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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民国时期文人的交往与品质
作者：韩石山 发布时间：2010-4-6 9:02:42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只能选几个人，几件事谈谈，以见当时的风气，以见交往中显示的品格。
我有个看法，不一定恰当，就是，右派文人的品质好些，交往正常些，左派文人的品质差些，交往不太正常，当右派文人与左派文人交往时，这种特征更明显。
民国时期，主要指二三十年代，有三个大的文学团体，也可说是文人团体。一是文学研究会，一是创造社，一是新月社或叫新月派。文学研究会以本土作家和老留日学生为主，创造社以年轻留日学生为主，新月派以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文学研究会人员庞杂，又多有分化，不说了。只说创造社和新月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一九二六年，郁达夫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上海，写了篇文章叫《广州事情》，批评当时的革命政权，“每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工农阶级，全被一些小政客所运动。文章发表后，郭沫若、成仿吾都写文章批评，甚至绝交。没过几个月，“四一二”政变发生，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也反起了这个“革命政权”。说翻脸就翻脸，可说是左派文人间交往的一个特点。
再看新月派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九三一年初，《新月》刊出罗隆基的文章《什么是法治》，犯了忌讳被查，寄出的四百本被扣，传言还要抄店，经徐志摩、邵洵美多方奔走，斡旋，方化解。大家对罗文有看法，但都是朋友，从未闹翻。这是公事，再看私事。此前不久，罗与夫人打闹，“竟至半夜三更头破血流，但经胡圣潘仙以及下走周旋，仍复同桌而食，同榻而眠，一场风波，已告平息。”这是徐志摩给梁实秋的信里说的。胡圣潘仙指胡适和潘光旦，下走是徐的自称。过了不久，徐给胡适的信中又说：“老罗家又闹翻了，昨晚我与光旦看戏，半夜我做侠客将罗太太救出家来，昨夜住我家。”徐志摩去世一周年这天早上，罗对朋友说，昨天晚上他梦见徐在一洋房里，起火了，他冲进去救，有吴文藻、梁实秋等，一起将徐抬出来，徐醒过来，大叫：“打老罗，打老罗！”罗吓的跑到一边，徐喊：“他对女子不忠实，我非打他不可！”罗愧然言道：“我现在的生活，或者的确是志摩所鄙薄的。”
右派文人与左派文人之间交往的例子，可举林语堂与鲁迅。过去看书，知林初回国，与鲁迅、周作人交往不浅，后来在上海，鲁迅左倾之后，似乎关系僵了。据鲁迅说，是他劝林多译几部世界名著，林觉得自己才能在写作上，因此不满，就疏远了。后来看过一篇文章，说林抽烟，将鲁的蚊帐烧了个小洞，鲁就火了。还见过有的文章说，是在上海南云楼吃饭时吵了起来。后来看到林写的悼念文章，说他俩之间不管怎样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他一直对鲁迅还是尊敬的。现在林语堂的一本日记的内容让人知晓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南云楼风波的真相也清楚了。（2009年10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云楼，上海一酒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李小峰请客，到客有鲁迅、达夫、川岛、杨骚、语堂及夫人、章衣萍、吴曙天。《鲁迅日记》里是这么说的：“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毕露。”郁达夫的《鲁迅》里说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说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林也起身争辩，气氛十分紧张。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夫妇走下酒楼。林语堂在事发四十年后写的《忆鲁迅》里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赊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意。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而实际上，林语堂对鲁迅的看法极坏，此后两人绝交，林在日记里对鲁迅甚为鄙弃，说：“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此事各方陈述不同，我还是相信郁达夫的话：是鲁迅疑心起了误解。按说过后该道谦的，而这位左派头目则是“一个也不饶恕”。
贾植芳有评价：“我们的左翼文艺，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一直好斗。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没有纠纷，譬如新月派就没有个人之间的矛盾。李大钊的墓是胡适、刘半农他们帮忙修的……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村，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杨。大家斗来斗去，几乎都是左派文人。”
于此可知，文人（学人）之间的交往应有胸怀，有气量，与人为善。可以这么说，若不是为一种主义所惑，为某种利益所驱，家境好的，学历高的，工作安定的，个人品质（教养）要好些，与人交往也宽厚些，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