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在五位外国前元首面前炮轰台湾媒体：滥用自由

扁马深陷国务机要费、特别费风暴之际，陈水扁总统昨天主动抛出特别费的解套方式。他说，国务机要费、首长特别费的发展已非「单纯司法个案」，而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国务机要费透过释宪解决，首长特别费则可以参考透过修法解决。
陈总统昨天一整天出席「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倡议大会」，与萨尔瓦多前总统佛洛瑞斯、韩国前大统领金泳三、蒙古前总统奥其尔巴特、波兰前总统华勒沙及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等五卸任元首对谈民主。但他却主动针对国内政治争议发表意见。
炮轰台湾媒体滥用自由
他在五位外国前元首面前，火力集中炮轰台湾媒体。他指出，过去他追求捍卫百分之百的言论与新闻自由，因此入狱服刑八个月。但他就任总统后，不论是他或由他所领导的政府，却是受媒体恶意攻击与批评最激烈的受害者，实在是历史最大的反讽。
陈水扁认为，今天媒体经营已完全自由化，党政军也全面退出，但不可讳言，「过去与威权体制关系密切的媒体工作者，依然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具有高度的影响力！」
陈水扁指出，依据民调，台湾民众对媒体信赖度才只有一％，显示台湾人民对媒体乱象相当有意见。他认为，如何防止新闻及媒体的自由遭到滥用，自律绝对比他律来得重要。
强调台湾新宪是共同志业
针对首长特别费，陈水扁指出，苏揆和吕副总统都曾经说过，国务机要费、首长特别费都是「历史共业」、是民主转型期症候群。他认为，国务机要费案与首长特别费案后来的发展，已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我们不愿看到「法律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法律化」。
陈水扁表示，政治问题不能完全透过政治手段解决，有时需要透过法律手段。如果说国务机要费要透过「释宪」解决，首长特别费是否「修法」解决，提供给大家参考。
陈水扁也再次强调新宪的重要性，强调催生台湾新宪法是我们共同志业。
对於国民党党产问题，陈总统指出，新兴民主国家都面临转型正义的问题，以台湾追讨「不当党产」为例，有人把它当成大是大非，不能宽恕、无法和解，有人认为必须立即处理、限期变卖、全部出脱。但他认为，可能必须透过「政治协商、立法解决」。对此，立院院长王金平表示，如果朝野愿意透过立法院协商，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陈水扁总统指首长特别费可修法解决，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昨天补充说，陈总统着眼的是制度性问题，「并非为马英九解套。」特别费案已涉及多位首长，再弄下去乡镇长也会有问题。透过修法制订统一标准，否则首长们动辄得咎，动不动就犯法。
他强调，此时提出修法解决特别费问题是着眼制度性问题，在这个制度下，是哪些人倒楣则是另外一回事；至於修法要不要溯及既往？他认为应看立法院如何立法。
邱义仁：制度改革非为马解套
但陈总统曾公开表示放弃总统刑事豁免权，前日却又提释宪，邱义仁对此表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总统说不要享有，那是个人的事情；但从制度的设计与长期发展而言，是不是总统说不要享有就不能享有，这是另一回事。
台湾危机在政治操弄而非认同
当大联盟在王建民比赛中途、以图卡介绍他来自「台湾」时，岛内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骄傲与感动；当詹咏然和庄佳容赢球、向全场展示中华民国国旗时，岛内每一个人也都与有荣焉。没有人会去分别，「我们」和「他们」，是不是同一国人。
陈水扁总统昨日再度高举「国家认同分歧」作为台湾的主要问题。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国家认同分歧并不那麽严重。
台湾的族群之所以发生问题，国家认同之所以出现歧异，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於政治人物的刻意挑动。为了攫取最大的选举利益，政治人物把不同阵营的主张，分裂为「中国」和「台湾」的差异，一刀划分北蓝南绿，「一边一国」；只要红帽子压顶，所有的政策是非，都不由分说。
过去还只发生在选举期间的撕裂和分化，如今已「一体适用」在司法争议上。陈水扁直指国务机要费案和特别费案发展，已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言下之意甚明：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案的侦办，不过是国家认同分歧、政党恶斗的延伸。
做为一个国务机要费案的重要关系人，总统有没有足够的高度来评论此案侦办的适法性，已经相当争议；而陈水扁以「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来归结，却又宣称「不希望看到法律问题政治化」，更是自相矛盾。
以政治立场来检视承办这两大案件的检察官，毋宁是对司法专业的羞辱。国务费案承办检察官陈瑞仁说过一句名言：「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单纯对司法正义的坚持，却成了政治恶斗下的祭品，正是司法碰上政治，难以承受之重。
台湾人民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与信仰，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都不是造成认同分裂的主因。把媒体对於执政者的监督，打成是「旧威权体制」的反扑；把人民对於司法真相的追求，简化为国家认同的歧异；这种近乎「愚民」的二分法，才是造成台湾这栋屋子倾圯的最大危机。
一天的大拜拜，得花上千万元预算
另据江慧真分析，国安会三个月来辛苦操兵，为今年开春打造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国际元首级论坛。但，耗资千万，绑着政府首长一整天的宝贵时间，陈总统除了大谈国内争议、抨击媒体，究竟提出了什麽国际视野？
这场「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倡议大会」，一口气邀来五位卸任元首，堪称近年来规模最大、格局最高的国际论坛。
论坛的主轴，其实没有什麽大学问。只要上网搜寻，可以发现整体的论述，全在中研院社研所吴乃德教授，今年初发表的「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一篇论文中；就连陈总统开场白引述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话，和对二二八的转型正义处理，几乎和十九页的论文如出一辙。
一天的大拜拜，得花国家上千万元预算。金泳三随扈绕身，一团带了十八人；奥其尔巴特太太女儿和侍员加一加也有十一人，加上华勒沙萨伉俪、佛洛瑞斯伉俪、戴克拉克的随行团，基本食宿机票负担，加上场地费、文宣费，几百万预算绝对跑不掉。除此之外，还有资助这些卸任元首旗下基金会的大笔「演讲费」
政府不但花大钱，更投注大量的人力。钱花再多，时间投注再多，如果有意义，都值得。但是，一天下来，只听到陈总统对台湾民主化过程的抱怨。如果，党产处理、媒体自律真的很重要，总统只要开一场记者会就够了，实在不必花大钱，找这些前国家元首们，当他的活动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