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影响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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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我们是1964－1968年下乡，1978－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到15年）。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
岁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
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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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知青争得改善待遇的命运
——知青肖芸疾笔上书的故事（转贴）
这是知青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重大新闻。
1979年，肖芸结束了10多年的知青生涯，带着女儿、丈夫一起返城，招工到湖南株洲的一个工厂就业，分配到厂幼儿园当保育员。
知青回城的心愿了结，但当他们回到城里，返城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去时，尴尬的局面却随之而来。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工资级别低，生活出现困难。
知青为此曾以多种形式反映了要求提高待遇的呼声，但因当时涉及面广，无相应政策可作参考，一时无法解决。这时，湖南的部分知青结伴来到株洲找到享有“智多星”称誉的肖芸。她说：“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我们的工龄上，与同龄人相比，没有下乡的人要比我们多十几年工龄，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差距。只要中央承认我们下乡时的‘农龄’，我们的待遇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大家听了这番话之后，提出要她给党中央写信，“你写好后，我们联名签字。”
1982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肖芸趴在家中一条高凳上，写了上面这封信。
肖芸几易其稿，为了在措辞上不至于失妥，她整整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她将抄得工工整整的信拿到头天晚上还热血沸腾的知青们面前，在信后附了几张白纸，以备大家签名。信在大家手上传阅，所有的人都一致夸奖信写得好，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签字。“我家有老有小，这次就不签了吧。”“我一个工人出身，还是让那些有背景的人先签。”肖芸顿时如坠冰窟，她当着大家的面，在落款处愤然写下“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这时，大家簇拥过来，其中一位知青拿起了桌上的笔。
“等一等！”肖芸大声喝止。接着她示意拿笔的人放下笔，停了很长时间，她才哽咽着说：“你们都不要签字了，信是我写的，我自己把它寄出去。”
出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和责任，她决定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前，先找丈夫谈谈。“我的确不是对你和女儿不负责任，话总要有人讲，我一定要为全国8000万知青讨一个公道。”丈夫极力反对无效，只好同意。
肖芸对党充满了信心，为了保证中央领导能够收到信，她将信一式三份分别寄到三个单位。一封经何爱秋（现任南方公司幸福幼儿园幼师，也是老知青）转寄给她当时在《美育》杂志社工作的姐夫潘运告，一封寄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另一封寄给了当时在青年心目中最具权威性的媒体《中国青年报》社。
寄完信后，她如释重负，但亲友们善意的提醒、批评又使她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肖芸将信寄出之后，她抓紧时间做了几件事：请了三天假，赶回老家，帮年迈的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接着将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其中一件，女儿一直穿到大学入学）；第三件事，她再次要求丈夫做好随时离婚的准备，并找来几位知心朋友，安排好“后事”之后，将家庭托付给他们。
1983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天上午，肖芸被南华幼儿园园长叫到办公室，通知厂信访办要她立即去一趟。“你给省里写过信？”信访办主任问肖芸。“是的。”肖芸这时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写的是啥事情？”“要求中央在制定知青政策时，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作工龄。”信访办主任脸上一直表情异样，这时，他又上下打量了面前这位普通的幼儿教师。“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来，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
肖芸这时才如释重负。
那封最终抵达胡耀邦同志案头的信，由潘运告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以收集民情的名义并附上呈辞提交湖南省委。当时正逢省委有一批急件需派专人乘飞机到北京送请胡耀邦批示，这封信便幸运地、快速地成为胡总书记落实政策的“六年两千件”的一件。
1985年国家人事部颁发的《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下发之后，知青的待遇得到正式解决。
知青们兴奋不已，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当时在幼儿园工作的普通回城知青为此做了关键性努力。没有几个人知道肖芸和那封信。肖芸虽然感到自豪，但她却从不声张。
就在湖南长沙企业家、老知青郭晓明策划、撰写知青史《告诉未来》之际，知情者透露了这条迟报的新闻。于是，湖南知青们纷纷寻找肖芸，接着，肖芸的名字在知青中不胫而走，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肖芸也是知青政策的受益者，由于她工作出色、业余写作成绩显著，从保育员到教师，最终被选举为幼儿园园长，后来，调入南方航空动力集团，任党委办公室新闻干事。1996年，肖芸辞去公职，到一家民营企业集团任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后又几经转折，于1999年3月，来到了合肥，受聘于《安徽经济报》社，参与创办《生活周刊》专版。半年之后，肖芸除了编稿外，她还在两家报纸上开设了女性话题专栏。今年年初，她再次辞职，居家写作。她现在以写作为生，写作渐渐成为她的生活方式，目前，洋洋30万言的《中国女人》已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