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神话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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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诗仙李白在一生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一首《蜀道难》中，有这样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说的是什么呢？“开国何茫然”又是什么意思呢？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中是上古时代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据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即由此而来。蚕丛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的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中，为了养蚕，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到成都居住。在夏桀十四年，夏桀派大将军扁攻打蚕丛和有缗氏，于是蚕丛跟有缗氏献上美女。夏桀被美女迷惑，竟然退兵。西周时期，蚕丛被其它部落打败后，蚕丛的子孙后代，都各别逃到姚和雟（两地于今四川西昌一带）。这时，又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重新统一了古蜀国，此人就是鱼凫。
　　李白的这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蚕丛、鱼凫两位国王建国的事情。因为两位国王先祖是谁、如何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叹曰为“开国何茫然”。
　　那么，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有关古蜀初期蚕丛和鱼凫两代的记载，只有史料中的寥寥数十字而已，他们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呢？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5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经爆发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无疑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
　　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据猜测，第一代蜀王蚕丛之所以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成为纵目，可能就是因为缺盐而患甲亢造成的。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只能依仗巫、巴之盐。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贩盐利润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有人认为，古蜀国的营垒被后人误认为是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在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也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望帝当国王的时候，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教导老百姓怎样种植庄稼，叮嘱人民要遵循农时，搞好生产。他热爱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拥护。
　　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怎么这个尸体却是顺逆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的子孙手中很快就灭亡了，古蜀国从此消失。望帝杜宇悲伤而死，死后化为杜鹃，整日在林中哀啼。于是，后人的诗中便有了“望帝君心托杜鹃”的凄美词句。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20世纪，答案揭晓了。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具有浓厚的古蜀国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也“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但是，时逢乱世，这一代的考古发掘被一推再推，几乎被遗忘。
　　1986年，对广汉境内文物的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了。考古工作者就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发掘出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属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传说中的古国原来真的存在，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就是有力遗址的证据。而且，按照规模来看，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奇特之所在处，就是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此之前，在殷墟一带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鼎、盆等，但没有一件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仔细观察这些青铜面具，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型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尊细而高的青铜铸成的人像，其相貌和青铜面具的特征相同，穿着一件燕尾服式的袍子，赤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像身高170厘米左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青铜时代青铜像。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但该铜像出土时，手中没有发现握有东西。而且，如此细高的铜像在站立时，手中稍有负重就会倾倒。专家推测，这个铜像的神情和手势，像是一个不同于平常人的巫师，应是在祭祀中用到的道具。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其中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看着眼球突出眶外的青铜像，联想到传说中上古时代“纵目”的蜀王蚕丛，人们不仅猜测：这难道是对蚕丛相貌的夸张吗？这是否意味着蚕丛确实存在呢？
　　除面具和人像之外，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了金杖、青铜神树、象牙等。金杖长达142厘米，上面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以及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另外，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青铜神树也让人惊讶，树高近4米，共3层，分为枝，每个枝头上站立有一只鸟。据考证，这些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既有明显的古蜀国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它地域文化的特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明显不同。
　　从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是什么？是氐羌人、濮人、巴人、东夷还是越人？三星堆展现出的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还是兼而有之？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是哪个年代留下的？是商代、商末周初、西周还是春秋战国？它是祭祀坑、墓葬陪葬坑还是器物坑？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这里为何被废弃了呢？
　　三星堆文明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有人认为在古蜀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属于其中之一。不仅仅是目前无法破译，而且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叫不出名字。
　　三星堆文明及其出土文物的神秘之处，让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这种说法自然虚无缥缈但三星堆文明不合理的神秘又不能不让人“胡思乱想”。我们只知道它是古蜀国人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简直一无所知。谜底，在何时才能揭晓呢？ 金沙遗址，走近古蜀国的金钥匙
　　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工地上汗流浃背地施工。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的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施工人员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yuàn）、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可能是代表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文物相似，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离开三星堆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完全有这个可能！。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与在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米多的青铜立人相比，它们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地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遗址中的祭祀区。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金沙遗址告诉我们，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原来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灭绝，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平方公里以上。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不毛，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幸好，逝去的古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消失的古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事实告诉我们，成都平原也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源自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是与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他们在成都平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早期城市，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在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养育下，古蜀人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发展着畜牧业，从事着工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古蜀国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大不相同。古蜀人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使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照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
　　——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
　　 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
　　 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
　　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
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
　　 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