更大的目标，自己鞭策自己，自己给自己压力。这样的远大视野，原本就是一个民族精英的责任，否则，你有什么资格过得比别人更富裕、更有闲、更舒适呢？”而这个“大目标”则是：“中国的大目标应该是领导这个世界。领导这个世界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二是要更有效地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的资源。”精英思潮的实质乃买办思潮，买办们难道敢于僭越自己西方主子，?J觎“世界领导权”吗？这无异于让害软骨病的精英们“挟泰山以超北海”，看看他们对王小东“大目标”的挖苦嘲笑、围剿讨伐，并且“割袍断袖”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的决绝，即可见王小东良苦用心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正是有鉴于“说不”和“不高兴”的此种遭遇，看到了精英思潮危机的一部分名人，站出来反戈一击，用《中国站起来》与精英思潮的主流对阵了。然而精英思潮衰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必须从中国社会发生的阶级大变动中来寻找，因为精英思潮本身就是这一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回溯精英由盛而衰的历程事情的本质还须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起，当一部分人“下海”率先成为“万元户”的时候，也是精英思潮大行其道的时候，先富起来的榜样，拉开了与原本同样条件的大多数人距离，于是人们相信只要自己也按精英的说教，掘得“第一桶金”，接着就“做大做强”，就会跟着富起来。于是精英们的致富讲座几乎座无虚席，精英们的经济理论洛阳纸贵，人们对精英们“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指导思想趋之若鹜。“下海去掘金，读书做精英”成了时代的主流；精英思潮气焰万丈，独领风骚，踌躇满志。的确，很多人掘得了“第一桶金”富起来了；而且，这富起来的人数虽然所占人口比例很小，由于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其绝对数却很大；即使一天宣传一百位，十年可能也说不完。在精英们“个人奋斗”理论的指引下，这就激起了更多的人走上了“下海去掘金，读书做精英”的道路，那时候精英是很受尊敬的哩！然而这其实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挤过桥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他们逐渐发现这富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们的奋斗仅仅是为那少数富起来的人做了没有回报的贡献。随着社会分化的深入，贫富阶级的形成与巩固，富人的人数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经达到了相对的饱和，也就是说，“天堂”的座席已经“客满”，再要进去，除非有人离席而去。当然离席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嘛；贫富阶级交换人员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从未停止过的，然而这对渴望进入“天堂”的巨大人群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与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已经稳定的强势阶级一样，一旦形成，就趋于封闭，对来自弱势的叩关者，有的只是轻蔑和排斥，所以现在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的幸运者已经是寥若晨星了，致富的末班车车票已是“一票难求”了。摄影场地人头攒动，“傻根”只有一个，电影学院佳丽成群，“冰冰”仅得一双，就是精英鼓吹的“个人奋斗”破产的写照。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候，绝大多数农民工不但致富无望，而且经常陷入讨薪窘境，从而开始认清自己弱势群体的阶级地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领教精英的说教，他们必须全力以付去为温饱而奔走了。精英还能忽悠的人群就只剩下“白领”和“白领”的补充大军――青年学生了。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平民将改变命运的希望锁定在教育上了，他们不顾血本的“投资”教育，含辛茹苦将子弟送进学费已经昂贵的大学校园，做着“范进中举”般跨入白领行列的美梦。应该承认，的确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获得了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势发展变化的辩证法一点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前苏联的崩溃让人们领略了毛主席预言的神奇；亚洲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自由主义新经济理论”神话破灭了，久违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又回来了；“一个幽灵”又开始在中国“游荡”了。与世界近代史所一再表明的那样，经济危机从来都是老百姓的恶梦，却是资本大锷更加疯狂聚敛财富的“大好时机”，一方面社会财富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富豪中的特大富豪集中，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大军也以空前的速度向“绝对贫困”的大军输送“新鲜血液”，白领梦越来越来园了。近来网上流传着一首“民谣”：“ 用奶粉灭掉00后，用考试灭掉90后，用房价灭掉80后，用失业灭掉70后，用城管灭掉60后，用下岗灭掉50后，用拆迁灭掉40后，用医改灭掉30后”就是这种社会现象传神入化的写照。虽然仍有一些人或是有幸“致富”或是成就了上升到白领的希望，可是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量已非两极分化前期富人高速增长可比；大部分白领也每况愈下，于是网络上又产生了一句流行语：“被中产”。“北漂”的艰辛，“蚁族”的苦闷，已是时髦的话题；失望之余，农民工和白领向西部回流急流勇退者有之，心有不甘梃而走险者有之，心灰意懒就此沉沦颓废者有之，精神崩溃撒手人寰者亦有之。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华丽的谎言，走进“现代化”天堂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精英们自己，于是精英的自由化阵营也就几几乎只剩下精英们自己及少数的“帮闲”和“帮忙”了，没有了扛旗执杖的仪仗，精英们出警入跸也就只能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自娱自乐了。这就是中国社会阶级大变动的历史，一个曾经基本平等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历史，同时也是精英思潮由盛而衰的历史，正是历史驱散了精英散布的迷雾，让人们看到了并没有“皇帝的新衣”的精英的裸体，原来是些不胜“冠带”的“沐猴”；如此“叫兽”能够胜任王小东“设定的大目标”吗？结论只能相反：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华执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作者：don-quixote 提交日期：2010-03-25 10:07:09  1#
有一定道理
作者：扁舟一叶1 提交日期：2010-03-26 23:11:44  2#
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什么，今天，周秦以上；说不清楚。周秦之间；也就说不清楚，但以周秦之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足以支持住后来之中国文化。周秦以后至两汉；孔丘独尊，如否定孔丘，既如同是将自身彻底否定了一般，那么诸子百家算做什么呢？其实，他妈的是但凡牵缠松动思维方面事，就是整体性的噤若寒蝉也。因为这是一条死路，而死；谁人又是不怕死的呢？所以噤若寒蝉，躲避崇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级智慧。所以我笃定这个丘传统，他不能代表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于何时，还是有待考究，但中国文化第一次被系统整理，就是黄帝时候的仓颉，也传仓颉为黄帝司记事者，荀子《解蔽篇》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以此，仓颉就非是造字了，其人确应为汉字第一次“书同文”者也。鉴于中国汉字、字组所独具有的“哲理性”及“道德含义”，我就能说；仓颉者是有记载来第一个系统梳理中国文化之人。中国文化第四次系统的被整理完成于周之礼教，就是所谓周公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简言之；就是中国文化系统的开始被分门别类了。但其道还是算做繁博奥衍也。必须要给予周礼以明确指出的就是；周礼所架设的中国文化大梁是歪的，是不正的，即；他是以“血食天下”，或配合血缘关系为主要而系统将周以前之中国文化分门别类了。周礼之颁行天下，就是春秋、战国纷乱之源起。为什么这样呢？简单说；“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即表明“天、帝”与人并驾齐驱了，或者“天人合一”了，这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首次出现，此即是开了“天下”可以属于一家一姓一团体之理据于中国文化中。既导致其后中国历史中“明言正顺”的“窃国者王”的历史性习惯。周礼之封同姓的“血食天下”分封制度，就是墨子惊诧的“无故富贵”之因由，周开始的“无故富贵”现象，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以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惯例，也就说明中国本源文化中“天下是公”的精神，之于周秦间已在政治上，及权力性质上丧失干净，政治与权力脱离“公理”，就使得政治与权力开始了被“人为”的利用历史，盖是有了理由。因此导致权力的运行处于无序之中，政治自然就是一片混乱糊涂中着主导天下，此即是春秋、战国纷争之成因也。但是，若以先秦诸子论，则说明中国文化于其时所秉承者；也还是“大道之行，天下是公”的理念精神。是说周礼可恶吗？但今天，我们道拓人类的历史进程看，可恶却也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中国文化的如何区别划分，有各种各样的阶段区分道理，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只分为两个阶段。既；汉武以前，文、景以上之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自然时期，也即是；“多元融合，任由自然抉摘方向的时期”。汉武至今；是为中国文化的----不自然时期，也即是；“单一的，专制专政的儒家文化垄断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的时期”。对于儒化，我是不断的在给予其各种类别的分辨总结，不管是黄色儒化，还是红色儒化，其高度的一致性就是；“设定文化的内容，设定社会活动的结构，设定人们的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设定好了的，并且自诩为极其正确的，也就没有商谈伦理学的必要”。当然必要以不间断的“文治武功”来使其始终处于勃起着的正确。这，其实就是他妈的儒化之主轴精髓也。
之于“儒”字的来源，是要看《易》“需卦”的，看看《易》“需卦”，我又是能说；儒化就是糟蹋中国文化了，一如《易、系辞传》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儒化糟蹋中国文化，是以其为周礼找寻合理存在的依据开始的，或者说；找寻不到，就是以编排中国历史做起来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系统被整理，中国历史上；孔丘为第一人，也称其为始作俑者也。孔丘言；“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丘简洁明了的告诉了两汉时期的儒化；“儒化的精神就是；一切都为了配天”。老子曰；“六亲不合，有孝慈”，既是此谓。
作者：扁舟一叶1 提交日期：2010-03-26 23:12:23  3#
《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关于周以前之中国政教，《大同篇》即是总结。如果问；为什么上古社会能够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是因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所以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又因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因此就形成了“大同”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体怎么去做呢？选择贤良与有能力的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讲信修睦”，于此，我就插进问一句；所谓“讲信”是讲解什么样的信义，此“信”究竟为何？如何只是做些“讲信修睦”的事情，就算是贤能了呢？无疑，此“信”字背后的“大道”，即是“天下是公”的“公道”，也即；专讲公道以修和睦。以此理，则其下至“是谓大同”的结束，可谓是极合乎情理，极为公道了。
对于中国上古文化与历史的总结，李老子这样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此句，就是庄子《盗跖》对应的“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老子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就是庄子《天运》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老子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大概就是庄子《天运》之“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此“民心竞、民心变”实乃指私心二字也。老子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我断其是指夏启与汤、武之间事也。老子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此则就是指明是周公以来事情了，老子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若以春秋、战国一直到今日论，老人家说的是极确极确了，亦就是个“忠信之薄”也。韩非《五蠹》云；“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又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我在加进“当今争于气力”句，以此来说；对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文化之演变，我思想韩非论的是极准确了，而今日所见各种版本的中国上古史，无不都还是循着孔丘忠孝仁义的路线在编纂，若以韩非子此论做比较，也就能够说；儒化都是砍伐了无数森林堆积起来的谎言也。因为我们相信，他就是真实的谎言，如果看看剑桥中国上古历史的简单介绍，也就知道；今天里，这谎言依然游荡于全世界。而韩非子此论，我以为掐的是极准，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司马迁说；“法家严而少恩”，此“恩”是指；“亲亲尊尊之恩矣”，诸葛亮则说；“法行则知恩，行法既是施恩”，孔明这话，概是能明韩非之本意了，若以汉武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历史过程论，我就说；韩非掐的极其准确，所以他药方开的也极其的准确。“亲亲尊尊之恩矣”，此“恩”是个什么恩义呢？这个恩情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义，其实就是“以权谋私”罢了。
墨子《明鬼》云；“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昔三代圣王既没”是指；夏禹、商汤、周之文、武王以后。“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此话何解呢？墨子在《天志》里这样说；“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墨子之诸侯所以“力正”者，就是为了“亲亲尊尊之恩”，因为“亲亲尊尊之恩”使得天下里有了分别也。那么天意是何呢？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又引《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以论证什么就是“天运”，也即是“顺天之意”，何意呢？就是遵王之道路，无有作好，也不要作恶也。就是说好事坏事都别作，遵王之道路行为也就是了。而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即是此谓。那么这个“顺天之意”，或“遵王之道路”的道路是什么呢？《阴符经》云；“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子无恩而大恩生”。此即墨子“兼爱”之解，也即；“顺天之意”或“遵王之道路也”。《阴符经》云；“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也即是墨子之“顺天之意者，兼也。兼之为道也，义正”，《书》之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也”，又是老子总结的；“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人家此“朴”极“朴素”的，也就是“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之谓。也就是《阴符经》又云之“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阴符经》此句是将中国上古文化之传统精髓道的完美无缺了，在看看海量的“四书、五经、各种主义本本”，说什么呢？哽咽的我无话可说也。
老子曰；“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阴符经》云“自然之道静”，也就是说；“不要违背自然之道”，我思想；人类哲学的最高境界，也莫不过是如此了吧。而追求“天道自然”的中国上古文化，在今天的中国文化里算不得是哲学，或者又说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这也就不是中国文化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传统了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了。钱钟书《管锥篇》里说墨子是印度人，再看看书店里满架的南怀瑾著作，儒化至于今日全是赖这一帮老朽们的鼎立维持也，而今日不云两句“子曰诗云”，就声声不是儒化，那么传统以来做的什么呢？传统是什么呢？被儒化了的生活态度及思维模式之于中国人而言；荼毒深矣！又加六十年红颜色道统，就越加是顽固啊！
《阴符经》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而在今天，精通中国文化根源《易》的人物们，都忙碌着打卦算命看风水选吉坟，十几亿人啊！也能说；十几亿的悲哀了，又岂不是哀哉乎呢？
墨子《天志》云；“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墨子《明鬼》云；“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墨子此论，即是点明“周礼”之性质，一是指明当时天下大乱因何而起，起于何时，既如庄子所云；“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都是明指春秋战国纷争之因由，若以荀子《天运》结尾时提点之“《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说；既是说由此天下开始失道或无道了。我如以《墨子》论，则又证实“大同”的社会于中国上古的社会中是存在并且久远的，既然存在且久远，就应该是今天中国人努力挖掘出来的依据根本，又何必天天将古希腊、古罗马、近现代欧洲、美洲挂在嘴角呢？
看看《大同篇》，看看《易》，看看《老子》，看看其他诸子百家言，说起“中国人”之“中国”二字，实在说话；“羞愧难当，我们不配称呼中国二字的”，明年开两会时，应该有委员建言；“将我们的国名冠之以‘传统儒化人民共和国’为益，如此我们也就不是特别，才是真实”，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如此的，因为我们有可爱的传统，我们也是一群可爱的传统人。
其实；“我们都是他妈的文质彬彬的愚昧也！因为被儒化，所以我们直不起腰杆。被儒化，我们失去了脊梁”。
我们是文质彬彬的一大群愚昧，因为被儒化。
作者：扁舟一叶1 提交日期：2010-03-26 23:13:04  4#
顾准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古罗马智者马可、奥勒留说；“热爱那些仅仅发生于你的事情，热爱那些仅仅为你纺的命运之线”。
我们目前所套用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的概念，都来自马、恩的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主义往往会宣扬某种美好的终极目标，向人们许诺一个逐步升级的乌托邦之路，从而获得当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体制往往会跟着宣称；历史发展有一个必然的趋势，且未来将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然后自命为这个天堂之路的人间引路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主义神似儒化，都是要将人们“有耻且格”在一条能够“为政以德”的路上，这路上的主旋律，即如孔丘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所谓的文化，就是“子曰：“《诗》“四书”、“五经”或“主义”等三百、四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了保证这个文化的无邪程度，一如；“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是以从人们还在吃奶时候，就“一言以蔽之”，被无邪到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境界状态也，卡尔、波普尔说；“想在地上造出天堂的人，往往把地上变成了地狱”。
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究竟为何？是否就是一直传统的这样子，无论对其价值的反对与肯定者，无不都以孔丘说事端，我则不然，我认为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是反‘传统中国文化”的文化产物。 《论语、学而篇》云；“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此；则“孝弟”即是儒家文化之道，之本，孔丘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能够说是儒本了。关于这个“儒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我对孔丘其人之人格充满是怀疑，凭什么他就将“不以孝弟为本者论断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呢？孔丘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政教始自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以今日说；其也是广备而博大哉！若非是如此，则就无有先秦诸子百家了，大概500多年后，孔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应该就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凭执的，凭执什么呢？就是这一条系统完善的儒化“孝弟”之道为其服务也。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太学，以后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公元前136年前之中国文化是什么呢？无人提及也，社会政治是什么呢？则司马光就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董仲舒就说；“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韩非、说难》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那么周宣王以前呢？起自黄帝则有一千八九百年间，也却只有桀、纣、厉、幽。厉、幽乃西周事情，桀、纣则为周厉王以前之一千七八百年中仅有事，且称之为“无道”之桀、纣。以此，则立见周秦之间实为中国历史中一个大发展、大动荡的时期，因何而起呢？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就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自然变化引发了权利伦理秩序的无序运行所导致”。
先秦诸子包括孔丘者，其人皆是欲以其所学试将这个无序的权力秩序给予梳理清明者也。或者这样说；原来的道的内容已经无法驾御新的时期之社会内容了，并且他忘记自己本来是做什么用处的了。而如何确定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就是伦理学所要探究和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如何探究并且回答是和中国人无关系的，一直以来只是西方人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传统人，基于对“传统”的怀疑，我却也是探究回答一番吧，因为我是想将儒化打翻踩扁在地的。关于“伦理学”，在康德看来，“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法则是人的理性先天认识到的，而不是经验的产物。人们通过自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意志和先验道德法则的契合”。因此，康德伦理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哈贝马斯认为；康德把先验自我意识和自律作为道德法则的确立基础和检验标准，这是一种“独白”式，即以主体（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西方的这些个秃头，我是极佩服的，因为作为雅利安人后裔的康德及西方社会，他们并没有明确探源出雅利安人始自何方，中国人亦将《易》等同于旁门左道呼为易学爱好者。所以传统与时代的脱节所导致的局限，此之于西方人也是在所不免的，所以康德说；“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法则是人的理性先天认识到的，而不是经验的产物”，我们试想一下，在没有明确西方文明来源时，康德的这番话语，他所表述的却是一个整体性的经验性认识的概念，即；“人们通过自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意志和先验道德法则的契合”，当他不知道雅利安人的根底为何，却仍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说；“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我觉得他如同是抱着一本《易》大传在说话也。
中国上古社会里“大道之行，天下是公”的境界，很明白是来源于《易》道的法则规范，这个法则所具有的，就是“具有普遍有效性”及“是人的理性先天认识到的”，但却也正是经验性的产物。一如；麦金太尔认为；“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就是说；“道德法则并不是先验的，也不能通过自律来确证，而是交往行为的产物，是不同主体间通过商谈而达成的共识”。此即是；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是从“主体间性”和“交往合理性”出发研究问题的，他主张通过商谈和论证的方式来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商谈伦理学的主旨，即是《易》之“变易”的道理，或者也可以这样子说；“存在是合理的，怎样合理的存在，怎样存在的更合理”，所以说；人们需要商谈伦理学，而非是照本宣科。无疑，《易》之系统成型也是来自于商谈和论证，这与上古时期的初民社会和宗教活动内容有直接的关联，我不具备详细论证的资源，也先不说，但须指出其最早是以“宇宙、天地自然”作为商谈的对象探讨论证的，初民时期的社会，个人与群体部落力量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使之始终保持对于“宇宙、天地自然”的敬畏的原因，《易》就是在这个敬畏的理性态度下商谈论证出来的结果。既如康德所说；“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法则”，他是人的理性认识到的，他并非是“先天”的，他是经验的产物，也是所谓商谈伦理学所依据和追求的规范标准，这个规范标准所表示的；就是“永恒现在的根源”，他能够巨细无遗地满足所有事物的道理，因为任何事物均在此呈现其可能性”。当然作为所谓商谈伦理学所依据和追求的规范标准，这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人，何以为人，人性何以完整且统一”，这却也是人们所依据并要求的，也就没什么矛盾的，人不就是这样子吗？谁又可以说的清楚呢？
《易、系辞传》云；“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那么《易》能否笼罩住中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史呢？这指望中国的精华们则基本就是痴人说梦话了。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数百年来，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不约而同地经历了所谓“超越的突破”，也即他认为集中地体现出“人类全部历史的经验性的核心”，即；“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历史哲学时期”。他认为直到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是这一时期的回顾。如果我们仔细去发现，则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乃至罗马，这若干个文明中所闪现的，就都有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身影，若与东方联系，则就很容易将其最早身影的出现论证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当然，这也还不是其之源头，因为从中国新疆进入中国北方，或者说亚洲的北部，大概是也用不了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关于雅利安人的源头，我已经说过，现在的问题则就是；《易》产生于何时？及其内容究竟为何？及其之前的北方中国或亚洲北部之宗教为何内容形式？并且最重要的就是；《易》对于中国历史的变迁所起到的作用----汉武以前《易》是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导及指导吗？这应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努力探索的。也因为这个方向上至今还充满着幼稚可笑，到处还是关于《易》的奥秘的遗憾谈论。
司马迁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所以谈及中国传统的这个儒化，是不得不从社会伦理说起的，也所以先废话几句，话说回来，如我以桀、纣事情论，则表明周之以前，道或者权力之于中国上古社会，他是有序的，是清明的，也即“大道之行，天下是公”的路线是清晰清楚的。
作者：扁舟一叶1 提交日期：2010-03-28 01:22:20  5#
基于人性而言；“私有制”是物质生活的不断被丰富的必然产物。物质生活的不断被丰富，来源自多元社会的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内容多元丰富。多元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具有多样的性质。“家庭”的产生；是人作为动物本能上的行为发展，自然就具备动物本能上的以血缘作为纽带关系的亲亲之爱。基于相同基因的天然亲近感觉的比较靠谱，随着家庭里人丁的繁衍生息，以及物质生活的不断被丰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逐渐自然凝聚形成了，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序卦》这一段，是很简单的人类社会形成说。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是做什么用处的呢？就是“礼义有所错”，也即是厘清社会中一切人际关系的手段或作用。如果我将“礼”在人伦上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以血缘链结为排序排除外，至于“礼”之于中国上古社会中在等级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呢？基于中国历史记载的吊诡，就是很值得玩味一番了。
韩非《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忠孝》云；“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云；“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并且又云；“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于此“信若《诗》之言也”，亦可将上古中国社会风情揣度一斑了，如果我以“大同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作为尧、舜时期社会的真实背景立论，则尧、舜的行为都是正常的，是合乎其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也即；其时确如韩非子所云；“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但此“逼上弑君而求其利”及《说疑》、《忠孝》篇的严词厉句，则摆明是为韩非自己所处之“小康篇”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实社会重构伦理道德以作为其理论上的依据也。我以韩非《说林上》云；“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论，则力证韩非之“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的真实，盖务光者就是属于“构党与聚巷一族”之人也。老子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自然就是谓此等事情，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自然也是有凭有据的在说话也。庄子《秋水》云；“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其中“之、哙让而绝”，是说春秋时期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他的相国子之，然燕人不服，国内大乱，齐国趁机伐燕，杀了哙和子之的事情，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禅让”，于西方的概念说，则就是尧、舜所表示出的“民主政治”之余续了，一如秦孝公欲将秦国让与商鞅同理，所循理据，皆是“天下，非是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有古以来的公理也。也就不用说尧欲让天下与许由事，司马迁《史记、吴子胥列传》中楚太子建，既是白公，后争王位而被杀。其中有“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后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我以司马迁的点评论，可见王权、君权之于春秋、战国乃至汉武以前，还没有神圣的英明起来。庄子《秋水》云；“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庄子此论，即是说明私有观念已于其时风俗习惯中积淀形成了，也即是“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此“贵”是“权利”之“利”字也，所以说；中国汉字是神奇的，“权”与“利”构成“权利”二字后，等同于是对现实中所谓的伦理道德毫不留情的讽刺挖苦，“权”是什么？也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东西罢了。
以上，我之略论，只是要说明上古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后来儒化所编排的是不一样的。以及那时的伦理道德始终还是处于商谈伦理学的逻辑范畴之内的。因为有自古以来的道义不可以违背，或者说也深入周礼制定者的内心了，总之，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义于周秦之间是根植于当时人们的理念中的。
周礼的出现，（一）；表现出中国上古时期“大同社会”的社会保障系统滞后，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需要升级换代了。其实也是宣告“大同社会”的解体。（二）；物质文明的进步与文化的多元发展，使得其时的人们自然的选择了“私有制”，开始扬弃“共有制”。其实就是“共有制”升级为“私有制”的过渡转折时期而已。（三）；周礼的出现，即表明这个办法是错误的。随之而行的春秋、战国乃至秦、楚汉相争到汉之文景之治的时期，就是中国文化第一次离开了“道”的主导，但乃以“道”为指导，是中国文化选择自然校正方向的时期。于此，我论断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是为中国文化的第五次被整理。自然其后的汉武独尊，是为中国文化的第六次被整理。以后，中国文化的被整理就停顿了下来。
关于”宗族”；《白虎通议》云；“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又云；“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为宗人之所尊”。《传》云；“王者；天下之大宗”，这样子的概念记载，起自周之分封同姓之国，世称周为宗周，即；诸侯宗天子之始。《丧服传》云；“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适子不得后大宗”，我也是略略一论，因为旧时那种“宗族”的概念基本可以断定是与我们的生活绝缘了，周之礼教，就是以“血食天下”的性质，自天子起层层下达直至民间，或者民间本以隐然成型而被正式确定了，即是说；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发生。一如庄子《秋水》云；“当其时，顺其俗者也”，当我们将周礼的产生放置于人类历史的正当出现的过程中时，在以他所处在中国历史中文化转形的顺接点上说；周礼的文化内容是有别于周以上中国文化任何一个变化时期的内容，周礼的内容是与“古道”南辕北辙的方向，所以主导天下的文化第一次出现了背道而弛的概念，随之使得管理天下的权力含有了歧义，可以被利用，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混乱无序了，也即权力可以生产利益了，一如今日所说；权力失去了他服务的本来性质，成为利益的追随者矣，也即见利忘义，墨子曰；“天下失义，诸侯力正”，墨子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但是，周礼的概念导致的权力混乱，并没有干涉到文化多元的存在，也即他不控制思维意识的多元发展。而这其实又是自古以来的道义传统延续，因此周礼亦秉承着古道最基本的精神理念，而这就是周礼中的矛盾处。这个矛盾的空间，给予了先秦诸子百家以上演的舞台，先秦诸子百家的成就，就理论上我以《老子》言论，则今日世界还不曾达到，更不说超过，至于社会实践而言，虽然汉武独尊既被废止，但也是超前欧洲人近两千年的意识形态，如以人类文明的历史说，我则论英国人的《大宪章》是接其余续后的继续发展。周秦之间又怎么算呢？就是上古中国的“道”，自“道”到“法”的科学性变身也，其理论上的支持则就是老子、子产、管子、李悝、商鞅、申子、荀子、韩非子等等的有名无名的无数人们逐步将《易》系统的哲学理论化发展后，给予了“先秦法家”这个整体性名称以坚实的支撑。先秦法家的发挥囿于时代的局限，以秦论则很不完善，并且必然存在处处的遗憾，但法家的方向及主轴精神是正确的，即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并且以秦之政治体现及汉初黄老之盛行，以及文景之治论，则就是对于法家不断完善改进及适应调和的一个过程而已。从其时文化的多元发展说，也是留足了《大宪章》类事情发生的余地氛围。当然，很不幸，最终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于中国儒化的固执已见，我原本不以为意的，也是抱定的管他娘的嫁给谁，老子只是跟着吃喜糖就好的态度，但当读读《老子》后，我就琢磨，他们为何是这样呢？亦也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合理他们那样行为的理由，直到最近大翻了翻《易》传，及至明白到“大同社会”之于上古时候的确实存在且长久，忽然明白，这是一帮想着阶级利益可以被长久永远的能够垄断，而处心积虑的家伙们。他们憎恶“公平、平等”的传统，也可以说；西汉以上，他们体现出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的劣根，东汉中、后时期的儒化们大概已经不太清楚其前辈纯儒们所执著的固执为何初衷也了，时至今日还是不知道纯正的前辈儒化为什么固执已见，都是早早就被儒化成为这条文化里的走狗奴才了，因为自从独尊以来，但凡是独裁时期，连贯到1976，我是鲜见全身善终者，而这，只有奴才走狗也才会是这样子的执迷不悟呢！盖皆因为周秦汉儒化道统了文化与历史的功勋卓著，也才会是如此也。
《易、系辞传》云；“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易、坤卦》本经云；“东北丧朋”，似乎能说；《易》早早就为向东方行走的伏羲氏部落的子孙后代预示了结果。韩非《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这就是韩非子“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之意思，也就是个“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也就是老子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将知止。知止不殆。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与江海”。韩非曰；“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西方人说；这叫做“虚君共和”也。而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样子说先秦法家的，他们说；法家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我一个初中还不曾读完的人，都是能够明晰韩非《主道》之义旨，以及《亡征》《五蠹》对于儒化礼制弊病切脉的精准，那么近两千多年来，文化之于中国是什么意思呢？传统文化；只是海量的注解训诂，并包括翻来复去的解释主义精义的骗人把戏了，所以，我们只有儒化而已。《易、坤卦》《彖》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这句话，正才是《易》演示给以我们的结果，大概是说；只要活着，只要在动弹着，希望就永远的存在，我思想阔别很久的中国文化的第七次被整理，应该就是今天的人们的行为所在酝酿着的，《易、坤卦》《彖》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所以我们今天的酝酿，就是要将那三五具干尸彻底抛弃，我们终究不在会是附骨之蛆，我们也必将会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作者：扁舟一叶1 提交日期：2010-03-29 10:30:52  6#
权力；“是社会生活中全体人们的利益的体现”。所以“权力”本身就是“利益”的代表。当这个代表是以笼罩全体的人们中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代表时，“权力”等同于是“无利益”的性质，只具有服务的作用”。这样性质的权力内涵里，他的文化内容一定是多元的，所以，他只具有“包容”与“规范”的作用，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主人，所有人又都是他的仆人，听从于他的吩咐”。一如老子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古今一凝聚，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所作用与保障的，大概就是墨子“兼爱、非攻”的理念，其实“权力”就是文化内涵价值的集中体现。文化内涵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由创造文化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这个文化中的体现是否得到了“公正、公平”的给予的体现。或者；文化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在分配的过程中，以他的取向的标准作为评判文化的内涵价值是大或者小。其实文化可以说就是人类在一直的创造着而已。中国文化是什么呢？当然就算是在爬行着，也还是一直在创造着的。
仅此而已吗？来看韩非子老师荀子怎样说；荀子在《王霸》中云；“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其中“治一不治二”，即是在强调标准的统一及一贯性，“二”是什么意思呢？也即使用一个标准治理身边的事情，是不用去治理远处的事情，治理标准作到光明正大，不可以具备幽暗的标准，“二”即远近与明幽也，荀子主张说；“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此时看，“明”即是光明正大的意思。“治”字等同于是法与标准的意思。“幽者化”即是说潜规则是不可以存有的。所以治理需要的是一个标准，不能是两个标准，此即是荀子所说的“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当一”是什么意思呢？荀子说；“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选择一个相国，公布一道法律，明确到一个标准，用来统帅一切，照耀一切，以此来看治理的成功，也即是“主能当一则百事正”。荀子《王制》则进一步引申说；“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说；“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我们不去管他妈的天王会变成是谁，但荀子此“一”，即是严格依法执行的意思，此“一”不是“治二”，“一也者，等同于是”司法独立“的概念，荀子说；“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而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也”。当然荀子是变换为“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的口气说话。荀子又引“《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以作为他论证的依据，‘维齐非齐’意思是说；所谓的整齐或齐心，并不是要求整齐为清一色，而是如同庄子《天地》之“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的状态境界，即是“《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所以说；‘维齐非齐’，无有“兼爱、非攻”的胸怀，也是难以做到的，此于今日，我们就应该思维思维国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样性质的权力，才是国家二字的权力呢？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老人家说的真是好极了！也所以说；当权力治二的时候，即说明是在人为，有为了，也就失去了“权力”无不为的性质及价值，但是压制是做不到使人心服并长久的，当权力被人为的有为时，他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他所具有的就是纯粹工具的性质，谈不上精神与价值。虽然也是使用的性质，但只起到专制的作用。所因为就是“利益”二字，即通过“权力”达成保障少数人占有使用利益的作用，而不是保障整体的利益。也即“权力”成为不劳而获得利益的手段了，所以获得者就必须为这种手段注入，他“合理”的占有使用不劳而得的利益的依据道理，也即所依据的法理为何出处，而这只有历史与文化的传统才能给予他。当“权力”所具备的文化含义被独尊指定为一时，或称政教合一，在中国则称为文化专政更为贴切，所以这个独尊的文化内容就是这个专政权力“合理、合法”的使用于社会的正当依据。能够达到“合理、合法”，就需要从历史与文化的传统中找寻“合理、合法”使用的依据以作为支撑，一如今日所强调的“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怎样“弘道，弘人”呢？就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简单说；就是扶直。
直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周礼，或者主义。周礼其道繁博奥衍也，既使他是离道的，但他还是集合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以荀子、韩非子、李斯等论，则其人等皆是周礼路线的执行者，当他们依照周礼一路发展下来，就是进步到了“君主制度中的法制社会形态说”，并且摆明白的，就是“虚君共和”的走向，也即是因循道的作用与现实社会的结合以后的循道发展而下，也即是不断实践后的又一产物，所以不存在去篡改历史与文化的传统的问题。而以孔丘为代表的孔门儒化，则就是死死盯着周礼“血食天下”的目标以作为学问的研究方向，自然他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结构，是从人性最柔软处开始着手研究起，也即是以“孝弟”为路线的文化。他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证群体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森严分明，保证处在社会结构中金字塔尖的人们合理、合法的占有使用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利益”。孔丘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或者今天已是“严父莫大于配主义”。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道理也。一个社会，一大群的人被这样的思路的文化专政着，能在农业社会里爬行两千多年无有变动，就是我们这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这个传统的文化为了强调占有利益的合理合法是习惯以来的传统时，我们但凡稍耐心看看《左传》《国策》《吕览》等，稍具理性客观一点点，就是不难发现他来的虚假的丑恶无比了。他是依靠编排与篡改历史与文化的传统而杜撰形成的，是和邪恶的人性媾和后时的被传统。如果我们稍具理性客观一点点，就发现这个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就如同是一个装满是水的破筛子般漏洞百出，但在我们的土地上，我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神奇的做到了让这烂筛子盛满的是水，并且最近以来还开始往外溢。反过来，则拓证出；我们这样大一个群体已经无知愚昧达到了使人无以言状的高端境界了。确如旁人言；这是一个没有精神的群体。为什么会被这样看法呢？因为我们已被教化成了；不知道反省、忏悔，不懂得何为谦逊的群体。
传统的我们心胸是狭隘无比的，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是愚昧的，所以；一切的改变都必须要经历撕心裂肺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因为；一切都缓慢的变化着。希望一直不停顿的向我们招手，因为；我们是宇宙、天地间，自然的儿女，作为人类母亲的自然，她从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我知道；改变会将是剧痛。但这样一个多元丰富的世界中，我们的心胸就会宽广起来了，我们痛并且快乐着，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我们愚昧着，也没有什么恐惧的。
中西文化比较的标准和方法——三评《中国站起来》
我在2008年4月5日写过一篇文章《用西方偏见“规范”中国文明的图谋》，那是为了驳斥一位精英把中国从“四大文明古国”“开除”的胡说八道。事实上，这种“规范”的程度远比“图谋”所表达的要严重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差一点就得逞的程度。所谓“与国际惯例接轨”就是完全采用西方的标准，来“规范”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口号。所谓“中西文化比较学”则是精英们为“接轨”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的学术“擂台”， 精英们在他们控制的“擂台”上装腔作势的“论战”，其实不过是在研讨如何更好更快的抛弃民族文化之根，如何一劳永逸的掐灭任何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火花，一言以蔽之：研讨如何更好的“全盘西化”。
《中国站起来》提出了彻底检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化”的历史，就必须正视“中西文化比较学”这个学术“擂台”，必须打破精英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垄断，在这个“擂台”上与精英进行真正意义的论战，剥开精英们“学术研究”的伪装，还他们胡编乱造，偷运歪理邪说，蛊惑人心的原形。
精英的谬论与叛逆的呐喊
精英们打着中西文化比较的彩旗，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诬蔑为“专制独裁”，蛮横的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再由这个前提出发，声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一以贯之统统是专制独裁；同时又将西方民主说成是欧美民族在娘胎中早就天生注定了的，从希腊罗马到欧美列强文化优秀盖过中华等等；大肆宣扬西方民族如何如何优等，中华民族如何如何劣等，断言中国非彻底抛弃所谓“含着毒素”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不可，甚至，就是西化也只能步西方后尘，以追随者的身份融入西方的“国际社会”， 否则不能在世界立足。
举着这面破旗的首推《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很难说清他们是恶毒胜过无耻，还是无耻胜过恶毒，王小东将其称为“逆向种族主义”，说不清是遗憾，是无奈，还是愤懑，毕竟“说不”、“不高兴”、“站起来”曾经与精英们是一个阵营，虽然现在被他们“开除”了，藕已断，丝还连嘛。然而家国情感，民族命运使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声呐喊，满腹的哀怨掺和着一腔怒火全都凝聚在他创造的这“逆向种族主义”六个字中，这就是为什么小托尔斯泰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为苦难的历程的原因。
摩罗直觉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来源于所谓“国民劣根性批判”，他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国民性批判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劣根性的确认，对于西方强权者优根性的确信，并进而导致在政治认同上的某种分裂。中国人对自己创造的东西几乎全都不认可，对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认可，对自己的文化不认可，对当下的经济结构也不认可，这就是政治认同危机的表现。”（摩罗：《全球化为何一定要由西方领导》2010-03-08 ）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不加分析，将自己矛头对准了近代一切进行过“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人，他不能区别在“批判”的旗帜下并非是一支统一的队伍，他不了解由于人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立场的不同、方法的不同、结论也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他是多少有些胡子眉毛头发一把抓了，也就是说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把这一历史现象与今天精英们倒行逆施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今天精英们倒行逆施的所谓“批判”只是对主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胡适梁实秋之流的“传承”，与当年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救国真理以开创中国的新文化的摸索是毫无关系的。尽管这些摸索必然存在一些瑕疵，为今天的西化精英所利用，却无损于仁人志士摩顶放踵、前赴后继救国救民的英名。这可以从精英们一直在向鲁迅身上泼脏水，而仅仅是在“劣根性”三个字上才假情假意的抬举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起来。
精英们比较的标准和方法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潜台词是“西方人素质优秀论”，这就是精英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预定结论，要揭穿精英们的假面具，就必须揭穿他们这种比较标准与比较方法的不合理性，撕破他们假学者的面具。
精英们的比较标准一言以蔽之：引西方殖民主义之经，据西方帝国主义之典，标准完全照搬。
它的哲学基础则是将形式逻辑夸大为普世皆准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用铺张的演绎巧妙的忽略大前提的决定性作用，让人们在过程迷失方向，如催眠术一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将读者引入思想的陷阱。
精英们整个中西比较的大前提是由他们的西方主子预先设定的：西方优等，中国劣等。对西方这一包藏祸心的设定，精英自己从不怀疑，也绝对不准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提出任何质疑。但是，如果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同时严格执行形式逻辑的演绎规律，则仅仅有了偏见的标准，预设的前提，要得出预定的结论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这时候往往得出的是“悖论”，这就决定了精英们的演绎还必须使用诡辩术，和将伪造事实与真实材料鱼目混珠。
1．不对称比较，如：用现代的西方与古代的中国相比较；用若干个优秀的西方人与若干个低下的中国人相比较；只说腐败的满清王朝的军队、畏惧洋人的新老军阀的军队与列强作战的失败；不提爱国将士与外敌作战的英勇，尤其是不提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本军队、美国军队、法国军队、英国军队、英国训练的印度军队等等的辉煌胜利。
2.以个别代替一般，如：柏杨用一个人不支持抗日的例子证明中国人都不抗日，等等。
3.使用未经论证的所谓结论，例如什么“中国在汉代就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什么“中国人就是因循守旧”，等等。
4.用艺术的“描写”代替严肃的论证，这一手法在《河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阳光与阴暗鲜明对比的色调，那些抑扬顿挫的朗诵，有的只是哗众取宠，并无半点实事求是之意。
5.对中国只说“走麦城”，对西方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例如西方各列强被异族统治的绝对时间均比中国长，而相对比例则比中国高得不可比拟；而且对于西方来说这些异族是真正的外国，对于中国来说，则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是到了精英嘴里，却成了中国人做外国人的奴隶做惯了，西方人却从来都是顶天立地；即可见精英“高论”之一斑。
6.至于造谣，编造谎言之类，简直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比较最典型的例子由一位媒体“名人”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明明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精英，跑到美国吃了几年洋面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二字，硬是自称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不承认自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苗裔；此人狐假虎威的挥舞着假洋鬼子的“文明棍”，拿着放大镜到处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踪迹，无论精华和糟粕，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一顿猛抽；理论根据全是西方的牙慧，方法完全就是上述的那种演绎；此人是谁，难道还用在下点名么？只是他不如他“未庄”的先辈幸运，阿Q的后代——中国的草根们在他那包铁灌铅的“文明棍”下不再抱头鼠窜，而是勇敢地给予迎头痛击。还有一些精英则不似此人那样张狂，娓娓动听的表白这西化是为了大众的好哇，可是他们胸前佩戴的“柿油党”的“油铫子”则将他们西方奴才的嘴脸暴露无遗，时下在草根民众中的市场已经很有限了。
结论：
但是对于中西文明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正确的比较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才能驱散西方殖民主义者及中国的精英散布的种族主义谬论，才能做到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平道路。
正确的比较必须有正确的标准，正确的方法，事实上这个正确的标准和方法毛主席早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出来了。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主席还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七OO——七O一页）历史岂是这伙精英割断得了的吗？
对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今天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的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主席还告诫我们：“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我们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七OO页）这一次精英让我们吃的亏还要大啊！所以彻底检讨“被西化”的历史的确是任重而道远啊！
华执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