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愤青王安石 - Qzone日志

先说一个一只鹌鹑引发的血案。

《宋史·列传第八十六》：“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某乙看上了某甲的一只鹌鹑，向他要，被拒绝了，某乙觉得和某甲关系好，就耍赖直接拿走了，但某甲较真，居然追上去把某乙杀死了。就是这么个案例，开封府视为故意杀人罪，判了死刑，王安石却认为是对盗窃罪或抢劫罪的正当防卫，应该无罪释放。于是老王弹劾了开封府的官员，但经上级领导最终裁定，王安石是不对的。皇帝给了王安石一个台阶下，免于追究他弹劾错误的罪过，但要认个错先。没想到老王颇有东汉“强项令”董宣之风采，居然抬皇帝之杠道：“我没罪。”皇帝也真宠爱老王，装聋装哑装糊涂了。

《大话西游》里，牛魔王说孙悟空勾引他老婆，孙悟空道：“熟归熟，你乱讲我一样要告你诽谤。”仔细想想，如果完全从法律上讲，熟人间既然诽谤罪可以成立，为什么盗窃罪就不能成立？谁说熟人抢东西就不犯法？王安石不认错是有道理的，他的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但是王安石合的是理，开封府合的是情，为一只鹌鹑就把哥们宰了，确实火大了些，假若开封府判了无罪释放，那死者的家属不上访才怪。礼法礼法，礼在法先，中国人素来缺少钻死牛角尖、六亲不认的法律精神，开封府这么判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反对就此说王安石有领先宋朝几百年的法治精神（真有个又红又专的人这么说过），把王安石的这次钻死牛角尖生搬硬套和西方法律精神划等号，是大脑袋上扣痰盂——大小合适也不是个滋味。王安石是个怪人，思维方式和他人不同，“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用现在的话，往好里说是“很有思想”，往不好里说是比较“二”，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抬杠上瘾，语不惊人死不休，只不过可能没有王安石的才华罢了，杨振宁、方舟子之流，皆如此。《宋史》中讲述的这个一只鹌鹑引发的血案，只是客观描述，并无褒奖王安石之意。照我看，我们现在的法律观念是不能强加给几百年前的宋朝的，当时开封府的判决，并无不妥处。王安石这么做实际上是把宋朝的法律给生吞活剥了，他钻死牛角尖的时候完全视社会伦理、民间舆论于不顾，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法律，无非也就是为了维持社会伦理、平稳民间舆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王安石并非故作奇论，这就是怪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吸引人，但若付诸实施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所以，以小见大，王安石登堂拜相是拜此所赐，最终事业的失败，也是因此所累。

很多怪人是不通世务的，憨得可爱，也憨得倒霉。王安石则是个怪人中的另类，别的怪人至多只能在这个世界上自顾自地剑走偏锋，王安石却能让这个世界跟着他一起玩火。他的手腕，他的控制力，他的阴谋，他的魅力，他的韧性，使得他具备了做一个政治家的资本。论才华，王安石比同时代的苏轼差了一个档次。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倒霉透顶，究其原因，乃弟苏辙说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嫉妒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的人持这种意见：苏大胡子真不会说话。会说话者多半是不会倒霉的，但不会说话的也未必倒霉，关键就在是否有手腕上。王安石三度拜相，官运不可谓不亨通，但未必就比苏轼会说话。比如他官不太大的时候曾对英宗皇帝说：“现在软弱的大臣喜欢玩墙头草，不敢为陛下秉公执法；而刚强的大臣则总是利用陛下的旨意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政令，谏官、御史都不敢惹他们的毛，我看见这种情况就不寒而栗。”结果执政的大人们全都看他不顺眼了（原文是：“安石争之曰：‘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笔者稍有添油加醋，未改其原意）。苏轼也有祸从口出的例子，但基本上都是别人挖空心思从他口中挑刺，似这般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权者，东坡先生应该没有这个胆量。可是王安石就敢，更狠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和当权者势不两立，他借母亲去世之机离任，并且在英宗皇帝死翘翘、旧臣未下台之前，他拒绝了朝廷的多次征召，直到赏识他的神宗上台，他才出任江宁知府。

若以小人之心度之，王安石实在高明。与此相比，苏轼才华卓著，但手腕实在匮乏，倒霉也就在所难免。苏轼的文字狱或舌头狱翻案之时，他都是在任的公务员，鱼肉在案，斩之方便。可老王攻击完权贵就回家做土财主去了，而且给啥官都不做，安心在家读圣贤书兼制造人类，给人一种从此不踏仕途的假象，权贵们自然也就懒得搭理他一个小老百姓。而实际上，老王无论在朝在家都没闲着，他干什么呢，忙着攀高枝，和名人混个脸熟。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

很难说这不是王安石的计划。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为英宗及其马仔们所用，于是就把宝压在了未来，他结交名士韩绛、韩维（后被王安石忘恩负义地整倒）和吕公著，借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向上层社会渗透。通过韩维，神宗皇帝把王安石当成了世不二出的奇才，王安石终于找到了通往权力巅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把钥匙。

忘了是谁说过：怎么抢到乌纱帽是一门无耻的学问，怎么保住乌纱帽是一门血腥的学问。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危险系数就越大，怎么在暴风骤雨中保持身体平衡，关键还是看手腕的狠劲与灵活。我们很难想象苏轼若当权会大肆整人，这也正是他当不了权的重要原因。而王安石就不是，他的政治手段，不比后来的蔡京、秦桧差。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动作是很大很嚣张的，举几个例子：

韩琦对神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陈青苗法之弊，神宗明白了点，同意了韩琦的看法，王安石因而打算辞职。这个“打算”之真假先放一放，接下来司马光的行为却让王安石抓住了把柄。神宗让司马光草诏，这个砸缸的家伙似乎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居然说废除新法后士大夫鼓掌相庆，老百姓蹦高狂呼。这下王安石恼了，上书说这是明显的人身攻击，是恶毒而弱智的污蔑，神宗拿不定主意，分不清黑白，慌神了，居然放下架子“为巽辞谢”（意即说好听的）。正好韩绛来劝皇帝留下王安石，皇帝也就顺坡下驴了。王安石入朝谢恩，底气十足，对皇帝说：“‘先王之正道’和‘天下流俗’是天平的两边，现在两边差不多少，可刚才那一小锤子，让天平正在往流俗那边慢慢倒下去，陛下你看着办吧。”神宗完全没了脾气，王安石的“先王正道”继续实施。

《宋史》中说“安石与光素厚”，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恩格斯说马克思“他有很多敌人，但是未必有一个私敌”，用在王安石身上，显然不太合适，他没有那种气度。所谓“素厚”，不排除是政敌间的作态。“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司马光觉得自己有督促朋友行善积德的义务，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叫他省省，于是老王郁闷了——这话你信吗？我不相信司马光是这样的书呆子，这信也许有，但也不排除是政治示威和政治作态。“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政敌嘛，既得有政敌的样子，也得有不是政敌的样子。

所谓保甲法实际上是很劳民的，开封百姓为了逃避服役，有的甚至“截指断腕”（法令不苛酷到一定地步老百姓会这么做吗？）。时任开封知府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王安石结交以上位的韩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向神宗皇帝据实禀报。神宗诘问王安石，老王居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愚民受人蛊惑煽动而为之，我想我们当代的“躲猫猫”等事件，官方解释也不过如此吧。后来皇帝准备升韩维的官，王安石记仇，大肆攻击之，韩维无奈，辞退归隐。

东明县有人上访，说新法敛钱太狠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助役法规定出不了劳力去当差的单定户、女户都要出钱，也不想想这些本来就是困难户，不但不发低保还要揩油，确实很不人道）。王安石想象力极其丰富地对神宗说：“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宋史》中言：“其强辩背理率类此。”颇有康生的风范。

在我们的官方历史课本里，王安石是个很革命很有觉悟的宋朝共产党，但其实在大多数古人那里，老王同志是恶名昭著的。除了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作为一个知名文人，他屡屡忘恩负义的纯种政治家行为，几百年来是颇为文人们所不齿的。欧阳修是苏轼之前的文坛领袖，对王安石也有知遇之恩。少年时，他的朋友曾巩曾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激赏，四处说这孩子不错，给王安石增加了不少印象分。可是后来，他却指责欧阳修依附已经被整倒的韩琦，这还不算，他居然以一个十足小人的口气说：“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于是欧阳老先生只好正式退休。《宋史》中对老王的这种行为也是很不齿的，忍不住总结道：“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整君子有一套，整小人却马马虎虎。王安石有两个金牌马仔，一是当初他巴结过的韩绛，另一位是吕惠卿。王安石暂时下野时，二人坚持执行王安石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当时的人便给韩绛起外号叫做“传法沙门”，给吕惠卿的则是“护法善神”。但韩绛和王安石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吕惠卿则是和当初的王安石一样，只是想借他上位罢了。他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执政，便伺机陷害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国，但韩绛察觉到后马上奏请神宗启用王安石，神宗准奏。史载王安石接到诏命后“即倍道来”，即日夜兼程颠儿回了伟大首都，积极地参与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去。皇帝为了安抚王安石，不仅给他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还把他的儿子王雱封为龙图阁直学士，这飞来的俸禄，王雱自然要装模作样推辞一下，但吕惠卿马上自作聪明地搬石头找井去落，更惹得王氏父子不快。不久有人弹劾他，王雱趁机顺手落井下石鼓动别人“莫须有”一下下，老吕只好外放去陈州了。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雱还想接着“莫须有”，便背着王安石（史书中言，姑且认为是）伪造事实，结果被吕惠卿抓住把柄，向皇帝控诉王安石。王安石狠狠责备了儿子，没想到王雱这孩子气性很大，居然给气死了。为了平息此事，王安石把自己的两个参与攻击吕惠卿的部下邓绾、练亨甫揪出来当了替死鬼，并且主动要求辞职（当然也是晚年丧子、极度悲痛使然）。从此老王的实职越来越少，虚衔越来越大，最后做到加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后还加封了司空。徽宗时，执政的是些变了味的“新党”，死鬼王安石是他们口中的偶像，地位极为崇高，配享文宣王庙，位次仅仅排在颜回、孟子之后，一直到钦宗上台，这荒唐事才告一段落，后来高宗更削去了他的王爵。钦宗、高宗自然不是什么聪明皇帝，但时间老人是聪明的，坐在孟子身边的王安石，恐怕自己也有点不大舒服吧。

总的来说，王安石在官场混的还算游刃有余，如不是晚年有些灰心丧气不思进取，可能官还能做得更长久些。而且他的面子真的够大，好几次发脾气，居然得神宗皇帝亲自放低身段去好言相哄，这也就是宋朝，换朱和尚他们家，不管是谁，早一刀咔嚓了。王安石是古往今来，文人里最有政治手腕的一位，他的对头吕惠卿先生揭发他的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说话的立场也许不客观，但这话也许并不太过，因为“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试问哪个权臣不是这么做的？但他说王安石“尽弃所学”，就不太对了。神宗启用王安石之初，君臣间曾有这么一段对话：

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书是一样的，但读书的人不一样，读出的东西自然不一样。神宗皇帝本来是欣赏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的，但王安石却极力向神宗推崇尧舜之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还攻击神宗所欣赏的诸葛亮、魏征：“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这是典型的扯淡。尧舜之道，到宋朝只剩零星传说而已，“末世学者”们不是理解不了，而是根本没地方理解去，鬼才知道传说中的尧舜之道是个什么东西。“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王安石所谓“尧舜之道”，实是师法商鞅耳。但商鞅的那一套在当初的秦国行得通，在宋朝则不一定，新法惹出那么多祸事，王安石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唐太宗的经济政策中，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是一项重要内容，而王安石的新法，虽然有提供贷款刺激经济的因素，但根本目的是最大地压榨出人民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把新法的扯淡全都赖在基层人员办事不力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多么固执的一个人，这是多么邪性的一个人。朱熹评价王安石道：“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谓此“天下之公言也。”和王安石同时的韩琦也曾说过：“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个翰林学士，他的文采风流纵然是在苏轼风华绝代的时代，也能称得上自成一家，他的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也许还能给朝廷一点反思性的帮助，但是不幸的是他做了宰相，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害了他，害了神宗，害了天下。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人需要拿王安石当做古代的先进性代表，恐怕他到现在还是要躺在奸臣簿上不能翻身，类似的情况还有后来的洪天王、义和团等等——当然了，拿这二者和王安石类比，有点侮辱老王了。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 “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应该是个颇有才华的人，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也算是英年早逝了。但是读了他关于他的一些记载后我的看法是：幸亏他早死了。王雱身上有点现在开保时捷撞人的那些富二代的意思，“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混蛋得紧。举个小例子，王安石有一次和程颢谈话，大概是有些唉声叹气，王雱囚首跣足，戴着妇人的头饰跑了出来，问他老爸所言何事。王安石说：“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王雱很爷们地说：“砍了韩琦、富弼的脑袋就OK了。”一向整人不留情的王安石也大惊：“这小子疯了！”王雱之死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吕惠卿连他老爸都收拾不了，他也太自不量力了些。

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都是不错的人，为防跑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一人说一件事：

苏轼墙倒众人推，唯独王安礼去找神宗为苏轼辩护，神宗被其感动，居然对王安礼说了这样的话：“我本来就没想把他怎么样，你既然说了，我就赦免了他。但是你出去以后千万别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恨苏大胡子的人太多了，我怕别人整你。”这话不禁让人莞尔，神宗皇帝真有人情味啊。

神宗皇帝还曾问王安国道：“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小国的意思，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前秦小）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王安国说：“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颛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我怎么看着跟说他哥哥似的）。”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神宗“默然不悦”。

苏洵说王安石大奸大恶，未免绝对了些，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但现行历史教材把他说成是穷苦百姓的救世主和地主阶级的先进代表，绝对是误人子弟。我欣赏韩琦的说法，可惜了的个才子，怎么不做翰林学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