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对儒教的批评与中国传统的重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4:57:28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它应当具有哪些内容?这无疑是中国在发展中要逐渐明确的问题。但由于近代中国在发展过程的特殊形态(暴力革命和一元论意识形态),导致中国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中国的官僚等级制(或党产官僚制,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概念)中,领导人的阐述无疑具有核心地位。江泽民1997年11月2日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曾阐述他眼中的中国传统的内涵。他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内容:“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

  此后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在海外公开场合对此有过类似的表述。温家宝在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重点强调了“和而不同”的价值。他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并引用宋代学者张载的话来说明继承传统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胡锦涛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他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四个方面:以民为本,“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自强革新,“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和谐互助,“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亲仁善邻,“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

  从这些讲话中,不难得出冠冕堂皇的印象。笔者无疑完全否认上述表述,其中当然也有合理之处。但稍微具有历史常识的人,也都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这些对于中国传统的论述,似乎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比如,说什么团结统一,其实不就是舆论一致吗?在中国的国情下,不紧跟档中央保持一致根本也不可能——不是即刻惨遭镇压就是秋后招致封杀。说什么独立自主,其实中国的民众根本不能独立自主,没有民有民治民向保障民权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制度,哪里会来得独立自主呢?还有什么爱好和平,其实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战乱不断,屠杀甚至吃人的事情不算少——套用下赵本山的语气——这个可以有。至于自强不息,恐怕就有点自恋了。要知道,近代以来全世界99.99%的重要原创工作都几乎和中国人无缘,无论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变革方面,不说执牛耳者,就算用“不算太落后”这个低标准,也离中国尚远。还有什么“和而不同”,笔者是真的没有感觉到——中国更多的是只有面子上的“和”,而根本容不下多少“不同”——不妨再套用下名优小沈阳的口吻——这个可以有?但“这个真没有。”

  那么,自然而然地,如果上面这些政治家用来宣传打广告的表述确实是不可靠的,我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出一个疑问:到底谁对中国传统的表述更靠谱?关于中国传统,尤其以儒教作为代表,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海内外学者和汉学家的研究。这些人观点各异,有对儒教的欣赏者,如新儒家,以及当代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等人。但也不乏对儒教的批评者,远的有明治维新和五四运动,如福泽渝吉和鲁迅等人,近的也有费孝通等学者。笔者以为,抛开立场争议,要想找到一位靠谱的学者,其相应的表述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它应当出自世界顶级水平的思想家,这事关境界和眼光;2、生产过程严格可靠,信息自由写作规范;3、它还要经得起漫长时间的检验。

  为什么强调这几个条件?大家都知道最近沸沸扬扬的汪晖事件,不少人眼中的大陆最著名的当代“思想家”汪晖,只红了还不到20年,就惨遭曝光被人揭出文章写作中“抄袭A君对B君的评语来评价C君”的丑态,颇有几分大陆山寨工厂黑作坊的神似作风。我想,这样的学者,大概是不会靠谱的。那么如果找到的根本是一把不准的尺子,就不好拿这一表述来评价中国的传统问题。因此,看来看去,笔者找到了马克斯.韦伯研究儒教和道教的著作。大家知道,韦伯是全世界最重量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作品以严格著称,经过了100年世界范围内的最苛刻学界标准的检验。他基本符合上面这三个条件。所以,接下来笔者就谈下心得——韦伯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的?

  第一个要谈的方面,与上面诸种冠冕堂皇的表述完全相反:韦伯认定中国传统具有某种类似“政教合一”的特色。想必听到这个说法的很多人,立刻会大跌眼镜,跳起来反驳说这很荒谬,因为中国几乎一向是世俗国家,哪里来得政教合一的问题呢?那么让我们先从宗教迫害谈起,请看韦伯下面这段表述:

  祖先崇拜与今世的孝道,是家产制臣民思想的基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儒教国家实际宽容的最重要而且绝对的界限。……一方面,不存在得到保障的对“良心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通常由于纯粹的宗教观或者是巫术的理由(类似古希腊的宗教裁判),或者是政治上的考虑,迫害的现象屡屡发生。而且,政治上的考虑总是相当重要的。皇帝的宗教敕令,甚至像孟子这样的作者,均把压制异端视为一种职责。但迫害的手段、强度、以及“异端”的概念及其范围变化不定。(《儒教与道教》)

  显然,韦伯并不认为中国真的具有宗教宽容。这里的分歧在于,鼓吹中国具备“和而不同”或宗教宽容的人,他们看待有没有宗教宽容的标准只是根据经验中中国的世俗状态,而不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制度标准。他们把世俗生存等同于政教分离。但韦伯在这里的表述,显然不是依据这样一种标准。虽然中国的生活状况更多地具有世俗性,但“祖先崇拜与今世的孝道”,仍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这个传统的制度表现,韦伯用“家产官僚制”来加以概括。它实际上指的是以皇族血统为根据来界定作为财产的国家所有者的制度安排。而官僚制则是韦伯用来描述作为技术手段来控制社会的复杂层级控制体系。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虽然不存在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控制异教徒的情况,但家产官僚制以及本身作为一种类似世俗状态的儒教意识形态,俨然成为了中国思想的核心。这与欧洲由基督教会掌控的情况相反,但宗教迫害却又和欧洲类似,中国的儒教,对不能接受世俗生活的宗教异端,仍然存在以观点不合或政治考虑为基础的迫害行为。

  韦伯用接下来的一段话来确定并强调了在中国存在的这种对宗教的迫害和排斥:

  就像天主教会对付否定圣事恩宠的人,惑罗马帝国对付拒绝对皇帝顶礼膜拜的人,中国政府对那些它视为敌视国家的邪教采取两种对付的手法:一是通过说教(就在19世纪,还流传着一首由君主所作而经官方宣扬的说教诗),一是以火与剑。与传说中的有关中国这个国家的无限宽容相反,在19世纪,几乎每10年里就发生一次政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拷问证人在内)对邪教分子进行迫害。另一方面,几乎每一次的反叛,都与邪教有密切的关连。(《儒教与道教》)

  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韦伯随后还用“宗教的”这个词来描述了中国的这种生活状况:

  与古罗马相比,中国这个国家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因为它除了官方祭典和个人的义务性祖先崇拜之外,还最终接受了儒教,并把儒教奉为国家唯一承认的教义。就这点而言,中国就接近于一个“宗教的”国家,而与纪元前的古希腊罗马帝国形成对比。(《儒教与道教》)

  无疑,韦伯的这种描述似乎违反中国人的常识。因为中国无疑并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而更像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如前所述,韦伯的表述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儒教或者世俗生活状况本身,并不是一种实现了政教分离的安排,它并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意义上的“世俗化”,即政治和某种特定宗教/信仰的分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认为中国接近于一个“宗教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看似世俗国家,其实却更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第二个要谈的方面,是韦伯在书中讨论了中国语言和思维的缺陷。韦伯有如下这样一组论述:

  由于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所以,中国的文学作品同时诉之于眼睛和耳朵,并且主要诉之于眼睛。任何经典经文的“朗读”,本身就是一种从字形到(非书写)话语的转译。尤其是古老文字的直观性质,其本质就与口说的语言距离遥远。……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尽管有其逻辑的特性,但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另一方面,这种纯粹的文字教育使得思想与表情(即表达动作)相分离。……中国的哲学缺乏西方的法律学所具有的理性——形式化的特性,也缺乏拉比的、伊斯兰的、以及印度的哲学所具有的那种经验的决疑论之特性。中国的哲学并没有蕴生出繁琐哲学,因为它并不像以希腊思想为基础的西方与近东哲学那样从事专门的逻辑学研究。……中国哲学不知道所有西方哲学的这些核心问题。(《儒教与道教》)

  韦伯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作为一种语言的汉语,先天地就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严重的缺陷,而这进一步导致中国人在用汉语这一语言表述时缺乏很多在西方语言系统下能够顺利形成的理性化思维,中国的语言传统缺乏逻辑性,缺乏修辞术,也缺乏口若悬河的演讲表现。由于这种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和欠发达状况,中国人的思维就一直停滞于具体形象,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无法为中国人所接受。总之,种种特征交织在一起,同中国以“官僚家产制”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相混杂,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有气质。

  应当说,韦伯对中国语言系统的批评,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通常在对文化进行检视时,语言往往如同人们不自觉带上的有色眼镜一样,在观察的行为中隐而不限,被人们所忽略。在韦伯之后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是充满浪漫派情调地把语言谓为“存在之家”。那么,作为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汉语这种语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人思维的发育?进一步,倘若真的如此,那么汉语要经过什么样的培育和变革,才能充分发挥出在发展理性活动中类似拼音文字的作用?这些无疑都是韦伯引出的深刻问题。

  韦伯提到了古代中国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分离,这种分离也造成古代中国的思想/政治和表情/生活相分离。其实这个不只是古汉语中的现象,当代中国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今天在中国的文艺等领域情况已经有变化,但在政府控制的舆论领域仍然存在这种日常语言中的二元分裂,官方的讲话方式同真实的生活语言情景存在这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其他国家几乎很难看到。

  第三个要谈的方面,是韦伯对新教和儒教所做的详细分析的总结。概括下来,韦伯所描述的核心性差异大概有这么些要点:

  1、基督教(新教)发展的更彻底,彻底抛弃了巫术世界,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理性主义态度,它能够和现代的经济和技术相结合。而儒教在这方面并不彻底,天人合一这样的粗糙观念,导致巫术的园地仍然保留,这就限制了儒教发展出具有普世性的理性主义的机会。

  2、清教伦理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并不拘泥于已有的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世,到达彼岸世界。因此清教同现世具有一种严峻的紧张关系,具有一定的对立倾向。而儒教的主张则把这种紧张关系削弱至最低的程度。“在儒家看来,这个现实中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和气质,从伦理上看是善的。”(《儒教与道教》)因此,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经济上的匮乏是一切恶行的唯一原因,导致了教养的缺乏。儒教要求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唯一正确的救赎之路则在于适应那永恒的秩序——道。道,则很容易体现为现世生活中权贵所提出的社会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主张下,虔敬地顺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就尤为重要。

  3、清教的伦理把所有与人共处的关系,包括与自己血缘更亲近的人的关系,仅仅视为超越有机生命关系的手段与信念的表现。由此发展出一种普世的伦理。而儒教依靠以神灵信仰为基础的家内孝道来维护氏族组织的团结,虔诚的中国人的宗教义务,旨在促使自己在既定的有机个人关系里去发挥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总是由既定的秩序来对具体的人尽孝道,但从来不对一个超世的神,或事业,或观念善进恭顺之道。

  4、清教徒蔑视物质,蔑视财富,但韦伯认为清教主义却在客观上反倒促成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儒教与儒教徒崇拜财富,而且非常强调物质利益,并把物质视为终极的目标。但在儒教的伦理与市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缺乏一个可以转化的中间环节。韦伯在他对中国古代制度和经济模式的繁杂分析中,发现存在着很多实现资本主义理性化的现实障碍。这也就是说,虽然儒教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物质的需求,但儒教的主张本身却又设置了众多的障碍,导致从它无法形成具有普世性的市民生活方式。

  5、清教主义认为,人是原罪的。命运虽然由神来预先设定,但人始终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掌握仅有的那一次救赎的机会。然而,在儒教的信徒中却严重缺乏对于原罪意识的认识。这就导致了儒教徒对原始欲望自由宣泄的限制,具有与清教徒不同的性质。韦伯认为:儒教徒清醒的自我控制,为的是要保持外在举止仪式的尊严,要保持“面子”。它具有审美的性质,本质上却是消极的。清教徒同样清醒地控制自己,但是这种克己以某种更积极的东西(某种合格的行为)为追求的目标。清教徒以更加内在的东西为目标,即:系统地控制自己有罪的、堕落的内在本性。(《儒教与道教》)

  对于韦伯以上对中国传统和儒教的评论,很多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笔者以为,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仅拘泥于儒教宣传的某章某节。如果完全依照文献来判断,仅根据某章某节的片言只语,我们经常会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因为清教也好,儒教也好,每种信仰或思想体系,内部难免会有众多不自洽的主张。《圣经》是这样的,《论语》也是这样的。而下面这段韦伯的话,可以看作韦伯对以儒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所做的整体判断:

  “儒教,就像佛教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Tao),相当于印度的'法'。不过与佛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到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而(儒教与道教的)差别仅在于:“孔子及其门徒并不是神秘主义者,而老子想要借助冥想,这就势必导致对作为宗教救赎源泉的入世文化的鄙薄。”(《儒教与道教》)

  以上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要点。笔者在读过了韦伯的分析之后,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韦伯的表述都已是100年前的评述,但若和当代中国的情形对比,却仍然有很多惊人的相似。然而在这100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多天翻地覆的变化:数次革命,几经易府。国体再三动摇,无数人头落地。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在革了半天的命,获得教训无数之后,却基本上是白折腾了。除了物质的丰富以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变化呢?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新保守主义和所谓新左派风头正劲,而且颇和欧美接轨。最近刚刚见到90多名海外教授为汪晖事件签名,力保汪晖,佐证汪晖根本没有抄袭剽窃,令人哭笑不得。美国和西方也兴起了一波儒学热,重视社区,重视家庭,重视礼孝。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学者在夸夸奇谈儒学的精妙之际,他们从来都看不到在儒学的发源地大陆地区的民众在公共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究竟如何?他们从来也不去检讨在家庭本位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可能具有的反普世反客观的价值导向?像重视家庭这类问题,由于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基于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的,所以明显缺乏对理性、正义的追求,一般人只会认为对自家有利的就是对的,根本不认为还存在着什么普世公理和权利。孔子话语当然朗朗动人,但他的表述并不清楚,有时自相矛盾,人们信奉他并不代表能够摆脱这种家族本位生活方式的视阈局限。回过头再看,韦伯的批评也在社会现象的描述中表明了儒教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笔者以为,若谈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代表性,这个是客观事实,但这也是最大的问题。看来,中国人要想突破无形锁链的束缚,唯有重新彻底地反思中国的含义和基础到底是什么,而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在地缘和文化的形态上都要面临重构,这个冲击将会是巨大的和根本性的。只有在彻底重新思考中国这一概念之意义的前提下,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这种中国传统的强大保守派力量才有可能在解构中重获新生,中国人才有可能摆脱一个黑暗幽深的闭锁洞穴命运,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所处的坐标系。

  (作者:James Wi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