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看人-影响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解读李庆霖》

[于是乎]

　　李庆霖先生去世了，让人们不禁回想起往事，无限感慨。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把李庆霖尊为“知青之神”，俺觉得太过夸张了。跟帖中也有许多奇谈怪论，还在不失时机地神化毛，真让人哭笑不得。李庆霖先生对于知青，客观上是个有功之人，理当为此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客观的认真的解读，粉碎那些想乘机为文革、为毛、为知青下乡运动涂脂抹粉的企图。

　　一、李庆霖的信，证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是要“砸碎旧的官僚体制”吗？看看李庆霖的信吧，尽管人民政府被夺了权，改名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新生的官员们，同样是鱼肉百姓，欺上瞒下，官僚体制本身没有受到半分触动，只不过是打倒了一批被叫做“走资派”的人而已。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如何如何大民主吗？李庆霖没写大字报，他也不敢写，如果他写了，他一定会被套上“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庆霖这封信，撕去了罩在文革头上的所有美丽的面纱，将其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李庆霖的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不用多说，多看看那封信就可以了。后面还要讲到另一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评论。

　　三、不要神化李庆霖。
　　有人说李庆霖写这封信是“为民请命”，俺认为不是。李庆霖的信，充其量也就是一封“上访”信，是为自己的儿女请命。当然，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知青命运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李庆霖写的这封信，也并不是通过正规的信访渠道递上去的，也走了“后门”，否则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了。李先生信中所写，句句真实，不敢有半点夸张，也不敢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半点不满，只是诉说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当时为自己儿女申诉写信的大有人在，但根本就递不上去，走不到省级知青办就被打回当地了。只有这一封走了“后门”的信递上去了。

　　俺还要说说毛公的眼泪。有篇文章讲到毛公在游泳池听着李庆霖的信，流下了眼泪，人们不禁感慨道：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哪！俺要说，你先慢点感动！这眼泪流没流，俺是不知道，但俺知道，他老人家早就知道知青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从这封信的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现在人们喜欢用“作秀”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俺是不想用这个词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起了这个词，真是罪过。

　　还是再说李庆霖吧。李庆霖得到了三百元，从此大红大紫。过了两年，在批邓的时候，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反潮流要出以公心》，文中明确表示他写那封信就是出以公心的反潮流之举。当时俺们在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起议论：这人怎么吹牛都不觉得脸红啊？俺们从那封信里，怎么都读不出个“公心”来。当然，这个时候的李庆霖，早已身不由己，成了一根政治棍子了，对此不必责备李庆霖先生，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毁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包括演样板戏的浩亮、刘庆棠，打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这对于他们个人是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也是悲剧。

　　要说为民请命，俺倒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人叫李天德，生于1939年，出身于四川荣县一个穷苦工匠家庭。童年时父母双亡，靠大哥抚养读完小学和中学。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1958年又被判处５年徒刑。文革期间（1967年），又被判６年徒刑，1972年刑满释放后，仍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四川某农场管制劳动。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李天德化名李笑天上书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题名为《献国策》。他献的国策共12条：
　　１、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优化种族；
　　２、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
　　３、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福利；
　　４、教育革命问题、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择优录取制度；
　　５、知青下放问题；
　　６、医疗卫生问题；
　　７、干部问题；
　　８、限制干部特权和无能现象，确定人民政治主权；
　　９、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废除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罪”，加强刑事执法，无罪释放和合理安置1957年大学生右派；
　　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乌托邦问题，大跃进祸国殃民问题；
　　11、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1975年８月，李天德卖掉仅有的蚊帐、锅等全部家产，凑齐路费上北京献国策。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并想面见邓副总理成呈他的《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押回四川。197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79年，李天德被无罪释放。

　　下面是李天德先生的《献国策》中的第五节：

　　五、知青下放问题
　　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来动员知青下乡这是可笑的。因为这口号是有欺骗性，没有说实话。首先人们无法理解：知青为什么不去接受“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再教育，而要去接受“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他们还比工人阶级先进？正因为如此，所以90％知青到农村是出于被迫、勉强。到了农村也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而是心存侥幸，如努力走后门，碰运气有朝一日能招工、招学离开农村。这类人表现出消极拖混，或努力与干部拉关系。８％左右的知青基于家境无钱无势，颇能埋头苦干，积极锻炼，可惜又往往不为干部所宠爱，招工自然无份，乃受排挤。２％左右的知青是走上了“男盗女娼”的可悲道路或“反革命”道路。
　　鉴于中国之具体情况，今后知青必须继续下放。但必须对他们说真话，把城镇人口过剩、无业可就的事实告诉他们，把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告诉他们，把为了减少国家负担，把一个浪费者和潜在的犯罪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充实农村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薄弱点，让他们去过艰苦创业生活……等等告诉他们，知青工作就好做得多了。今后知青下放最好不分散，而是集中办农场或知青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统一作息和学习。以利于教育知青在革命的道路上健康地成长。




　　非常希望大家能仔细地读一读李天德的话，这才是为民请命！结果如何呢？他被判了刑。把李天德的命运和李庆霖作一比较，把李天德的《献国策》与李庆霖的信作一比较，还能把李庆霖称作“知青之神吗？

　　李庆霖那封信，写的恰逢其时。知青问题堆积如山，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毛公正是借此机会下了决心。从此以后，知青下乡就不再住在老乡家里了，开始建设“知青点”，把知青和贫下中农分开了。知青在农村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正如李天德的《献国策》中所说，由于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只得继续上山下乡，知青的命运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直到文革结束后，通过一千多万知青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上山下乡的运动才告彻底结束。

　　四、关于李庆霖先生在打倒四人邦以后的遭遇。
　　四人邦被打倒以后，李庆霖先生的身价也一落千丈，受到牢狱之灾。当时听说过一些关于李庆霖红起来以后在本地飞扬跋扈的传说，不知道是否可靠，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李庆霖的大起大落，他也够冤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可能总是“反潮流”，实际上他在批邓的时候跟潮流跟得挺紧。当时冷眼旁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他却无法冷眼旁观了。俺自己从李庆霖先生的遭遇中领悟到一点，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做事不可太过分，讲点中庸之道，讲点与人为善，拿老人家的话说，就是“要留有余地”（虽然他老人家自己并不是这样做的）。政治这个东西，比较肮脏，也比较复杂，没有把握的，不想玩命的，千万别往那浑水里边跳，俺每次想起浩亮庄则栋李庆霖，都有这个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