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被耽误的130分钟-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截止15日16时30分，青海玉树大地震统计己有760人死亡，243人失踪，11477人受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据还会上升。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没有发生前震，玉树大地震之前可是发生了4.7级的前震，当中有宝贵的130分钟。如果地震部门足够重视，紧急应对，政府有没有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紧急通知民众避震，减少伤亡的可能？人命关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地震部门应当反思。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名叫《掩埋》的纪录片，写了一则感想： 

　　对于当今人类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是地震。最近海地、智利连续发生特大地震，全球关注。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24万多人丧生，2008年汶川大地震又有将近9万人遇难。特大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可避免，人的伤亡能不能避免？这是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许多公民密切关注的问题。大陆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地震预报是世界科学难题，像唐山、汶川这样的地震，现代科学预测不出来。连《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也发表长篇报道，附合这种论调。主流的舆论，是否符合事实？还是权力部门为了推卸责任营造的谎言？独立电影人王利波摄制的纪录片《掩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片中采访了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北京地震队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等专家，他们在唐山地震前，历经艰难，向国家地震局发出了准确预报。还采访了当年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吕兴亚、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侯世钧、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他们以简陋的仪器观测地电、磁偏角、水氡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做出记录，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观异常，也向有关部门正确预报了唐山地震。当年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回忆了他把汪成民发出的临震信息带回县里，县委做出防震预告，创造了全县无人丧生的奇迹。片中还展示了作家张庆洲保留的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录音，是他毅然决定向全县百姓传达临震信息。他掷地有声地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片中还展示了很多文献档案：七十年代的地震界内部刊物、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学老师观测用的图纸、国家地震局关于青龙县避震成功的简报。这部纪录片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唐山地震不但有前兆，而且专家和基层群防群测人员都有正确预测，是国家地震局某些人失职，未能提请中央政府做出防震预报。二十四万多人丧生，超过东京大地震，成为20世纪全世界一次地震死亡人数之最，历史教训太惨重了。 

　　我虽然不认识片中的人，但通过自己接触的一些事感受到，地震预测在中国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概七、八年前，朋友张冠生说，看到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不知能否寻求公开出版的机会。这就是唐山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我向张冠生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郭沂纹。郭沂纹拿到了张庆洲的书稿以后，颇感兴趣，力主出版，社长、总编都认同，编辑排版设计也做好了。这时总编参加一个聚会，在饭局上说起本社将要推出这本新书。席间有人说，这样的题材最好事先和国家地震局沟通一下。没想到沟通的结果是地震局告到中宣部，中宣部不但制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这本书，而且给其他出版机构打招呼，不许出这本书，致使张庆洲的书稿被冷藏了几年。直到2005年，才由《报告文学》杂志推出。后来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以后，发行还是受阻。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地震事先到底有没有预测，预测者是谁，预测意见是怎么说的，是否报给了政府决策部门，政府是怎样对待的，再度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 

　　2008年毕竟不同于1976年，人类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很快，网上便披露了耿庆国等专家预测5月8日前后10天阿坝一带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信息。一般人的反应一是震惊，二是遗憾：这样的预测为什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也有网民怀疑：是否真有耿庆国其人？耿庆国预测是否真有其事？恰好，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海亮，他不但和耿庆国本人很熟悉，还参与了他们的天灾预测活动。徐海亮告诉我，他5月20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文章，证明耿庆国和他的伙伴正确预测汶川地震决非谣传。他们后来公布，预测报告在2008年4月30日用机密件报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秘书长马凯和中国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提醒他们从5月份开始，在兰州以南至川甘宁交界地区将发生6到7级地震。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民政部减灾委的司长王振耀承认收到了这个报告。 

　　当然，有人也会以科学的名义吹毛求疵：汶川地震是8级，你预测6到7级不准确。这种狡辩不值一驳。6到7级还不该重视吗？如果政府领导真的采信了6到7级的预报，还不该让老百姓防一防吗？如果有预防，能死这么多人吗？ 

　　中国不是没有成功避震的先例。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因为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毛远新在得到专家预测信息后做出了避震的决策，大约减少了10万死亡。再有就是本片讲述的冉广岐，根据汪成民等人的预测意见做出避震决策，青龙县倒了七千间房，没死一个人。耐人寻味的是，青龙县避震成功，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奖励，在国内却讳莫如深。国家地震局发了简报又迅即收回。影片的意思很明白：青龙县能做到的事，唐山等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做到？人们一联想，有关人的误判和失职就无法掩盖了。 

　　从另一面讲，谁做出避震的行政决定，谁就要冒政治风险。如果通知老百姓避震，结果地震没有发生，轻则被嘲笑，重则干扰生产生活，影响社会秩序。1975年9月底，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时，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泽东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这段历史，由于毛远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判刑，很少有人提起。 

　　面对决策的两难，我认为，政府的名誉是小，百姓的生命是大。限于当今科学的水平，预测地震确实达不到预报天气的精确程度。政府领导人在得知有专家预测大震临近之际，能否及时做出决策，告知百姓，尽可能减少人民伤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伦理考验。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如何权衡轻重？我主张，宁可宽容政府误发地震预报，不可纵容政府漠视专家的预测意见，牺牲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训都应当昭示这样的结论。 

　　可惜，无论是当今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舆论权力的掌握者，还有地震专业学术权力的掌握者，都不想正视这个血的教训。如此下去，必然如唐人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这个意义上，王利川导演的《掩埋》，是一部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怀的警世之作，是当今中国纪录片少有的杰作。当今中国的影视界的主流是发财至上，娱乐致死，歌舞升平，取悦权贵。在这种世风中，王利川能拍出这样的片子，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外国人，看到这部片子，从权力的掩埋中获取鲜血和生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