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中国统治世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8:34:13
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当中国统治世界
第1节：前言(1)
前言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
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oftheMiddle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identity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第2节：前言(2)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腐败（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腐败，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3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1)
导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其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一系列国际或全球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举动都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苏联解体后的部分领域和国家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并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机构，其军事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习惯用“超级实力”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支新兴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全球最强实力的接力棒，在传到美国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欧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工业化是欧洲活力的动力，殖民征服是欧洲扩张的惯用模式。虽然“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美国充当了旧世界和新世界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使其表现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的60%，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当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偏移。当前有几种现象可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本书相关 第4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2)
世纪之交的时刻，过去2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商品价格终于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直到遭遇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至少从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给它们带来巨额贸易盈余，也使其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这些国家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主权财富基金，尤其中国和新加坡，旨在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也从它们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于类似的基金。由此，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强大的资金优势，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显然正是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金融巨头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态势。一些资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因为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投资国撤资，美元必然会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出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数年赤字。
如下图所示，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组织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11”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了开创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动力。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本书相关 第5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3)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Krauthammer）写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大为不同。美国作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唯一力量主导了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识到，新世纪已经到来了，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国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越性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对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新军事准则着重强调美国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以便遏制潜在对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对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下页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先前的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诋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声称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将布什政府的这些政策推向了顶点。但是，美国并没有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它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在伊拉克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用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话，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层次的经济趋势的含义，加上对伊拉克局势的错误判断，布什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亿美元）
*?澳大拉西亚，指大洋洲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这种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并使美国的综合实力从1945年起变得令人惊叹。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随后经历了一段比较壮观的增长期，该比例从1913年的18.9%上升到1950年的27.3%，紧接着又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到1973年约占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经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的情形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享有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是，与美国1944年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虽然当时的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相比，英国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还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则下滑至仅约3.3%。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恶化，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强们似乎总是在否定这一事实。当前的情形与1918年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布什政府（也许奥巴马政府不是如此）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相情意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美国犯了与英国同样的错误。
本书相关 第6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4)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军费开支如此之高，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由于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什政府已经无力在其他两个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实施类似的军事行动。担负着维持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国发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时期里，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兑现这种军事承诺。美国已不再是主要的制造商或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商，东亚国家正在稳步占据这一位置。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仅有一年例外，其他时期美国的进口一直都大于出口，由此导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当然，经常账户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负债的方式。这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而且侵蚀美国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金融制约，美国必须减少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这本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承诺，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外国机构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美元持续贬值的担忧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08年，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种担忧还会卷土重来。
2008年，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丧失顶级的3A信用评级——3A信用评级是于1917年首先授予美国国债的。这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将急剧扩大。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除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而且，在其他国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权力量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条约灌输给附属国，后者将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它们就会将那些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本书相关 第7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5)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所以最终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机构体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涉及无休止的冲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压力在内的全球力量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各国也因碰撞而产生离心和本土化的趋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但是从那以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都被看成发达的地区。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再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体呢？显然，趋同的压力体现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规、自由市场和民主规范。人们可能会补充一点，这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进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点：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为例，它们在本质上几乎无异于西方。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设想的未来，他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它们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完全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它们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讲述的，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直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看法才有所改变。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国家实际上享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前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性方式，但是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本书相关 第8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6)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强劲对手，到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一直为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章程，无权设立军队（日本的安全防护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个说法，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西部分支”：欧洲国家本身、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所以，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些现代性经验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中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但是随着那些拥有异于西方文化、历史以及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的启动，西方经验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初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到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经或多或少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三倍，所有亚洲国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唯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的全新特征，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本书相关 第9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7)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了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同，它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本书相关 第10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8)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Nation-state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本书相关 第11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9)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2节：导读(1)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终结
◆导读◆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3节：导读(2)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戈兰?瑟伯恩（G?ran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4节：导读(3)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5节：西方的兴起(1)
第1章西方的兴起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6节：西方的兴起(2)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500万~3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7节：西方的兴起(3)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Battleof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8节：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19节：西方的兴起(5)
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Perdue）说的：“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在西北欧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很小的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的本质，包括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让我们认识到了欧洲通往现代性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民主、罗马法律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把它们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叶，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西方国家并没有采纳它——但是希腊文明，尤其是其遗留下来的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贯穿于从古至今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说它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过。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爱奥尼克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柱式成为首选的建筑风格，试图传达一种永恒的权威，从大英博物馆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与之相类似的，罗马法律的发展——在11世纪和12世纪主要体现在天主教中，有助于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遍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认识到文明的延续比较容易，但是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西方家庭。例如，根据后见之明，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欧洲在科学领域明显具有优势，主要基于越来越多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的普及性、研究的规范化及拓展。但是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清代的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兴起了各种形式的争论、辩论和经验主义观察，它们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在新兴观点和传统权威观点之间寻找折中点，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0节：西方的兴起(6)
1800年，欧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产，例如法律法规和议会政府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经济突破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克里斯托弗?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存在一个广阔的通往欧洲的美国腹地，那么欧洲内在的政治文化优势，看上去将要被抛弃了。”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35.8%，日本1973年达到了37.1%。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1节：西方的兴起(7)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2节：西方的兴起(8)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财富占全人类总财富的28%。”如果我们将俄罗斯也看成扩展到亚洲的另一个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3节：西方的兴起(9)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绝望的衰弱状态之中。1900年，当欧美的远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心谨慎地迎来了一个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认定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反而觊觎别国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是对欧洲霸权综合特征的实践。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其他人的游戏规则，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看成满足其需求的仆人，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从主人那里延续了很多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台湾地区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一个特例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4节：西方的兴起(10)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最强劲时期可能是在“一战”以前。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过，这种崛起产生的所有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对欧洲的偏爱遮掩。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时已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2%，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和急剧崩溃，中国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世界地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可能性是极其分散和不对等的。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经历奴役和殖民主义之后，非洲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强行贩卖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隶制下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所以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况。考虑到1950年以后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头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国家自由化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绝大多数人变成21世纪竞技场的核心球员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关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的预见性言论：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受约束地侵犯这些偏远国家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那种能够把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转变为相互妥协和尊重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5节：西方的兴起(11)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约束，而且由于美国原住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在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意识的地方，美国人没有形成相应的忠诚感，因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美国如同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风里，美国人民被抽象原则吸引，这在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得到了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抛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阶级性，这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非洲奴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美国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无边无际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不受当地和本地区偏好的限制，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在美国变得平和，美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提高生产力。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出现任何抵制机械自动化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劳动过程的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美国模式的鲜明特色是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仅占世界GDP的1.8%，而英国高达5.2%，德国也达到3.9%。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时，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8%，而同期英国是9.0%，德国是6.5%。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这一比例一路上涨为18.9%，而英国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国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27.3%，相比之下，英国是6.5%，德国是5.0%，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为26.2%。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是1870~1950年的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完全逃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也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美国的空中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消费产业的标识，美国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6节：西方的兴起(12)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①。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行为准则体现在宪法中，全社会都致力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M.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7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
第2章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八九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8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2)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29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3)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0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4)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镇压基督教，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1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5)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
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2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3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
对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
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4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8)
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
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
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5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9)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000个男性中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和责任为基础的，它体现在从“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学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机构。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对大型企业有所依赖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终身雇佣制，仍然在大型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责任观念，这与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后者一直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与家庭类似的，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几乎都是男性，从职业生涯来看，会长期服务于公司。资历体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年龄等级。一个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层职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权力，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到了一定岁数便被解聘。
独具特色的日本人际关系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冲突，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从表2–1、图2–1、图2–2和图2–3，可以对日本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
表2-1?日本人对待性别的态度
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
女人应该留守持家 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6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工作权力
日本（东京） 16.2 46.4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10.5 81.2
英国（伦敦） 10.5 81.8
法国（巴黎） 3.2 91.3
德国（柏林） 2.6 92.1
瑞典（斯德哥尔摩） 3.2 80.4
图2–1?日本人的工作责任感（%）
图2–2?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的期望（%）
图2–3?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
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
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向西方转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使命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取得它们的尊重，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国家。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功于效仿欧洲的愿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的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力地效仿西方，在占领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后，这最终造成了惨痛的灾难。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7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1)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于殖民地马来西亚。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并具有最强大的金融实力。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的反应都颇具启发性——无论是从人们对日本的评论来说，还是从所有非西方国家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来看，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是，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或多或少地完成，当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发生什么呢？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4）。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8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2)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5）。
图2–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台湾。1910年，他们夺取了朝鲜。1931年，他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占据了中国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们攫取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牺牲亚洲邻国利益为代价，这些战争累计达30年之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从其口号“富有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提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对抗西方来为亚洲谋利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策略。
西方世界的终结·上 第39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3)
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西方，渴望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同时贬视亚洲的落后和劣等，企图征服亚洲，达到日本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它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它则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种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没有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处于颇受尊重的地位，而黄种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尤其坚持“日本人民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种”（即使日本经历了许多人口迁移运动）的想法，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血型”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关于“自身”以及经由暗示的“他人”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类别几乎是完全重叠的。后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得到了说明，该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为前者是种族混合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已不再形只影单地稳坐亚洲经济第一名的宝座。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欧洲和日本于1999年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很严肃地提出，日本可能会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虑自身与东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讨。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成功的，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它还同时设法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其十足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失去了任何独立的外交声音，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做法是低调的，它也不希望强调其独特性。其次，与东亚的关系令它深感不安，这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区拥有过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任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变质。再次，日本一直视自身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他人学习的榜样。
事实依然是，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跟随日本的脚步，迈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否在经济方面如此大出风头，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如果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延迟。在众多的发展道路中，日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却颇为成功：目前亚洲的众多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效仿着这个典范，间或伴随着一点急性不适的症状。如果说英国是欧洲现代性的先驱，那么日本在亚洲也应享有如此殊荣。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0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第3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1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2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板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3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4)
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伊斯兰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
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物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
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4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5)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5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6)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6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7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动乱。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8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9)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镇压。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49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0)
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
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
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50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1)
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51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2)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们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上台执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52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3)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民主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53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4)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又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
西方世界的终结·下 第54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5)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4.5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