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庆龄不与孙中山合葬? 致党的多封信件 Qzone精彩由你而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50:25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上午，距中山辞世还不到6个月，时年48岁；他的夫人何香凝46岁(长宋庆龄十四岁)。47年之后，1972年9月1日，何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孙中山握住何的手：“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共同的遭遇、经历和事业，使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无论公私都非同一般。何的子女从小就尊称宋为“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
何香凝逝世的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
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爱泼斯坦的三条补充措辞相当谨慎，分别用了“她会认为”、“这也许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等推测、揣摩传主心态的说法。廖承志的解释，也没有引述宋庆龄的原话。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北方有句俗话，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据爱泼斯坦考证，她只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存在“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1949 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正如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身处最高层的这位沧桑老者，即使乘风破浪之际，也难免对前程的波诡云谲不无隐忧甚至有某种焦虑。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历史天地) 宋庆龄多次致党中央信件披露
作者:何方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19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