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薪火传承管道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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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薪火传承管道的崩塌

(201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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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展绥 / 文化视角

  中国精英阶层腐败的危害性显然是双重的,它既毁坏了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心”的传统形象与感召力,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意义的信念。

  任何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价值与规范的传承。社会价值和规范的传递与承接,不仅关乎一个社会的信仰、道德和精神状况的确立与发展,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还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否持续、长久地发展。可以说,在终极的意义上,价值、规范或者说道德文化才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深刻的动力源。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而美国的强国之路、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其社会经济现代化转型的成功经验、新加坡的快速崛起,则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实践例证。这些国家国情各异,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也大不相同,但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融合了各自独特的道德、信仰、价值体系则是它们的共同点。

  长期致力于人类行为道德研究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将人类的道德分为两类:一种是“对道德标准进行反思性应用”的道德, 另一种是作为“情感与行为习惯”的道德。前者是指人类对“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或曰“对道德准则的反思性遵守,而后者并不直接表达某种“道德理想”,只是按照某种社会的行为习惯行事。前一种道德的获得需要特殊的训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制度的成败,而后一种道德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情形,它的传承,按照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看法,主要有赖于”纪念性仪式“和身体性实践(身体力行)。 可以说,教育体系、纪念性仪式和身体力行,构成一个社会价值规范与道德理想薪火传承的主要管道。

  造成当今中国普遍性道德腐败、信仰价值迷失的状况之主因,正是这些薪火传承管道的破损乃至崩塌。先看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同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而“教书育人”、即教育应担负起知识传授与道德培养的双重责任,是中华民族千年相沿并信奉的古训。这个信条在毛泽东时代仍被遵循着,尽管毛时代的道德准则可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规范大相径庭。

正规教育体系的异化

  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经济决定论、极端功利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的道德教化与传承功能被大大弱化、甚至取消了。就中小学而言,在升学率的硬性指标限制下,教师收入与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挂钩的政策,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与功能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学校不再是育人的场所,退化为灌输知识(考试技能)的工厂。学生似乎不再被视为是具有道德人格的生命有机体,相反,却仅仅被看作是有待被填充的器具。传统意义上的融“传道、授业、解惑”于一体、集知识传授者与道德引路人为一身的教师形象不见了,站在讲台上是一些类似于古代酷吏形象的、以体罚学生为能事的角色。而学生则在沉重的学业压力下苦苦挣扎。这样的一种基础教育,能期望它肩负起道德传承的重任吗?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道德培养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北大知名学者陈平原有句名言,“中国高校不是像官场,而就是官场”。只要稍有在中国高校从业经验的人,就不难知道,中国高校数量庞大的管理人员,大都是一付十足的“官僚”嘴脸与作风,而专业教师则在论文发表硬性指标的重压下沦为制造“文字垃圾”的工具,没有多少人将教学工作当作一回事,更不必说是关心学生的道德成长。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程度堪比司法与医疗系统,这已是中国百姓公认的事实。冀望这样一种系统实现薪火传承的道德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国学热”兴起之后,中国各地纪念性仪式越来越多,场面也越来越隆重。孔子、孟子、黄帝、关公等成为这些纪念、祭祀仪式的主角。与这些仪式遥相呼应的,是各地掀起的“读经”运动、“国学操”、“礼仪培训班”之类的活动。尽管这些仪式、活动形式各异,它们所宣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弘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仪。然而,在这些旨在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仪式、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二、三十年之后,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不仅不见丝毫提升,反而愈见沉沦,原因而在?

丧失意义的礼仪活动

  依笔者之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式纪念仪式完全背离了一种纪念性仪式的本质、即抛弃了仪式背后所要传达的意义,而沦为一种形式的空壳。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纪念性仪式,尽管都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但其真正的影响力却在于其背后象征并传达的某种超越时空局限、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真理。也就是说,形式背后所蕴含的价值、意义才是构成一种纪念性仪式影响力的真正源泉。

  中国式纪念仪式之所以失去其道德影响力,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在经济至上观念的驱使下,许多纪念性仪式是“搭文化台,唱经济戏”,其目的是赚钱而非弘扬文化道德,尽管以后者为幌子。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一种纪念仪式的目的是真诚的,它也可能因其所表征的价值、意义的失效而沦为一种失去内涵的空洞符号。举例说,尽管众多的祭孔大典旨在弘扬传统美德“仁义廉耻”,但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同情心(丧仁),权力与金钱成为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失义),“笑贫不笑娼”、“官员以不贪为无能”(无廉耻),那众多貌似庄严的祭孔仪式,只能沦为劳民伤财的空洞形式,一种对现实的无情反讽。

  当代中国道德传承管道崩塌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道德准则只流于语言层面,没有见之于社会实践,更不必说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习惯。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应归罪于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阶层。多年来,我一直确信,中国道德沦丧的源头在于精英阶层的腐败。中国文化是一种强调道德意识的文化,其道德主义特征决定了道德观念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区分王道与霸道的首要标准是道义观念的有无。就个体而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现实功名与道德修养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精英阶层不仅是知识的掌控者,更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由此看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和道德水准,与其传统的角色期待相比,相差何止千里。

精英阶层的失德

  中国当今精英阶层的一种极其恶劣的道德缺陷在于其伪善、其言论与行为的严重背离。中国官员、学者在公众场合、在讲台上,往往都是“道德高标”的捍卫者与宣传者;一下了讲台,一离开公众的视线,他们马上便露出了“有权即用,过期作废”的真面目。昨天还在讲台上大讲“廉政”,今天即因贪污几千万、收养情妇而被捕的官员比比皆是,一些主讲“传统美德”的“儒学大师”,更被揭露其实是一群金钱至上、道德败坏的地道的伪君子。中国精英阶层腐败的危害性显然是双重的,它既毁坏了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心”的传统形象与感召力,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意义的信念。可以说,中国精英阶层的腐败,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危害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道德薪火传承管道的崩塌,是造成当今中国整体性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重建教育的道德教化传承功能;重视纪念性仪式背后的价值意义,使其避免流于空洞的形式;重建知识者的道德责任感,是当代中国走向道德复兴的必经之路。

  作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