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资料：解密江姐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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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14:51 新浪娱乐
30集红色电视剧《江姐》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其中的江姐形象，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女英雄。但观众也许并不熟悉她的那些敌人，那些历史上曾经犯下累累罪行的败类们。
1948年的春天，由于特务的渗透和叛徒的出卖，一批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其中有个重要人物：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
时任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此时并没得到许建业被捕的消息。4月6日这天，他前往许建业的办公室联络工作。不料，这里早已埋伏下了特务。刘国定被特务扣留盘问，回答时却露出了破绽。特务们虽然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但还是在当天晚上，把他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关在看守所里的刘国定，盘算着如何脱身。他认为，在自己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不妨吐小留大，让对方以为自己只是地下党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后再设法脱身。然而事情却出现了突变：
4月16日，也就是他进入渣滓洞后的第10天，重庆地下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捕了。这个人叫冉益智。冉益智是四川(今重庆)酉阳人，1910年出生，1938年入党。被捕时任重庆市工委副书记。他是重庆地下党内地位仅次于刘国定的领导。
对于抓到的地下党人，特务惯用的第一种手段就是重刑。
特务头子徐远举在他的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果然，在敌人特务们的重刑面前，冉益智的意志瞬间崩溃了。他当即指认了刘国定市工委书记的身份。同样，仅仅面对皮鞭，刘国定的意志防线也立刻坍塌了。两个最高级别领导的叛变，对地下党组织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在指认了刘国定之后，冉益智先后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负责挺进报发行工作的刘国鋕、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以及江竹筠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刘国定为讨好敌人保全自己，竟然与冉益智争宠邀功。两人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刘国定和冉益智供出了地下党组织的大量重要情况，致使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其中就包括江竹筠。被刘国定、冉益智出卖被捕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集体大屠杀之中。
刘国定为表示其坚决反革命反人民，竟然编撰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和《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本书，作为反动派进一步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依据。因为出卖组织有功，刘国定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嘉奖，并加入军统特务组织，被授予军统中校参谋和川西特侦组组长。
冉益智被军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在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等一一传授给特务。
为什么特务们的酷刑，能够在这些人的身上得逞呢？徐远举曾经这样讲过：我要利用的是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是他们贪生的心理。
对此，脱难后的罗广斌作过这样的分析：“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对此，《挺进报》负责人陈然烈士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他说：“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他的这番话，使我们深刻懂得了，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只有气节才是一个生命的最高灵魂。
叛徒们一旦成为叛徒，他们的下场往往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可悲、可笑。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大批要员逃亡台湾，刘国定惶惶不可终日，逃向了成都。这个最初因为经济问题而走上堕落之路的败类，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却终因款项不足而束手无策。解放后，刘国定自道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他在交代材料中这样说：“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直到此时，这个把生命看得重于一切的叛徒，仍然希望政府的惩罚不至于毁灭他的肉体。
重庆解放后，叛徒冉益智企图瞒天过海，竟然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企图冒充狱中脱险人员报到登记，结果却被人认了出来。冉益智惊惶失措，连忙溜走。又被已经向人民政府自首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李修凯上前抓住他，喝道：“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见状破口大骂对方是大特务。两人揪扯之际，被一个警备战士发现，终于落网。
1951年2月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讯后，被押赴刑场枪决。
叛徒的肉体包裹着肮脏的灵魂走进了地狱。另一类败类特务们，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徐贵林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曾经是望龙门特务队的有名打手，生性残忍，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他不仅将关押在狱中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等人折磨致死，参与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和江竹筠等烈士，还亲自指挥了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致使180多人同时殉难。这个血债累累、罪恶昭彰的恶魔公然叫嚣：“我生来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就是你解放军打到了重庆市里，我还是要杀！”
然而当解放军果真打进重庆的时候，他却逃之夭夭，只身潜回重庆南岸的岳父家，伪装成菜贩隐藏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还是被群众认出，逮捕归案。被一颗正义的子弹送下了地狱。
杨进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败类。他18岁时，就已经是受过日本关东军严格训练的特务，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淞沪会战的时候，他专门为日本侵略军收集关于中国军队行动的情报。后来，杨进兴得罪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因为害怕被日本主子割去脑袋，他摇身一变，混进军统，投在了头号特务戴笠的门下。1946年，为戴笠充当便衣警卫、侍从副官的杨进兴来到了渣滓洞，从行动员、看守员，逐渐升为白公馆官的二号人物监狱看守长。
这个残酷至极的败类，手上始终沾满着革命志士的血迹。是他亲手杀死了罗世文、车耀先，用电刑将朱念群、尚承文等三人杀害。他参与杀害了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并在11.27大屠杀中，亲手杀害了黄显声、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等，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并将关押在市区新世界饭店的32人押往松林坡杀害……
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夕，这个欠下无数血债、罪大恶极的杨进兴却突然销声匿迹了。他究竟逃到了哪里？有人说他可能已经畏罪自杀了，也有人说他可能逃往香港了。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会不会也像徐贵林一样，冒充普通百姓，藏身于茫茫人海之中呢？
原来这个顽固狡猾的家伙，自知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于是在大屠杀之后悄悄地钻进了华蓥山中，企图打游击，做垂死之争。但解放大军的迅速挺进，让他感到这无异于螳臂当车。于是化名杨大发，也就是后来小说《红岩》中所用的那个名字，潜逃到四川南充的乡村里。他伪造历史，以贫农身份在南充乡村潜伏下来。之后又假装积极，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当上了互助组长。
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一副沉重的镣铐结束他的美梦。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人认了出来。1958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大会，杨进兴这个双料败类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电视剧《江姐》中有个特务卷叫徐鹏举，他的真实名字叫徐远举，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眼看重庆即将解放，他先是亡命成都，然后跑到昆明，准备从那里逃往台湾。就在这时，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徐远举不得不束手就擒。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徐远举落入人民的法网后，竟被辗转送进了已成为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的白公馆。面对着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建筑，他自知时日无几，为此整天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仿佛门外看守战士的脚步就是死神走来的声音。他做梦也没想到，对他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民罪人，新生的人民政府既不杀也不辱，甚至不打不骂，而是开始了狱中改造，并始终如一地持续了十多年。如此博大的胸襟，不能不让他感动得泪水涟涟。
1964年10月，正是新中国诞生15年之际，他在深刻的忏悔中终于写了题为《血手染红岩》这份长达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深刻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30集红色电视剧《江姐》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其中的江姐形象，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女英雄。但观众也许并不熟悉她的那些敌人，那些历史上曾经犯下累累罪行的败类们。
1948年的春天，由于特务的渗透和叛徒的出卖，一批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其中有个重要人物：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
时任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此时并没得到许建业被捕的消息。4月6日这天，他前往许建业的办公室联络工作。不料，这里早已埋伏下了特务。刘国定被特务扣留盘问，回答时却露出了破绽。特务们虽然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但还是在当天晚上，把他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关在看守所里的刘国定，盘算着如何脱身。他认为，在自己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不妨吐小留大，让对方以为自己只是地下党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后再设法脱身。然而事情却出现了突变：
4月16日，也就是他进入渣滓洞后的第10天，重庆地下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捕了。这个人叫冉益智。冉益智是四川(今重庆)酉阳人，1910年出生，1938年入党。被捕时任重庆市工委副书记。他是重庆地下党内地位仅次于刘国定的领导。
对于抓到的地下党人，特务惯用的第一种手段就是重刑。
特务头子徐远举在他的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果然，在敌人特务们的重刑面前，冉益智的意志瞬间崩溃了。他当即指认了刘国定市工委书记的身份。同样，仅仅面对皮鞭，刘国定的意志防线也立刻坍塌了。两个最高级别领导的叛变，对地下党组织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在指认了刘国定之后，冉益智先后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负责挺进报发行工作的刘国鋕、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以及江竹筠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刘国定为讨好敌人保全自己，竟然与冉益智争宠邀功。两人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刘国定和冉益智供出了地下党组织的大量重要情况，致使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其中就包括江竹筠。被刘国定、冉益智出卖被捕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集体大屠杀之中。
刘国定为表示其坚决反革命反人民，竟然编撰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和《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本书，作为反动派进一步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依据。因为出卖组织有功，刘国定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嘉奖，并加入军统特务组织，被授予军统中校参谋和川西特侦组组长。
冉益智被军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在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等一一传授给特务。
为什么特务们的酷刑，能够在这些人的身上得逞呢？徐远举曾经这样讲过：我要利用的是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是他们贪生的心理。
对此，脱难后的罗广斌作过这样的分析：“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对此，《挺进报》负责人陈然烈士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他说：“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他的这番话，使我们深刻懂得了，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只有气节才是一个生命的最高灵魂。
叛徒们一旦成为叛徒，他们的下场往往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可悲、可笑。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大批要员逃亡台湾，刘国定惶惶不可终日，逃向了成都。这个最初因为经济问题而走上堕落之路的败类，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却终因款项不足而束手无策。解放后，刘国定自道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他在交代材料中这样说：“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直到此时，这个把生命看得重于一切的叛徒，仍然希望政府的惩罚不至于毁灭他的肉体。
重庆解放后，叛徒冉益智企图瞒天过海，竟然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企图冒充狱中脱险人员报到登记，结果却被人认了出来。冉益智惊惶失措，连忙溜走。又被已经向人民政府自首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李修凯上前抓住他，喝道：“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见状破口大骂对方是大特务。两人揪扯之际，被一个警备战士发现，终于落网。
1951年2月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讯后，被押赴刑场枪决。
叛徒的肉体包裹着肮脏的灵魂走进了地狱。另一类败类特务们，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徐贵林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曾经是望龙门特务队的有名打手，生性残忍，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他不仅将关押在狱中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等人折磨致死，参与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和江竹筠等烈士，还亲自指挥了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致使180多人同时殉难。这个血债累累、罪恶昭彰的恶魔公然叫嚣：“我生来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就是你解放军打到了重庆市里，我还是要杀！”
然而当解放军果真打进重庆的时候，他却逃之夭夭，只身潜回重庆南岸的岳父家，伪装成菜贩隐藏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还是被群众认出，逮捕归案。被一颗正义的子弹送下了地狱。
杨进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败类。他18岁时，就已经是受过日本关东军严格训练的特务，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淞沪会战的时候，他专门为日本侵略军收集关于中国军队行动的情报。后来，杨进兴得罪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因为害怕被日本主子割去脑袋，他摇身一变，混进军统，投在了头号特务戴笠的门下。1946年，为戴笠充当便衣警卫、侍从副官的杨进兴来到了渣滓洞，从行动员、看守员，逐渐升为白公馆官的二号人物监狱看守长。
这个残酷至极的败类，手上始终沾满着革命志士的血迹。是他亲手杀死了罗世文、车耀先，用电刑将朱念群、尚承文等三人杀害。他参与杀害了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并在11.27大屠杀中，亲手杀害了黄显声、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等，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并将关押在市区新世界饭店的32人押往松林坡杀害……
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夕，这个欠下无数血债、罪大恶极的杨进兴却突然销声匿迹了。他究竟逃到了哪里？有人说他可能已经畏罪自杀了，也有人说他可能逃往香港了。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会不会也像徐贵林一样，冒充普通百姓，藏身于茫茫人海之中呢？
原来这个顽固狡猾的家伙，自知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于是在大屠杀之后悄悄地钻进了华蓥山中，企图打游击，做垂死之争。但解放大军的迅速挺进，让他感到这无异于螳臂当车。于是化名杨大发，也就是后来小说《红岩》中所用的那个名字，潜逃到四川南充的乡村里。他伪造历史，以贫农身份在南充乡村潜伏下来。之后又假装积极，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当上了互助组长。
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一副沉重的镣铐结束他的美梦。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人认了出来。1958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大会，杨进兴这个双料败类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电视剧《江姐》中有个特务卷叫徐鹏举，他的真实名字叫徐远举，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眼看重庆即将解放，他先是亡命成都，然后跑到昆明，准备从那里逃往台湾。就在这时，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徐远举不得不束手就擒。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徐远举落入人民的法网后，竟被辗转送进了已成为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的白公馆。面对着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建筑，他自知时日无几，为此整天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仿佛门外看守战士的脚步就是死神走来的声音。他做梦也没想到，对他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民罪人，新生的人民政府既不杀也不辱，甚至不打不骂，而是开始了狱中改造，并始终如一地持续了十多年。如此博大的胸襟，不能不让他感动得泪水涟涟。
1964年10月，正是新中国诞生15年之际，他在深刻的忏悔中终于写了题为《血手染红岩》这份长达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深刻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