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延文再评“捐款门”：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阎延文－阎延文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5/01 06:32:45

阎延文再评“捐款门”：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余秋雨和三大“文化路障” 一．大众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秋雨离大众究竟有多远？ 最近两天，对于连日来沸沸扬扬的捐款门，余秋雨先生终于开口，连续发了两篇博文。其一《警察的智力游戏》；其二《告诫友人万不可接受网上查账》。在前一篇中，余先生讲了一个不太可笑的笑话：将此次追问捐款真相、实施道德监督的大众批评者，巧妙地比做窥测余秋雨先生钱袋子的小偷，还是国际时尚的“洋”小偷；而捐款门则是“小偷”们偷窥“大师”钱袋的一道缝隙。在第二篇中，余先生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高调介绍自己的讲座日程及陪夫人游山观景的欣喜怡然，随后在一派闲适中，突然笔锋一转，抛出一句话：“网上的事，我从不参与。”还煞有介事地“告诫友人万不可接受网络查帐”，因为“现在网上……实施经济诈骗的事，太多了。 ”原来如此！余秋雨先生所以对大众的道德追问无动于衷，竟然是把大众和喜爱他的读者们，都看成了偷窥钱包的“小偷”；所以对网络监督不屑一顾，原来是把网络监督定位为“经济诈骗”。至此，在大众的殷切期待中，余秋雨先生终于对“捐款门”做出了正面回应。然而，这种回应不仅不是“含泪”“大爱”，相反却相当剽悍。余秋雨捐款被质疑后，一些挺余者不断抱怨，余秋雨就是个作家，为什么死盯着余秋雨的捐款不放？笔者认为：首先，正是余秋雨先生的作家身份，使大众对他的道德诚信寄予了更高期许。在中国文化中，作家是文明的守候者和传承者，优秀作家是本民族的精神花朵，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度。因此，作家的人品风范，不仅是个人私德，更是中国文化的形象。相对于实业家、科学家等群体，大众对作家群体寄托了更强烈的道德期待；而作家的人格污渍和道德越界，也自然会引起大众更强烈的追问和反弹。另一方面，余秋雨捐款所以备受关注，也是余先生自己所为。早在一年前的2008年5月，余先生就通过博文方式，把自己捐款20万元的信息隆重推向大众，博文阅读达100余万次，相关内容被各大知名网站转发。一时间，大众对知名作家余秋雨的人间大爱、慷慨解囊给予了热烈认同和极高赞誉。然而一年后，余先生早已成为过去时的捐款，却突然成为悬疑，并被争议至今还未到账，大众情感当然会受到极度伤害，对余先生的道德监督和真相追问，也就在所难免。正如著名作家郑渊洁所说：“既然公之于众，又是国难当头的性质，捐款的真伪就应该接受读者的质疑。这是读者对作家的另一种爱。”的确，广大读者既是出于对作家的爱，更是出于对国家社会和灾区人民的大爱，才追问捐款落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作家出示证据或说明真相，质疑声自会戛然而止，读者将给予作家更高的敬意。然而身为作家的余秋雨，偏偏不回答，偏偏要把自己祭上高高的神坛，面对公众的道德追问不屑一顾，并在两篇博文中连续使用“小偷”、“诈骗”之类的恶俗比喻，对读者的道德监督采取全面拒绝。面对芸芸众生，余秋雨先生似乎发出了一声嘲笑，你们是谁？有资格追问大师吗？态度之傲慢，行文之剽悍，实在令人惊诧。最近，同样受到捐款质询的麦家、阿来等几位知名作家，对大众没有指责和埋怨，而是坦诚面对，以事实和证据阐释真相，作出了负责的回答，获得了大众的尊重。这说明，大多数作家并未把自己当做高高在上的特殊群体，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拒绝大众的道德豁免权。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捐款追问所以激起一片沸腾，原因很简单：大众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先生和大众的距离正在越来越远。二．“小偷”和“大爱”，哪个是真实的余秋雨？ 刚刚在重庆做了《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讲座的余秋雨先生，据报道在讲座中大谈“大爱文化”；指责中华文明“不在乎公德”、“不在乎实证”，指责知识分子不敢承担社会责任，言辞间痛心疾首。此情此景，我们不仅要问：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余秋雨？是博文中侮辱批评者为小偷、嘲讽大众智商的余秋雨；还是讲台上宣讲人间大爱的余秋雨？是强调中华文明应在乎实证的余秋雨；还是至今未拿出实证、却没有丝毫歉意的余秋雨？是激昂宣讲社会公德的余秋雨；还是对公德漫不经心、甚至戏噱大众公德意识的余秋雨？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回应不仅比前文所述的作家们都强悍，而且也比高等学府的孙东东教授和本应财大气粗的著名企业家更剽悍。不久前，同样被公众质疑的孙东东教授，很快向大众道歉；2008年，万科总裁王石在捐款遭质疑后，不仅以过亿捐款的实际行动，而且以对大众的“无条件道歉”，表现了商家的社会责任。身为作家的余秋雨先生，即使与真正的企业家王石相比，襟怀境界似乎也低了很多。行文至此，余先生的“大师”封号自然不敢再提，而余秋雨是否是合格的文化商人，也还是一个悬疑。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商家同样需要道德准则和大众认可。问题是，大众对捐款门的道德质疑，真的如余先生博文所理解：是出于龌龊心理、盯住了余秋雨先生鼓溜溜的钱袋吗？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多年来，不是大众读者盯紧了余秋雨的钱袋，倒是余秋雨从大众读者的钱袋中，受益多多。正是千千万万热爱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用自己并不宽裕的钱袋，养育了身为作家名人的余秋雨，使他摆脱清贫，成为衣食丰足的文化富豪。没有读者，余秋雨的财富从何而来？余秋雨的名人地位，又岂能从天而降？所谓明星学者、文化名人，不正是由大众媒体推出，得益于广大读者的真诚信任和慷慨给予吗？可以说，读者就是余先生的衣食父母。余秋雨先生就算觉得委屈，或者确实被误解，但出于知恩图报，也应向广大读者说明真相、解释悬疑，以获得读者的宽容谅解和再度认同。毕竟，彻底拒绝大众、戏弄读者的作家，就会遭到大众读者的全面拒绝。这是无法更改的市场规律。三．“捐款门”与文化批评的缺席。 被有些报道称为文化“审丑”的“捐款门”，为何会被放大到公众空间？我以为，这暴露了近年来文化批评的严重缺席。首先，评论版面的大幅缩水，使文化批评缺乏发表平台和对话空间，这是客观物质原因；其次，批评者的责任缺失，更是文化批判失语的主观因素。今天，“红包”批评已司空见惯，更露骨的是，某些批评者甚至把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都当作商品出售，或者论字开价，或者唯权唯钱，毫无道德准则。文学界自身丧失了行业自律，作家的道德人格无人监督。仅今年上半年，作家抄袭、主席雇枪手、余秋雨捐款遭质疑等来自文学界的负面新闻，就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这是文学界的悲哀，更是评论家的失职。在此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承担了主流媒体的使命，中国大众则承担起文艺批评的责任。于是，“捐款门”等关注作家道德的文化问题，才会放大到公众空间，成为公众性的文化事件。四．“捐款门”爆三大“文化”路障。 健康说理文化批评的环境缺乏，使有良知的批评家只得无奈地保持缄默。即使有一些批评者不忘使命，希望讲真话，也还要面对重重文化路障，举步维艰。这次“捐款门”的争论，就清晰地暴露出了阻塞文艺批评的三重“文化路障”。第一道路障：“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红眼病”、“嫉妒”等，是这次“捐款门”反复出现的侮辱性词汇，是泼向所有“非挺余”评论者的当头冷水。有些留言甚至用泼妇骂街手段，把什么“文革大批判”、“姚文元”之类恶语一股脑用上；至于“倒余专业户”、“阴谋说”之类，更比比皆是。这N顶大帽子一扣，很多批评家只能“行人止步”。试想，哪个文人愿意担上“文人相轻”的骂名、忍受流言蜚语和侮辱诽谤呢？于是，正常的文艺批评退避三舍，个别作家名人的道德越界，变得肆无忌惮狂飙推进，呈不断泛滥之势。不敢文人相轻，则只会文人相捧，评论者蜕变为“文化捧哏”。正是失去了文化批评的监督，贪官李风臣可以成为一级作家，作协主席可以雇枪手抄袭……这些大众愤怒的文化丑闻，实际都是在“文化路障”保护下，文学界道德越界的极端表现。最近，王小帅炮轰亿元导演被指嫉妒，更说明“文人相轻”之说不是偶然，而已成为阻塞文艺评论的普遍现象。第二道路障：“借名人上位”。 由于文学批评缺席，公民社会的文化大众，自觉承担起文艺批评的部分使命，对于假恶丑的文学现象敢于说“不”。敢说真话的文艺大众，越来越成为坚守道德的精神力量。然而，在捐款门的挺余派看来，这些敢说真话的大众，一律成了网络暴民；而大众的文化批评，则是无知者的话语暴力；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被余先生的支持者指责为“做人不厚道”。温柔内敛、做人厚道的学者大众，害怕沾腥染臭、人格受损，自然只能放弃批评。于是，道德越界者又披上了第二件护法神衣，设置了第二重野蛮路障。更有甚者，在这种怪诞逻辑下，仿佛名人越受批评，就说明他（她）“越有名”；最受批评，就说明他（她）“最有名”。大众批评被此种逻辑变成明星绯闻之类的娱乐事件，个别明星学者把挨骂转换成了“眼球经济”。第三，谁有批评资格？你是道德家吗？ 文艺批评面临的第三重路障，是质疑评论者的批评资格。仿佛只有道德完美的圣人神仙、释迦如来，才能搞文化批评。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逻辑悖论，实际是拒绝了所有大众的道德监督，从资质上否定了文艺批评的话语权。在三大“文化路障”的层层阻挠下，文艺批评艰苦倍尝，在夹缝中求生，每跨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百倍的辛酸。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这是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捍卫主流文化、弘扬道德良知的核心问题上，主流媒体应承担起弘扬文艺批评的使命；公众寄予厚望的国家媒体，不应对文艺批评保持“沉默权”。只有清除阻塞批评的三重“文化路障”，给文学批评广阔的发表平台、正常的发声渠道，健康的文化氛围，文学批评才能重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中国文学才能健康蓬勃地发展，余秋雨捐款门之类的“审丑连续剧”，也才能不再向公众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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