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韦伯

德国德国崛起中的韦伯

高超群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全面增长的时期。从1871年到1891年，短短20年时间里，德国的铁产量从156万吨增加到464万吨，增长了3倍多；钢产量从25万吨增加到235万吨，增长近10倍；煤产量由379万吨增加到942万吨。铁路里程也比以前扩展了一倍多。在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上，德国已经超过了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在电气、化学和光学等当时的新兴产业中，德国的表现尤其突出，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势头。

       工业化不仅迅速改变了德国的经济格局，而且也大大改变了德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在欧洲文明国家的眼中，普鲁士——德国的灵魂和主心骨，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形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普鲁士王国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这支军队仿佛不过是驻扎在这个国度。”在当时的普鲁士一切政治和经济政策都围绕着军队来制定，军官不仅是这个国家最荣耀的职业，而且甚至是它唯一有力量的统治阶级。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远较欧洲其他国家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如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期一样，德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差距，但是德国得意洋洋的市民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同控制着德国命运的容克地主和大资本家一样，他们分享着一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陶醉在经济的成功之中，在他们心里大约以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走到了德国历史的尽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值得思虑和奋斗的，唯一需要动脑筋的就是挣钱和享乐的手段与花样。用韦伯的话说：“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着‘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有着一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傲慢，德国的经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这种傲慢。整个市民阶级既害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也不满德皇的家长式专制，俾斯麦的成就和作为使他们一心希望能有一个强人能保卫来保卫自己的幸福，使其不受这两样东西的戕害。

       在这样的底色下，德国的政治生活却并不是平静如水的。与人们的想象恰恰相反，德国的政治充满了动荡和惊险，各种各样的政治奇思妙想四处流传，而且都能找到足够多的听众和拥护者，人人都看到政治变革的希望，并急切地渴望能从中捞到最大的一票。和平主义和扩张主义，保王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容克土地贵族和新兴工业资本家，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的政治主张都大行其道，德国人都乐意听取和追随。这是由于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社会政治空气的宽松，使更多的普通人产生了实现政治权利和分享统治权力的希望，而新产生的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从财富的拥有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容克地主和旧贵族，他们不仅希望控制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德国的面貌。

       在市民阶级懒洋洋的乐观主义之上，是德国雄心勃勃的统治阶级，主要是东部的容克土地贵族和西部的工业势力。尤其是后者的崛起，其速度之快，势力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迅速集中，并相互结合起来。1909年柏林6家大银行的经理兼任344家工业企业的董事，这6家银行的董事会还是另外407家企业的监事，而这751家企业中的515个大工业家同时是这6大银行的董事或监事。德国的国民经济实际控制在300个人手中，他们自称是德国的“群神会”。也正是这些“群神”，他们既渴望拥有像“日不落帝国”那样广阔的市场和丰厚的原料，也对于自己日益增强的工业军事能力跃跃欲试，他们宣称德国“缺乏空间”，“领土太小”，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德国应该向海外扩张。虽然植根于土地的容克土地贵族和陶醉于幸福生活的市民阶级并不热中于向扩张殖民，但是对民主的恐惧、对强大国家的向往，或许还要加上对更廉价、更“幸福”生活的期待，使他们逐渐认为德国的扩张并不是天然的坏事，而且或许还是已经崛起的德国应有的权利。

       在政治上，1890年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结束了这个巨人审慎的“大陆政策”，他开始把德国的目光引向变动不居、一望无际的海洋。1899年12月，时任外相的皮洛夫在议会中说：“我们懂得，要是我们没有巨大威力，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就不会得到幸福……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钻。”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在扩张上绝不手软，而且要比它的前辈更直接、更赤裸裸。1900年德国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威廉二世在遣送军队时发表了“匈奴演说”，他命令道：“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我们手中，谁就是死亡。”

这就是马克思·韦伯（1864——1920年）所处的历史时代。

指导德国扩张的就是这样一种彻底地攫取渴望，为此德国的统治阶级急切地希望与英国一战。韦伯显然并没有这样的狂热，在1916年的一次演说中，他主张：以德国处于四周强邻环伺的地理位置而言，它应该采取一种冷静的结盟政策，而非自大狂妄与征服的政策。但是，韦伯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在‘道德’上，和平主义者无疑‘高过’我们。……政治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根据的行业。”他也强烈地主张德国应该被组织成一种强权国家，应该向毫不迟疑地向海外扩张，但他的理由却与众不同，他认为德国：“并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如果世界的支配权力——归根究底而言，这指的是未来文明性格的决定——竟然不经一战，即由俄国官员的指令和盎格鲁撒克逊‘社交圈’的成规（可能搀上一点拉丁的‘理性’）所瓜分，后代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后代子孙，不会认为责任在丹麦人、瑞士人、挪威人和荷兰人。他们会认为责任在我们，而事实上他们完全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口七百万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

读过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人，肯定会意识到没有人比韦伯更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之间经济斗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他说：“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但是，韦伯在此提供的德国不惜一战的理由却不是经济的缘由，而是为了决定“未来文明的性格”，他希望德国不惜通过战争获得的不仅是市场和原料，不是这种质料的“国家利益”，而是“世界的支配权力”，他清醒地意识到德国的历史使命，而且鼓动德国人去勇敢的担当这一光荣。但是没有“文明”，没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担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小“强盗”，是一个新兴的发达富有的“野蛮”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后裔，拿破仑率领纪律松散、缺乏训练、手持劣质武器的大军可以横扫整个欧洲，让每一个帝王胆战心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可一世的纳粹虽然让整个世界战栗，但是它却不能动摇“文明世界”的信心。因为没有人会认为粗鲁的强盗和贪婪的商人是文明人，是值得效仿和尊重的，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或者多么强大的武力。因而倘若没有“文明”的质地，德国的崛起就是虚假的，而且，这种自大狂妄将给整个民族带来无以伦比的灾难。不幸的是德国最终走上了这一条“市侩主义”的不归之路，面对一战的灾难性结局，韦伯沉痛地指出：如果说德国有“罪过”，那么德国的“罪过”即在于其不切实际与无能去妥善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在韦伯看来，阻碍德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去争夺“世界的支配权力”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国人自己的“无能”。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阻挡德国崛起的并不是别人，不是资源与市场，而是德国国内的政治失败。而其中的关键在韦伯看来，就是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一个阶层和团体有足够的政治成熟，可以成为德意志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 得意洋洋的市民阶层还很幼稚，他们还没有掌管帝国命运的经验，甚至他们还不习惯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野心勃勃的大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承担整个民族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这既不是自己份内的职责，也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而容克阶层已经老去，非但已经无力在承担他们的政治职能，而且还成为德国巨大的负担和丑陋的象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曾经的保皇派，一个普鲁士军官，韦伯无情地诅咒和厌弃德国皇帝——容克的政治代表，他说“因为我们代表那个人（指德国皇帝）的那个政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被外国（意大利、美国、全世界！）鄙视的程度——要紧的是，这种鄙视完全有道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一个权力因素了。任何人只要读几个月的外国报纸，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情况。我们被‘孤立’，因为那个人用那种方式来统治我们，而我们居然忍受还装着没事。在任何意义下心存民主以及民族政治的理想和个人或政党，都不能替这个政权负责任；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比任何一种殖民地问题，都更危害我们的整个国际地位。”正是因为沦入这样的政治陷阱，其实无须战争来检验，德国的命运已经注定，无论它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