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最后的征战

    而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史官颇为清闲，全年并无大事可记载。唯一不安定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交恶。此时的中国并未统一，诸侯国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从未消停，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
　  这一年，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遇到了点麻烦，他们必须迎战邻国秦人的攻击。当时两国国力相差并不大，双方在一个叫南郑的地方展开激战。南郑即今天的陕西汉中，其实直到三国，此地仍是不毛之地，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不过，公元215年，刘备和曹操却亲率大军争夺汉中，历经4年的鏖战，刘备才艰难取胜。究其原因，刘备其时已占有了益州，汉中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从战略上说，与曹刘之争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南郑虽邻近秦国，不过早在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攻秦至雍”。雍的位置，大约在今天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也自然成了蜀王的囊中之物。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夺回南郑，他们猛烈的攻势一度让蜀人手忙脚乱。秦人偷袭得手，如愿攻取南郑。蜀人自然不甘心，又集结兵力反扑。不过，“秦左庶长城南郑”，秦人早已经在这里筑起了城墙。果然，经过10年的鏖战，蜀人才将南郑艰难收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南郑反”。
　  这以后的蜀人似乎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中，他们在成都平原上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走出来。南郑收复后，蜀人似乎无意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领土，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并未曾想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同样是公元前451年，奴隶制发展到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仅是蜀、秦，整个中国大地都呈现出一派老态龙钟之势。
　
　 变法图强与原地踏步
　 内忧外患之下，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卫国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商鞅的变法招来秦国领主贵族的一致反对，秦国一度混乱。蜀人却依旧按兵不动，失去了进军秦国的最后机会。
　 商鞅命人在咸阳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贴出告示：有人搬到北门便可得百金。众人皆不信，后来有人一试，赏金果然有百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徙木立信”，商鞅由此确立起自己的威信。商鞅重编户籍，奖励军功，变领主为地主。这些措施使秦国完成了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公元前350年，商鞅继续改革，开辟阡陌，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全国秩序井然。一时间，“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不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上台，第一件事便是车裂商鞅。这位秦王虽因私仇杀商鞅泄愤，却又为商鞅的新法拍手叫好。他将是日后蜀人的主要对手。
　
　 而早在公元前382年，吴起即在楚国变法。此前的楚国接连受到魏、赵、韩的夹攻，大片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更有甚者，楚声王竟然在路中遇盗被杀。楚悼王上台后，任用吴起为令尹，开始变法。吴起废除贵族爵位，整顿吏治，加强王权，楚国慢慢强大起来。楚悼王死后，旧贵族反叛，杀死吴起。不过，吴起的变法早已经为迟暮的楚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封建制在楚国逐渐萌芽。“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兵力陡增。公元前381年，魏国伐赵，赵求救于楚，楚人“围魏救赵”，这场经典的战役吹响了楚人复兴的号角。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秦、楚的变法，是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是蜀人的主要对手。在商鞅变法前，秦人与蜀人还有过一次交锋，地点仍是南郑。公元前387年，秦人又攻取南郑，司马迁称之为“伐蜀，取南征”。蜀人依旧不依不饶，又纠结大军硬是把南郑夺了回来。司马迁只得又记载“蜀取我南郑”。此时的蜀，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对于古蜀人来说，庞大的地图似乎带给过他们难言的幸福和快感。 
　   这种快感在他们与楚人的战争中依旧得到延续。10年后，即公元前377年，蜀人东征伐楚。此时吴起虽死，新法却已深入楚国的五脏六腑。许是突袭得手的缘故，蜀人一路高歌猛进，并很快占领兹方。兹方距楚都江陵，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这场战争的胜负，史料并无记载。不过，此后楚人却马上“为扞关以拒之”。扞关的位置，在今天湖北奉节，由此推断蜀人东征受挫，不得不退兵，楚人才得以在扞关设防。 
　   蜀国与变法之前的秦国、甚至是变法之后的楚国交战，并不吃亏，甚至还一度占优。我们不禁要问：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并没有变法，也没有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为何他们在与新兴的楚国交战中，竟能旗开得胜，并一度咄咄逼人？其实，蜀人固守南郑抗秦，东征楚国用的战术是偷袭，都没有正面交锋的痕迹。况且，从地理位置看，楚要防御韩、赵、魏的进攻，秦人要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偷袭，很容易顾此失彼。此时的战争，当不能说明蜀人的强大和竞争力。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窥探出蜀人当时在国内的动静。2000年，成都商业街出土了一处大型船棺葬，这处船棺葬属于开明王朝已经死去的诸位蜀王，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又迁到了成都。船棺葬上面，还曾经有过豪华的宗庙。由此看来，此时的蜀王正忙着迁祖坟，而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更值得一提的是，船棺旁的独木棺中还有一些一次性埋葬的尸骨──显然，这是蜀王用来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古蜀王却仍旧乐此不疲。
　
　   当秦楚庞大的战车队在平原上冲驰酣战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巴国军队却仍然依靠他们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跨江涉水。与生机勃勃的秦、楚相比，推行奴隶制的巴国已经走到了它的晚年。在与秦、楚的交战中，巴人显得首尾难顾，巴国勇士更多的是用血腥的搏杀来延缓国家消亡的时间。历史上，巴人在江关（今重庆奉节）、阳关（今重庆长寿）、弱关（今湖北秭归）一连布置三道防线与楚军对峙，却终究没能阻挡楚师西上的步伐。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奉节以东尽入楚之版图，巴人的东方大门完全向楚敞开，无险可守。而向北，面对着雄踞关中的秦国，巴人不得不向秦人朝贡，以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间。巴人的衰落并没有让蜀人警醒，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战国早期，蜀国军队不断在山峡与成都平原一带来回穿梭，不断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纯粹是小家子气的手笔。
　
　 巴、蜀国灭
　 公元前316年已是战国尾声。这一年，巴蜀风云再起，末代蜀王率大军攻巴。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求救于秦。
　 秦惠王欣然出兵。早在几年前，他跟蜀人已经有过两次交道。末代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兵制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几年后，秦惠王宣称得到了可以便金的神牛，末代蜀王遣使来求，为此还劳民伤财开凿金牛道，结果发现所谓便金的神牛只不过是些石牛而已。他的无知和贪财，无疑加速了蜀人亡国的进程。
　 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师，再也不是前两次与蜀人不相上下的军队了。果然，秦师一路高歌猛进。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此前的演习中，蜀人的兵制已经暴露；金牛道既通，蜀国已无险可守。蜀军溃败，末代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师攻占成都。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遂灭。历史的天平，最终开始向强大的秦国人倾斜。蜀人连国家都守不住，更何谈逐鹿中原？
　
　 文明的衰落
　 蜀人曾经浪费了两次绝好的进攻机会。而且，蜀人亡国，末代蜀王似乎也难辞其咎。不过，这些显然不是蜀人亡国的根本原因。 
　 蜀人自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以至在封建制萌芽的战国早期，蜀人仍然没有任何变动。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加之战国时期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因此，蜀与秦、楚之间，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两种文明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上停滞不前，乃至衰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论述文明停滞和衰落的原因时说到：一些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受外来影响很小，人们能对比的只是过去，他们也只能看得到过去。在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停滞与衰落是普遍存在的：历史上的雅典人曾经陷于一种自我崇拜的怪圈中，他们对过去的辉煌恋恋不舍；罗马帝国对帝国专制情有独钟，他们并不能看到其它的制度并加以利用。显然，它们能为古蜀文明的衰落提供一些经验──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中，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受外来影响很小，更多的时间，是自己与自己的对比与对过去的模仿。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过去的文明和制度，在这个古老的制度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古蜀国也停滞不前，并最终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