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计困境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一)

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一)

　　提要

　　「经济」一词在中文里原意为「经世济民」或有关「经世」的才能，它包含儒学特殊的经济观，就是将道德规范的约束视作社会组织原则。中国近代之所以用「经济」一词来指涉economy，与儒学将经济关系隶属于道德秩序这一传统思维模式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即社会由独立自主的个人通过契约组成。在这种社会组织原则中，经济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一词与道德脱离关系，获得了今天中文「经济」一词的含义。但当时中国正面临引进西方代议政治的失败以及现代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普遍的生计危机。这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把社会看作由独立个人根据新道德规范组成；这是五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史内部原因。

　　本文通过对一八三○至一九二○年间近七千万字政治思想言论中「经济」一词的意义分析，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经济观的变迁。我们发现，马列主义经济决定论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是与他们把社会视为由道德规范组成的思想模式密切相关。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在西方兴起存在着共同的机制。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　比较观念史　社会组织原则　经世　经济

　　一、「经济」一词所包含的历史悖论

　　二、社会生计与「经济学」

　　三、在经济决定论的背后：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

　　四、从「经世」、「富强」到「经济」

　　五、「民生主义」和「经济学」

　　六、绅士公共空间和「生计学」

　　七、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组织蓝图的巨变

　　八、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一：

　　共和的失败和对民主的再定义

　　九、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二：

　　社会生计困境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十、剩余价值说、列宁主义和唯生产力论

　　一百五十年来，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一直处于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浓雾之中，它或者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或者被理解为某种物质决定论；其实经济决定论的兴起意味着人类对社会组织原则认识之改变，它是现代社会危机或社会现代转型失败的结果。

　　一、「经济」一词所包含的历史悖论

　　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传入中国过程中，有两个例子最能反映文化对翻译的巨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将science译为「格致」，另一个则是将economy译为「经济」。「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用于指涉science，明确表示将西方意义下的认知纳入儒学修身八条目的轨道。「经济」一词的中文本意是经世之才干或经世济民，是儒生常用词汇，用它来指涉economy，同样刻划了把西方研究生计的经济学科如何道德化，成为儒学经世致用实践的一部分。然而，十分有趣的是，这两种译法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完全不同。一九○一年清廷的新政掀起了中国社会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在大规模引进西方制度前提下，很多重要的西方价值和观念开始与儒家道德划清界线，如「个人」、「权利」、「社会」、「公理」等词的普遍使用。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不再使用「格致」而改用「科学」来指称science。但是，「经济」这个词用法的变迁过程，却恰恰与「格致」相反。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现代经济学已经传入中国，一八八五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几乎就是一本鼓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在这本书中，economy音译为「伊哥挪谜」。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系统地论述中国为了达到富强的目标，就必须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是该书讨论得最多的议题，但郑观应在用「经济」这两个字时，其意义仍是传统的经世济民，他宁可将学习西方经济事务归纳在「商战」的名目之下。2在甲午后汹涌澎湃的戊戌维新运动中，一八九六至一九○二年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重要西方经济学著作，他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作《原富》，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地抓住该书的本质。但严复并没有将economy译为「经济」，而是创造了「计学」这个词。严复认为日本用「经济」译economy过于笼统，而儒学的经世济民是不能用来指涉西方经济科学的。3

　　早在江户时代，日本「经济」一词的使用就淡化了道德色彩，因此，最早用「经济」来翻译economy，可能在明治维新时期。4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留日学生把「经济」一词带回中国之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用「西学经济」来泛指现代工商军事等才能。5一九○一年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宣布开设「经济特科」，在科举考试中选拔精通西方事务（包括经济学）的人才。6一九○五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经济」来指涉economy。为甚么就在「格致」演变为「科学」的同时，「伊哥挪谜」和「计学」却被「经济学」取代了？表面上看，这正好证明这一段时间日本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知识分子现代用语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中国文化接受外来观念的思想史内部因素，就可以发现两者为完全不同的意义所支配。由「格致」变为「科学」意味着有关自然界的学术研究和儒家伦理脱离关系，它是一个译名非道德化之过程。甲午前，经济学的中文译名十分多样化，大多是非道德的，如「伊哥挪谜」、「生计」等；但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有浓厚道德含意的「经济」一词逐渐取代了「生计」，成为economy的翻译名词，这个译名反映了某种观念的道德化过程。为甚么在清廷新政实行过程中，两者会呈相反的趋势？显然，这涉及到思想史内部未曾注意的问题。

　　一九九七年以来，我们通过推行一系列研究计画，建立中国近现代观念演变的专业数据库。7本文通过对数据库中economy这个词的中文译名术语的变化及相关词汇的计量分析，并对照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兴起的过程，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组织原则几番转变，解释为何现代汉语用「经济」译economy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制。

　　二、社会生计与「经济学」

　　为了使本项研究具有中西思想变迁比较的宏观视野，在探讨社会组织原则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传入中国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花少许笔墨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兴起的思想史过程。

　　首先必须指出，在西方传统思想中长期存在经济生活和政治活动无关的看法，这是十九世纪经济决定论兴起后难以想象的。考察economy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西方，economy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家计」（oeconomia）。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它是与城邦政治学不同的另一门学问──oikonomika。在书的一开头，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家政学和政治学的不同。首先，「家政学先于政治学而产生」，而且「家政学有别于政治学，正如家庭之别于城邦」。他进一步指出：「政治学涉及众多的统治者，家政学只涉及唯一的管理者。」8既然家政学先于政治学，似乎很容易得出经济是政治活动前提的看法；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十分明确地将家计限定在家庭之内，把家庭生计活动与家庭以外的政治活动划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亚里士多德指出：「财产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家务管理技术的一个部分。」9与此同时，他否定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的正当性。他这样论证：

　　有两种致富方法，如前所述，一种为家务管理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是零售贸易；前者是必须的、体面的，而由交换构成的后者则应受到指责，因为它是不自然的，而且它采用的是一种从他人处获利的方式。10

　　可见，亚里士多德把正当的经济活动严格限定在家庭范围，其功能是维系家庭存在；超出家庭之外的经济活动被认为不自然，甚至是不道德的，它自然也不可能与政治活动有甚么关系。这种见解是基于当时被普遍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将其概括如下：「根据希腊人的思想，人类的政治组织能力不仅不同于家（oika）和家庭为轴心的自然关系，而且还直接地与之相对立。城邦的兴起意味着除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人还接受了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11到了中世纪，虽然希腊罗马式的城邦政治生活不再存在，但政治领域和家庭生计领域仍是互相分裂的。

　　众所周知，与西方明显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将国家看作家庭的放大，家庭和国家（政治）从未被明确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在这种组织方式中，人们清楚意识到政治文化和家庭生计的互相依赖关系。梁启超早就注意到，在众多学科中，唯独生计（经济）学这门学科在古代中国比西方发达。12他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关于税收、理财、盐铁、货币，中国有比古希腊罗马更丰富的论述。现在，我们考察一下中文中「经济」这个词的来源和意义，就很容易发现它和西方家政的不同。历代「经济之学」、「经济」等词，或被用于指涉「经世济民」，或用于指涉治国才干，如《朱子语类》中有如下句子：「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13又如《海运刍言》所云：「论海运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实经济者。」14「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能，都包含着如下环节：首先是「经世」，它的意思是落实儒家伦常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一种与之相符的、整合社会各层次的秩序；「济民」则指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解决百姓生计。在传统中国，政府应推行仁政，解决亿万家庭生计问题，而这又取决于社会是否建立了正常的道德秩序。任何生计危机和民众的流离失所，都可以归结为理想道德秩序被破坏。

　　上述道德政治笼罩下的经济观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作用，是由于儒学提供了颇为独特的社会组织原则：一个正当的社会必须是根据伦常等级和相应道德规范组织而成。我们曾论证过，自秦汉帝国建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上层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中层是县以下绅士乡村自治，下层为宗法家族组织。这三个层次能够良好整合，则是依靠儒家意识型态的功能。15儒家伦理将忠看作孝的延长，「国」是「家」的同构放大，并主张由信奉儒家伦理的知识精英对乡村实行统治。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使得整个社会被理解为一个根据君臣、父子等纲常等级组成的有秩序结构。只要人人依照儒家伦理原则行动（即做到所谓「理分」），就能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而要维系这种伦常等级秩序，就必须去人为地创造或维系一系列经济条件，如自耕农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税源，地主经济保证绅士对乡村的自治，族田提供宗族家庭教育和公共活动的种种费用，等等。在这种由伦常等级组成的社会图像中，只要纲常等级规定的道德秩序存在，经济活动就能自动运行并维系社会的稳定。16

　　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出现社会生计问题，但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和家族通常都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调控手段解决这些困难。17这些调控手段的失灵，大多发生在一个王朝末期。那时，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农业雕敝，商业和城市病态繁荣；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维生，终于爆发改朝换代的大动乱。18根据由儒家伦理的社会组织原则，正常的秩序等同于道德规范之实现；而社会危机特别是民众生计困境的原因，则是由于君王失德、官僚机构腐败和政府没有实现仁政，即社会秩序偏离了儒家理想的道德伦理秩序。19因此，解决生计问题的方法必定是经世济民，它是一个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过程。这里，道德伦理始终是「因」，而生计问题是「果」；经济生活由道德政治决定。

　　三、在经济决定论的背后：

　　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

　　从思想史上讲，西方要到十七世纪前后才发现经济和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它与现代社会兴起同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将社会视为由独立的个人根据契约而组成的，我们称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是建立在自然权利（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核心价值之上。随着十七世纪个人权利观念在西方的兴起，社会组织逐渐被想象为由独立自主的个人根据契约组成。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政府的公共权力，这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而独立的个人用自己拥有的产品（或劳动力）与他人交换，以解决生计问题，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到十八世纪，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这种组织原则中，社会是由人根据某种目的（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自行组织起来的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这正是「社会」这个词的本来意思。20这可以解释为甚么有关人的生计之科学「经济学」的诞生与「社会」的兴起恰好发生在同时。21

　　这时，经济学的内容就不再是如同「家政学」那样，仅仅探讨家庭式的管理和分配财富，而需要首先说明整个社会如何分工，个人向社会提供的物质和劳务与个人需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使得社会分工和交换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阿伦特曾这样论证经济学从家计学中脱胎出来之过程：

　　现在家庭的日常事务必须由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家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与这一新发展相应的科学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一切都意指一种「集体家政管理」。众多的家庭按照经济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超人的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的集合称之为「社会」。22

　　十八世纪西方现代社会形成，经济学随之成熟。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式诞生。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指出，读这部经济学专着时，千万不要忘记斯密是将其经济学建立在那个时代普遍认同的哲学基础上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天赋自由原则的最早发现者。23确实，《国富论》的整个哲学基础是个人权利和契约论，它的迅速普及，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如何孕育现代经济学最佳例证。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型态均从个人权利推出，人的政治和经济乃至文化关系都来自于个人权利和契约，其表现形式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意识型态。这里，经济、政治和自由主义意识型态三者虽然互相关联，但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作为一种应然社会之蓝图，在应然世界中讲经济生活决定政治、意识型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不存在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是十九世纪意识。为什么要到十九世纪经济决定论才出现？历史上，经济决定论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生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指出，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化，财富快速增长与大量贫民出现同步。一七八五年，英国公布了保护贫民最低生存权的斯宾翰连法（Speenhamland Act）。但济贫法不仅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因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贫困化更趋严重。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被以下悖论所困惑：为甚么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大部分人却会贫困到无法维持生计呢？24正是对贫困根源的考察以及提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和对策，产生了西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

　　对贫困问题的反思，迫使人们思考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合理性。如果在这一层面上回答为甚么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难以维持自已生计的问题，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认为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没有彻底贯彻，即工人贫困化是自由市场机制不完善所致；另一种则是从批判市场经济到否定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博兰尼详细地讨论了第一种可能性。他指出，自汤生（William Townsend，1828~1892）的《济贫法研究》（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开始，到马尔萨斯（Malthus, Thomas，

　　1766~1834）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经济学的市场法则逐渐被看作类似于生物学界那样的自然规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万能的。这样一来，斯宾翰连法被废除，终于形成劳动力市场。25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是力图不断细化和完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

　　博兰尼还指出，十九世纪贫困问题的出现，使得「李嘉图（Ricardo, David，1772~1823）与黑格尔（Hegel, Georg Wilhelm F.，1770~1831）从相对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society）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之法律支配的，反而是国家受到社会本身之律则的支配。」26这促使马克思发展出另一个经济学方向：把贫困的根源归为市场机制本身，即市场实现的分配是不公正的。马克思指出，在巿场出卖劳动的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就是剩余价值说。一旦剩余价值论成立，它立即质疑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的正当性：当自由的个人在市场中甚至难以维持生计时，个人自主性还能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吗？本来，在启蒙思想中，平等包含在权利之中，它与个人自主性并不对立。而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府废除济贫法，用强硬的政治手段来建立劳动力市场，维护自由经济，正好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上层建筑无非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法权。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被认为是一切政治制度和价值系统（包括个人权利观念）产生之基础，经济决定论成熟了。从中可进一步推导出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都存在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唯物论。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论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强调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它只是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实然关系的描绘，没有涉及合理社会的组织原则；二是剩余价值论，它否定了自十七世纪来被公认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一旦不承认个人权利（自主性）是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的最后根据，把平等价值视为应该高于个人自主性，就必须重新界定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了。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否也有类似西方思想史这样的前提？如果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又是甚么关系？我们的研究，正是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翻译economy一词的历史考察中，试图从这个特殊角度勾勒出这一思想演变的线索。

　　四、从「经世」、「富强」到「经济」

　　当一八六○年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之时，正值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力如日中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出现之际，但当时两者对中国士大夫似乎都没有甚么影响。如前所述，一八八五年西方传教士将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佐治刍言》（Edited by W. and R. Chambers, Political Economy）译成中文，该书使用了大量有关经济学的词汇，如「合同」、「资本」、「公司」、「银行」、「股分」等，今天仍在使用；27并将西方现代经济学音译为「伊哥挪谜」。但是甲午前，无人知晓「伊哥挪谜」为何物。28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佐治刍言》的广泛传阅是在甲午之后，29并没有对之前操办洋务的官员产生思想冲击。洋务运动中朝野对西方经济学的冷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仍然固守由儒家伦理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以市场、经商和兴利为主要内容的洋务经济活动，是与儒家经济观（如：不与民争利、重农轻商）互相对立的。洋务运动被大多数儒臣和士大夫称为「自强」。30「自强」一词很明确揭示出士大夫向西方学习的目的，这就是不反对引进西方器物和发展国防现代化，但它不能与儒学的基本价值相矛盾。自强运动除了国防现代化之外，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与民休息，以恢复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当时清议派对洋务的批评，大多指向其急于施行富国强兵之策可能会加重民众负担和干扰传统社会秩序。

　　在当时有关富强和商战的议论中，也可以看到有少数士大夫已经意识到传统的经世致用不足以抵抗西方冲击。他们主张将经商、兴利作为国策，加入经世致用之中，但仍未将其提高到社会组织原则层面。在自强运动中，强调与economy有关事务时，就是指富强。「富强」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但因同儒家社会组织原则相矛盾，故时有贬意。31明末出现的经世思潮中，已经有正面使用「富强」一词的例子，32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直至晚清西方冲击真正来临时，富强观念（「富强」作为一个常用关键词出现）作为对西方现代国力的描绘开始获得正面意义。如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中已经提出「富强」的目标。33一八六一年，似乎是冯桂芬最早把「富强」纳入经世致用，认为它也是「经济」的一部分。34王韬是最早到过西方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明确认识到富强与经世的差别，也意识到儒家的经世致用不足以应付西方冲击。他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变法。变法的内容有「除弊、兴利、尚简、设领使、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办铁路」等等。但王韬并未使用「经济」一词指涉这些的经济活动，而是在频频地提及这些洋务事项时，不断论证「富强」之道理。35王韬之所以这样用词，原因很清楚：「富强」作为富国强兵的简称，它和经世济民不同，已把学习西方放到重要位置，包括发展工商和市场经济等内容，不再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与民休息政策。虽然王韬的主张对洋务运动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他的著作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甲午后对戊戌变法及维新思潮却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王韬还是郑观应，都没有将富强提高到社会组织原则层面。因为一旦在社会组织原则层面讨论富强，立即会碰到它与儒家伦理是甚么关系的问题。王韬似乎意识到这种冲突，但他用对中国政府并未实行重农而只知征赋的批评，巧妙地回避开了这一问题。36郑观应似乎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冲突，他通过西学中源说来证明「富强」与远古三代理想一致，37而「商战」只不过是在肯定儒家伦理为社会组织蓝图前提之下的国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士大夫之所以用「富强」来指涉economy的具体内容，而不采用「经济」一词，一方面有译名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缘于在中文中「经济」的本来含义与economy有重大差异并互相排斥。也就是说，当洋务被纳入经世致用时，士大夫的经济活动与重视工商与西方市场意义的「经济」并不完全一致。

　　几种《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儒学经世致用典型文献，我们统计了该文献中「自强」、「富强」、「经济」和「生计」等词的用法和频度，做出表一。由其中例句可见，十九世纪上半叶文献中「富强」尚有负面意义；大约自一八八八年《皇朝经世文续编》开始用「富强」指涉洋务中有关现代economy方面事务起，一直到一九○一年《皇朝经世文统编》「经济」一词在使用中，一直保持其儒学经世济民的原意。由此可见，在以儒学社会组织原则为主导的文化中，不可能将economy称为「经济」。

　　表一：《皇朝经世文编》有关「自强」、「富强」、「经济」、「生计」四词的频度及例句

　　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广大儒生惊觉中国已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如果不把建立现代国家放在首位，就有亡国亡种的危机。这时，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蓝图首次受到冲击。要成为一个能抵御西方冲击的现代国家，就必须富国强兵，学习西方现代工业，发展商品经济，这些思想开始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新的思想视野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找到某一个词代替「富强」来指涉economy。十分有意思的是，甲午以后，有相当多士大夫，无论是激进改革派还是后党中稳健派都开始用「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名。这一方面是甲午后中国人重视学日本经验；另一方面，从思想观念转变来看，也意味着与economy有关的学问，到这时才进入包含社会组织原则的意识型态层面。

　　据我们现有文献查证，谭嗣同在一八九六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各国经济家」的活动，说他们为了向外国争商务，所以不可能均贫富。但在谭嗣同看来，最终要返到均贫富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儒家经世思想来解读西方各国经济家的活动，而不是从求利来分析的。38这里「经济家」虽还有传统经世的含义，但现代色彩已相当明显了，现在我们还无法判别谭嗣同这种用法是否受到日本翻译的影响。但是只要让我们再看看洋务重臣张之洞是如何使用「经济」一词的，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本身亦存在用「经济」指涉economy的内在资源。张之洞在《劝学篇．变科举第八》中频频论证「经济」，文中这样写道：「近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接着，他针对时弊，谈到科举制度改革，他将「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称为「中学经济」，而将「西方各国政治、兵制、学校、财赋、商务」等统称为「西学经济」。张之洞认为只要注重这两方面经济人才，科举制就能全面更新。他将此项建议比作当年欧阳文忠以策论代诗赋，谓「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39

　　明清以来儒者在对学问分类时，「经济」有时和「学术」并列，「经济」包括经学和天道等内容，「学术」则为器物衣食等日用。有时以「经济」与「经学」作为二门。40也许，张之洞这种「中学经济」、「西学经济」的用法不一定是来自日本，而是对明清以来儒学中「经济」这个词意义的创造性发挥。因为，张之洞所谓的「经济」仍然是指经世济民之学和相应的治国才干；虽然尚没有脱离传统的意义框架，但他已意识到传统经世济民之学已无法包容富强和学习通晓西方事务，他就用了「西学经济」这一说法。这个词组中的「西学」，也就是他那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西学」。这一思想已隐含着把儒家伦理和西方价值分割为两个层面的萌芽。41在张之洞看来，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依然是根据儒家伦常道德组织起来的，纲常名教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有为的儒臣要在当时的大变局之下施展经世济民抱负，就必须具有中西兼通的知识技能的治国才干，也即精通「西学经济」。这样，「经济」一词从扩大了的经世才能转化为指涉西方经济事务，最后涵盖了economy的各项内容。

　　其实，只要有意识地改变儒家意识型态的社会组织原则，即可使economy进入经世济民的视野。康有为提出的三世说，在社会组织原则上强调上下、君民相「通」。在这种由儒学创造性转化而来的社会组织原则中，经世济民应包括economy。但康有为本人并没有用「经济」一词指涉economy，42仍保持洋务时期将其称为「富强」的用法。43而梁启超于一八九八年在〈读孟子界说〉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证：「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井田之意，真治天下第一义矣。故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44这里「经济」虽然仍是沿用传统用法，但他已把「经济」提高到「治天下第一义」，而且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方法。梁启超对「经济」一词的这种用法，代表了改革派用今文经学的公羊春秋重构社会组织原则的尝试。也许，正是这种修改传统「经济」一词背后道德价值内容的做法，使得日后知识分子接受日本用「经济」译economy。一八九九年，梁启超更将「经济」及「竞争」提到时代的高度：「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但他同时认为，「而经济上竞争之大权，实握于劳力工人之手」。45这里，「经济」一词背后的大同价值已开始指向提倡劳工阶层掌握经济大权的社会主义了。

　　五、「民生主义」和「经济学」

　　为了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用甚么新名词来指涉economy与他们心目中社会组织原则的关联，仅仅考察个别人如何翻译economy是不够的，为此我们需要去统计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术语。

　　图一：「富强」、「经济」和「生计」三个词的使用频度分布（1833~1915）

　　图一为我们根据数据库一得到的自一八三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有关「富强」、「经济」和「生计」三个词频度统计。46从图一可见，戊戌之前「富强」一词使用的频度远高于「经济」，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经济」一词使用频度急增，终于在戊戌变法期间和「富强」相当，并在一九○二年后迅速超过「富强」。这表明当士大夫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为儒家意识型态所规定时，人们普遍用「富强」来指涉西方economy有关的活动，富强是一种与儒学经世济民不矛盾的国家政策。那么，一旦儒家意织型态受到普遍质疑，使用与社会组织原则有关的「经济」一词来指涉economy，就可以作为这种思想大转向的语言学证据；也正是在思想转向背景下，经济学开始兴起。

　　具体分析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接受「经济」所代表新观念的不同途径，可以进一步理解为甚么当时会采用「经济」来指涉economy。一九○○年庚子事变使清廷意识到利用「人民战争」抵抗西方冲击的虚妄；为了保国、保种、保教，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在儒家意识型态──宋明理学中，宇宙论和社会制度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现在既要引进西方价值，又要维护清廷和儒臣统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儒家伦理，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将西学与中学划分为两个不相同的领域的办法：47儒家纲常名教属于中学是「体」，西学是「用」，学习西方不能损害中学这个「体」。上述中学西学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型态，是清廷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思想基础。在中西二分的意识型态中，经济也相应分成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两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思想代表了一九○○年后清廷和立宪派的观念。立宪派用经济指涉economy来自于张之洞的「西学经济」。

　　一九○一年清廷宣布开设「经济特科」，选拔具有「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两方面才干的儒生。48「西学经济」的内容极广，为甚么最后「经济」这个词会作为economy的代名词呢？原因在于推行新政必然导致很多学科从「西学经济」中分化出来。例如人们很快发现，属于传统科举变种的「经济特科」，并不能解决现代化急需的大量人才问题。在袁世凯等人建议之下，清廷不得不废科举，从新学堂和在西方留学生中选拔官吏。这样，新式学堂、西式练兵等就从「西学经济」中划分出来。随着人们普遍接受中学与西学互不干扰的二元论观念，那些和中学明显无关的事务也就不断从广义的「经世济民」中摆脱出来。这一时期，大量翻译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著作，很多往往是从日文转译的。西方科学长时间被归为「格致」，而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型态中，再把有关自然现象的学问归为「修、齐、治、平」八条目中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一九○二年左右，「格致」一词终于被指涉分科之学的「科学」一词取代，「科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汉语最重要的术语。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和广大儒臣目睹俄国输给日本，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君主制不敌君主立宪制的铁证。随着预备立宪成为清廷政治改革的目标，西方政治学和宪法也成为必须专门考察的项目，它们与中学关系都不大。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景。本来「经济」经创造性诠释后，包括了「整肃吏治、改科举、办学堂、练新军、译西书、整顿税制、节财政、鼓励工商」这些内容，用今天的话讲，可以归为「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五大类。到一九○五年新政期间，政治、军事、教育和科技四大类都变成与中学没有甚么关系的西学，从广义的「经济」中独立出去，这样就只剩下「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等属于「经济」的一类了。当然，严格说来「设电线、建铁路、办私人公司」等现代经济活动也属于西方新事物，与中学无甚关系，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社会公益经济事务一向也属于「经世济民」的一部分。例如当年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时，属于今天我们所谓经济类的文章（如户政和工政）多达九百零九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四十，49它们从来是「经世」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在二元论意识型态中，现代工商和广义的「经世济民」已经形成某种对应关系，很难与儒家伦理组织社会的基本蓝图脱离关系。这样，随着二元论意识型态的普及和现代化的推行，「经世济民」涵含内容不断狭窄化，最后只用于指涉economy了。

　　上述分析，是讨论中西二分的的意识型态中「经世济民」内涵的专门化，导致采用「经济」来翻译economy，它刻划了清廷和儒臣绅商这些社会中坚人士的观念转变。而激进知识分子则是顺应另一种方向，即改变「经济」的道德内容来指涉economy。表面上看，戊戌后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和反清革命团体主要是采用了日本的翻译，用「经济」指涉economy，似乎完全由于使用上的方便。但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和革命团体的经济观，也就是他们接受「经济」这一词的意义结构，就可以发现其道德内涵的变化。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谭嗣同，最先使用「经济家」一词，此后激进知识分子频频使用「经济」一词，与谭嗣同一脉相承，他们大多也是主张破除伦常等级，向往平等和大同道德境界。

　　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一九○五年「经济」一词普及之前，其引用场合大多都同推崇分配平等这一价值直接相关。如前所述，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就用「大同」来解释孟子的井田，并把它作为「经济」背后的价值。一九○一年他在《清议报》更明确提出：「二十世纪之三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之问题。」并对「经济革命」特别作了注解：「曰贫富不均所引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50雨尘子主张「平等」用于「人的生计」，就是反对资本家的「经济革命」，即「经济社会，非以多劳动者，供少数资本家之使役乎？」51而用平等价值考察国与国关系，就是指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谓「帝国主义者，因经济之竞争而行于列国也」。52在这些例句中，「经济」这个词已无「经世济民」传统道德内涵，似乎是中性词汇，用于指涉西方现代经济观，但同样包含着把分配平等作为理想经济制度的新价值取向。这正如清末革命派使用「社会」和「社会主义」这两词具有某种关系一样。据我们检索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流亡知识分子和反清革命团体所报的报刊，可以发现「经济」和「社会」两个词几乎是同时出现并广泛流行的。我们曾在有关论文中分析过，「社会」这个词是在一九○二年反清革命思潮兴起时盛行，一开始传入就与向往平等的社会主义有关，甚至「社会」一词有时就用于表达「社会主义」。53革命派知识分子接受日译名词「经济」也大致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同。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时代也。」54从此，「经济」一词的使用与有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论述密切相联，频频出现在《民报》的各种议论之中。这说明，如果我们看到代表革命派社会观的「社会」一词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那么，代表革命派经济观的「经济」一词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民生主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廷和办新政的绅士用「经济」一词指涉现代工商，还是革命派接受日本用「经济」翻译economy，二者的价值取向虽然完全不同，但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这就是道德仍然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正表明二者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指出即使儒家意识型态转型甚至解体，这种把社会生计和分配视为道德延长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制约着二十世纪中国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六、绅士公共空间和「生计学」

　　人们或许会问：在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型态中，与economy有关的活动大多属于与儒家伦理无关的西学，那么将西方economy仍归为扩大了的经世济民，使用「经济」一词只不过是语言学的历史惯性，似乎和推行新政士大夫信奉的社会组织原则没有紧密的联系。必须注意，在中西二分的意识型态中，社会组织原则也根据中学和西学分裂为不同型态。儒家意识型态（中学）维护着绅士在家族内的权力和原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故在家族内部以及旧有社会组织构架中，社会组织原则仍为儒家伦理所主导，这样，家族生意和城市化绅士办公司这类活动称为经济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家族和原有权力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由西学规定。这时社会组织原则可以有两种取向：一种仍是基于道德（它是不同于儒家伦理的公德），另一种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第二种取向十分类似于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第二种倾向支配下，有关社会分工、现代市场制度研究的学问就不能归为作为道德延长的「经济学」。

　　我们曾提出一九○○年后正是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型态的形成，促使清廷和城市化绅士一面在家族内部和原有社会整合架构中坚持儒家伦理，而在公共领域引进现代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中国出现了公共空间。我们将这种以家族为单元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55在绅士公共空间的实践中，大多数城市化绅士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公德，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使得economy仍被译为「经济」。但正如我们曾讨论过的，当时作为公德的公理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个人权利是公德的重要内容；56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个人争权利体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不属于道德范畴。57当时，绅士公共空间也是分为家族内外有别的两个领域，对内仍然是儒家伦理为准则；在家族以外的领域，可以采取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组织原则，这样和economy有关的种种活动也就和儒家道德分割开来，用「经济」译economy也就不合适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政期间一些士绅将经济学称为「计学」。而在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和革命团体中，亦有相当多人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同民生主义没有甚么关系，主张用无道德色彩的名词来翻译economy。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入，特别是卢梭（Rousseau, Jean-Jacques，1712~1778）《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的传入，展现出一幅由具有天赋权利的自主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的社会组织蓝图，它与中国将社会看作由道德规范组成的传统观念根本不同。这些接受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或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更愿意用「生计」这个中性名词来指涉economy，用「生计学」译「经济学」。如前所说，严复因嫌经济太笼统一直用「计学」来翻译economics，高一涵和杨昌济将economics称为「生计学」。58直到一九一八年傅斯年仍然把economics称为计学。59很多人这样用词，正是想力图避免「经济」一词在中文里原有的经世的道德涵义。

　　我们前面已引述，梁启超曾用大同解释孟子的井田制，一度采用日本翻译而使用「经济」一词。但是，一九○二年梁启超突然放弃了用「经济」，主张将economics译为「生计学」，而将economy称为「生计」，「国民经济」被称为「国计」、「国民生计」。但过不了多久，他又转而采用「经济」一词，再后来又放弃之。整个过程反反复覆，梁启超的用词似乎混乱不堪。森时彦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翻译economy一词有以下几个阶段：一九○二年五月前为摸索期，一九○二年五月至一九○六年三月为使用「生计」时期，一九○六年三月至一九一○年二月为使用「经济」时期，一九一○年二月至一九一二年十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一九一二年十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60我们根据数据库一检索梁启超约近千万字文本，得到图二。61由图二验证，森时彦对梁启超在不同阶段使用economy的中文译名的变化，大致是成立的。而我们则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认识梁启超几次转变术语的原因，有助于从economy中文的翻译角度，解析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型态所认同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的两种不同思想取向。

　　图二：梁启超对「经济」和「生计」这两个词的使用

　　梁启超第一次转换用词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他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康有为的三世说转变为自由主义取向。自一九○二年梁启超承认个人权利意义后，他在〈卢梭学案〉一文中曾高度赞扬国家应是由具有独立自主个人组成这一原则。62《新民说》是梁启超这一段思想的代表作，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在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中，社会生计与道德关系不大，用「经济」指涉economy就不合适了，这时，他大量使用「生计学」来谈economics。那么，为甚么到一九○六年梁启超几乎又完全放弃「生计学」译名？从历史上看，当时梁启超与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发生了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大论战，他最早大量使用「经济」这个词的，正是〈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63《民报》在表达土地国有化、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时，经济平等是一项重要内容。梁启超则在反驳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不同意土地国有化和民生主义的主张。显然，梁启超为了辩论中双方使用语言统一的需要而采用「经济」一词。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梁启超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思想变化的脉络，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原因。就在梁启超与《民报》辩论要不要推行民生主义之前，他曾在《新民丛报》（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八日、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发表〈开明专制论〉长文，力图论证《民报》所主张的社会革命、民权立宪统统行不通，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整个论述的根据是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切实际（指出它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更无法在中国当前推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明专制论〉的发表意味着梁启超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认为，从主张甚么样的社会组织原则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梁启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绅士一致的立场，即社会权力构架被认为是依靠道德精英组成，西方工商也被归为经创造性诠释的「经济」。梁启超是否因为对社会组织模式看法的改变而放弃「生计学」，并接受流行的以「经济」翻译economy，这还须进一步证明。但梁启超采纳「经济学」这一用法，是在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之后，恰恰反映「经济」取代「生计」是与他思想转变有密切关系的。

　　一九一○年以后，梁启超又放弃使用「经济」，重新将economy译为「生计」。这次转折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他的立宪主张与清廷再次发生分歧。这一时期，他在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较为鲜明，介绍西方政党、宪法，并从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来论证国家税收、借款、公债和市场机制等问题，再一次影响到他对economy的译名的使用，舍「经济」而用「生计」。

　　梁启超作为二十世纪前十年间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舆论界的言论骄子，他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生计」或「经济」两个词，可以反映以下两个要点：第一，在中国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中文词汇使用的变化是以深刻的内在思想变化理路为根据的；第二，辛亥前，大多数从事公共空间实践、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型态的绅士和士大夫，仍将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原则归为道德（如公德），这也许是现代汉语中用「经济」译economy的思想史原因。

　　七、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组织蓝图的巨变

　　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组织蓝图。运动开始之时，最早受到冲击和扫荡的，正是把社会视为由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思想。两千年来，科举制是以农村户籍为单位的，这一制度培育了在外居官的政府官员和在乡的士绅阶层，他们形成把政府运作延伸到基层的纽带。自一九○五年清廷废科举，从新学堂中选拔官吏后，数以千计的新学堂兴起，成为大量培育新知识分子的生产基地。到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新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士绅，而受新式教育影响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以百万计。64新知识分子因其成长经历与在传统大家庭里受教育的旧士绅不同，个人和个人独立成为他们认同的基本价值。

　　「个人」这个词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现了二五九○次，比「科学」、「权利」、「自由」等几个词分别出现一千余次的频度都要高，65个人独立更是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在个人独立这种价值取向下，社会被设想成由独立个人组成的组织。当时个人独立不仅是各种文章论述的主题，也是翻译和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根据数据库二统计，《新青年》第一卷共有二十九万六千字，其中与个人独立、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有关的文章就有九万六千字，占了百分之三十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新青年》第一、二卷，高一涵写了多篇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章。这些政治哲学文章围绕着一个中心：强调社会由独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政府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自主个人自愿交出的部分权利。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受到点名批判。虽然，《新青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等同于英美经验主义的自由，而有道德的含义，而且卢梭的公共意志是和社会契约论一起得到广泛认同的。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如此明确地展现过。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二十世纪前十年，「经济」一词往往有道德含义，其意义虽大多是指涉与政治、宗教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如《东方杂志》一些经济类的书籍广告中，如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为了怕引起误解，不得不对「经济」一词另作说明。66但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经济」一词的内在含义，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差别，这就是「经济」这个词不再具有明显的道德含义。

　　我们抽取了《新青年》杂志中三千多个有关「经济」一词的例句，经分析它们大致可以分成十一种意义类型，分别为：「经济独立」、「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经济原理」、「国民经济」、「经济力」、「经济领域」、「个人经济」、「经世济民」、「生计状况」、「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而表二则是这十一种意义类型在各卷中出现的频度。从表二明确可见，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即前五卷）中《新青年》作者使用「经济」一词时，他们认同的经济观中传统道德文化色彩相当少。例如，其中明确指涉「经世济民」传统含义的只有四次，表达经济平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观的亦不多。这一时期，「经济」一词绝大多数意义是指涉人和社会的生计，或节俭以及生产能力之意，它是一个有别于「政治、文化、宗教」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这说明，虽然甲午后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由于士大夫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但即使这种翻译被人们普遍接受，只要社会组织原则变化，原有译名的意义也必定不同了。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经济」一词与道德脱离关系，具备了今中文里「经济」这个词的基本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新知识分子认同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久，经济决定论也开始兴起了，它代表着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流思潮的转向。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是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从表二可见，一九一九年以后即《新青年》第六卷开始，「经济」一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文章中。毫无疑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但我们从思想史内部分析就应该看到，经济决定论的兴起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样，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究竟和他们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有没有关系？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本文第三节曾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在西方兴起的思想史过程，其重要原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市场社会无法维持生计，它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及否定。那么，新文化运动中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想过程呢？

　　表二：《新青年》杂志中使用「经济」一词论述的十一种意义类型*

　　*表二为戚立煌先生作出。戚先生不幸于二○○三年八月去世，在此说明并致哀。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产物，那么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则就可以归为对于由清末新政开启的社会现代转型失败的反思。从政治实践看，袁世凯称帝是学习西方共和政体失败之象征；从经济上看，二十世纪前十年现代经济的高速成长，到一九一九年前后，严重的贫富分配不均问题，城乡以及沿海和内地的贫富对比悬殊，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整合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绅士城市化致使中国传统社会三层次组织结构发生断裂，农村随着社会精英的退出而逐渐失序；地主在农村拥有的资金财富也流向城市，造成了城乡的断裂和农村的日益贫困化。到二十世纪二○年代，中国已沦为饥饿之邦。67新文化运动后期，不仅工农大众无法维持生计，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也碰到生计困难。正如十九世纪西方工人的生计困境促使理论家反思个人自主性是否失去意义一样，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十九世纪发生过的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其表现是《新青年》由法国式启蒙思想转向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十分有趣的是，用「经济」译economy的过程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认识，分析新文化运动中「经济」一词使用的语境，同样可以有助于找到人们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的证据。

　　八、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一：

　　共和的失败和对民主的再定义

　　我们统计了《新青年》这一新文化运动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刊物中，「经济」、「社会」、「社会主义」、「阶级」、「帝国主义」这五个词在各卷的分布（图三），得到了有趣的发现。首先，从图三可见，一九一九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将《新青年》杂志分为两大阶段。一九一九年前的五卷，上述五个词的使用频度都不高，而且除「社会」外，其余的词频度变化不大。《新青年》思想转向后，即一九一九年后的六卷，不仅这五个词频度大为增高，而且变化幅度也极大。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虽然《新青年》创刊时一战已爆发，但「帝国主义」一词使用一直相当少。直到一九一九年后，特别是《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这个词的使用才迅速增加。这表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在巴黎和会后，特别是在接受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之后。

　　新文化运动早期「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这三个词在《新青年》使用频度不高，正好说明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并无太大影响，知识分子大多认同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经济」一词在《新青年》杂志中的频度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前五卷），该词使用频度很少；第二个时期为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一年四月（第六、七、八卷），它是「经济」出现频度第一个高峰之呈现；第三阶段为一九二一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是使用「经济」一词的第二个高峰。再对照表二，可以看到「经济」一词在这三个时期使用时上下文的意义也有明显不同。第一个时期谈「经济」时大多指一个与政治、文化不同的领域。而在第二个时期用「经济」一词时，有三○八次是在讨论历史唯物论时出现的，其中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五次，谈社会主义经济一○○次。特别在第六卷，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达二二○次，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到第三个时期，用「经济」一词时，其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的频度（867次）大大超过历史唯物论（395次）。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两个高峰）正好刻划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如何传入的，揭示了否定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与经济决定论兴起的关系。

　　图三：《新青年》各卷「经济」、「社会」、「阶级」等关键词

　　使用频度变化（根据数据库二）

　　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如前所说，第一阶段知识分子主要认同法国启蒙思想，经济决定论尚未兴起。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介绍西方唯物论却是《新青年》前五卷中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与唯物论并存。前五卷中大力翻译和介绍海克尔（Haeckel, Ernst，1834~1919）《宇宙之谜》（Riddle of the Universe at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00），我们曾论证过它与中国近代传统中气论有着深层联系。68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中国现代唯物主义并不是完全从西方传入的，自明清以来的近代传统发挥了潜在的巨大作用；第二，唯物论并不一定逻辑地指向唯物史观。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把经济决定论等同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来自唯物论；即经济决定论被归为某种物质决定论。但从《新青年》前五卷所反映的中国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并不一定是将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中国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也认同物质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信徒，但他们一直拒绝唯物史观。这说明，唯物论必须与另一个要素结合，才能导致唯物史观，这就是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

　　新文化运动中，最先冲击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的是引入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图四为《新青年》杂志中共和、民主观念（它包括「民主」、「民治」和「德先生」等有关民主的词汇）频度统计。《新青年》前五卷「共和」多于「民主」，一九一九年正好是「共和」衰落、「民主」兴起的转折点。如前所说，共和一直为民初城市化绅士所提倡，共和主义因强调参政者的精英资格，一直具有精英政治色彩，它与绅士公共空间繁荣同步，而民初政局日益混乱意味着引进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其后果是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怀疑。我们曾论证过，「民主」取代「共和」不仅意味着民主与共和的对立，也是重新界定民主的含义。69图四中民主使用的三个高峰刻划了民主意义的变化。「民主」在第一个高峰的主要意义是同「君主」对立，代表了西方代议制政治。在一九一九年后的第二个高峰中，民主的主要意义不再是西方制政治制度，而其内容多是「民治主义」甚至是「工人政治」；这表明平等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最普遍的道德追求。「民主」第三个高峰出现的时间和「经济」第二个高峰同时，这时民主的主要含义已是批判资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了。这无疑证明，引进西方共和主义失败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完全改变了对民主价值内涵的认识，原代表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民主」，通过第二、第三个高峰变为以平等为主导的民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70否定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这一点在对民主的再定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一九年为新知识分子放弃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关键性年代，认同经济决定论的条件成熟了。

　　图四：共和与民主两个观念在《新青年》出现的频度

　　九、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二：

　　社会生计困境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一九一九年后的《新青年》杂志第六、七、八三卷（第二阶段）恰恰存在着「经济」一词使用的第一个高峰。分析这三卷中「经济」一词出现的上下文，表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大多是在认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时使用「经济」一词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个部分。我们再对照表一，可以看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用「经济」一词时，主要限于讨论唯物史观，而不是剩余价值论。这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是先接受唯物史观，到第三阶段才认同剩余价值论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看看李大钊是如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近代系统评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著名文献。在该文中，李大钊全盘肯定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说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他这样写道：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71

　　为了揭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李大钊分析了「平均利润率之谜」。最后他得到结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值论有甚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72

　　令人惊奇不已的是，自一九二二年之后，再也没有人重视李大钊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卷和第一卷存在着自我矛盾的论断。李大钊的思想说明，中国新知识分子在第二阶段只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的唯物史观部分，而对剩余价值论尚有怀疑。另外，比较图三《新青年》杂志中「经济」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的频度，第七卷「经济」一词出现第一个使用高峰，但这一卷「社会主义」一词使用频度却比第六卷少，处于相对低谷。这表明，当时讨论「经济」文字所肯定的主流价值并不意味着接受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西方和俄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是互相关联、同步的。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当社会生计危机尚未被普遍意识到时，人们可以只接受唯物史观，而对剩余价值论持保留态度。这进一步为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中立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事实上，如果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缺乏剩余价值说，它就无法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可能转化为社会改造力量。

　　事实上，在中国如果激进知识分子对剩余价值论持怀疑态度的话，它就很难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第二阶段，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出现社会普遍生计危机，受到新知识分子的关注。从表一可见，正是从第六卷开始，人们在描述社会生计状况、家庭处境时所用「经济」一词大大增加。从内容上看，《新青年》第六、七、八这三卷中有关工人生计的社会调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平等的向往，促使他们重视工农群众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同时西方十九世纪工人严重的生计问题也进入进步知识分子视野。一九二○年三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是关于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专号。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以把市场机制推到类似于自然规律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根据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十九世纪贫困问题的一种解释。《新青年》出版关于人口论的专号，意味着该知识群体的理论视野拓宽到对西方十九世纪如何讨论贫困问题。这是否表明，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如西方十九世纪那样也有着不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贫困原因的解释而走向认同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类似的过程呢？

　　分析一九二○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可以看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探讨社会生计困境，一步步走向认同剩余价值论理论的。这场论战由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引起。73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张东荪与梁启超的立场一样，主张用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即先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然后以平等这种价值来规定社会分配原则，纠正资本主义弊病。这种见解实际上只是发现了社会的贫困和不公，但没能回答现代化社会为甚么会带来贫困问题。当时，新知识分子也在热烈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社会主义讨论立即引起《新青年》作者群的热烈响应，74接着就对贫困原因问题进行了一次观念大清理。就当时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而论，最能对所有有关贫困问题作出全面解答，并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似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

　　一九二一年陈独秀在总结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正是应用了剩余价值论来解释上述难题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之榨取可以解释工人的贫困，剩余价值变为国际资本也说明了为何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75今天当我们读到陈独秀这不长的分析时，会惊叹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释力，由此可以想象这种解释对已经信仰唯物史观知识分子的震撼。陈独秀本人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一九二○年前，陈独秀虽接受唯物论，认同唯物史观，但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从他接受上述解释后，立即投身到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76

　　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七、八卷的思想趋势，还揭示出知识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这就是讨论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二十世纪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十分盛行，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由平等、自主、自律的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团体乃至于自我管理社会。他们坐言起行，纷纷实践这一组织原则，模仿日本新村运动的各种小团体和自助新村，十分活跃。研究各种青年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章程可以发现：一方面，工读互助团规定每个成员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人必须参加劳动，将其工资收入或劳动所得平均分配给其它成员。参加工读互助团的青年过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实验的结果是所有工读互助团都因经济入不敷出而不能维持下去。

　　人们不禁会问：为甚么工读互助团会失败？像陈独秀等较有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一般工人和小职员都能靠自己劳动维持家计，而比他们知识更多、能力更强的青年学生却不能？而通晓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戴季陶，在一开始就断定工读互助团必定失败。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他指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比他实际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要低得多，而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学生即使在单位时间中创造出较多价值，但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无法与工人竞争的。学生被迫根据工人劳动力的市价出卖自己劳动和产品，这样半工半读的学生当然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77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这种解释无懈可击，迅速被青年学生接受。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五四青年产生巨大刺激，使他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靠个人组织理想平等的小社会是行不通的，如果想使这种用独立个人平等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能维持下去，就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不是他们的道德理想出现问题，而是这种理想无法在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中实现。正因为这种思想渊源，一九二○年后工读互助团的个人主义得到彻底地改造，变成共产党组织的温床。作者信息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转自：学术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