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变世界》

2007-01-24 15:51
楼主：
朱余桂(Tom Zhu)

《当中国改变世界》 引言
“中国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帕斯卡尔 《思想》
同往年一样，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全家团圆、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造型漂亮 的木制玩具火车格雷古瓦——他的表兄——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爸爸正在尝试用 新的DVD机播放节目。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并不完全一样。今年的圣诞节，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是个非常 “中国化”的圣诞节。从玩具、球拍，到个人电脑和披肩，无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这天晚上，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树上悬挂的彩球、闪光的装饰 品、小圣诞老人、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
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 （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 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 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 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 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HEC）的校园里，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 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 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 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
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 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 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 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 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两 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 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 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 小平则是中国GCD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号召：“富起来吧！”1。1979年，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者在当选英 国首相以后，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从英国开始，这一潮流很快扩展 到她的老朋友——罗纳德·里根——的家乡美国，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老欧洲”国家2。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 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 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 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 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 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邓小平的到来结束 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 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 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 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 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 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 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 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3。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 《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 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 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 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
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 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 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 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 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 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 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 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 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 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 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 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 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 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 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 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
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 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 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 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 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 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 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 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 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 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 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 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 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 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与传统案例相比， 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 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 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 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
“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 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 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 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 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
“从 现在起到2008年，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 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当然，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 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 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
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 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 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 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
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 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 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 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 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 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 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 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 定了。
20 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 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 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 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 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 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 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 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 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 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 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 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 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 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 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 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 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 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 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在 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 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 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 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
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 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 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 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 现在则是22%！
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 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 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 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 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 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 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 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 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网络、经济自由化，以及新 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日本和该地区的小“老虎”们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 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同时，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更 为困难。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
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 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 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 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 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 GCD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 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 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 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 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
中 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 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 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 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
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
在考虑重要的人口问题之前，先不要忘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有4000多年的文明，这对于21世纪的经济并非是不重要的。中国以前 经历过许多繁荣时期，它有过众多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它曾长期占据世界海上和陆地贸易大国的地位，也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强国。根据经 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逊提供的资料，在182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总产值占28%，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人均收入的一半。
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 《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4。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 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 “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 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
中国历史 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 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 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
日 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 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 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 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
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 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 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 《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 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 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 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 “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 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 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 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 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 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 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 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 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 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 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 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2
回复公告转发公告发送消息 引荐连接我要举报收藏
当前显示1-10条回复
页码:
1
共10条回复
2007-01-24 15:57
1楼(楼主)：
朱余桂(Tom Zhu)

《当中国改变世界》是连战去年访问大陆时送给国家主席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