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将丧斯文”乎 ？——读《国学大师之死》

          从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姑且把这段时期称之为“文化交替过渡的乱时代”——这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历史意义，纯粹是为了个人学习、研究的需要。知识分子处在这样一个“乱时代”，其实是很麻烦的。让我们循着这十三位国学大师的人生足迹，再次重温这段历史，感受一下百年风云和时代苍桑……
　　
　　 就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路向至少面临四次选择：
　　
　　 第一次选择：维新改良，还是“排满”革命？
　　
　　 清末民初以来，“救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这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命感以及顽固的忠君思想，参与到政治上来。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矢志不渝地坚持维新改良的路子。但其政治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随着清皇朝的覆没，保皇行动最终失败了——维新改良的路子终于走到了尽头。康有为“大同书”的设计，只是属于未来之理想。
　　
　　 与康有为等保皇派不同，章太炎走的是一条“排满”革命之路。这个有着一腔热血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做出种种努力，然而却因其主张不切实际，最终都化为泡影……他总是“无法厘清社会现实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政治上的表现显得非常幼稚，甚至于有点可笑。
　　
　　 选择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本来是“居庙堂之高”的大人先生们的事，但这些先知先觉的读书人总是不安份，不甘固守书斋的寂寞，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到其中来……然而，却因其埋守书斋、不谙世事，最终都无法实现个人的政治主张。文人从政总是难见“事功”。中国历史上于此有所表现的，大概就仅有宋朝的范仲淹、清末的曾国藩了吧？
　　
　　 第二次选择：“新”、“旧”之争——提倡新文化，还是固守传统文化？
　　
　　 辛亥革命后，国家形势越来越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的新出路。继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胡适提出了白话文学革命，一下子点燃了学术思想革命的导火线。胡适在近代史的上层文化领域造成的震荡是激烈和深远的。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就是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他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不过是想用他（指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欲以小说启民智。
　　
　　 显然，儒学作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早在清末民初已经破产了。但是，它在上层文化或大传统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最“可爱”的是辜鸿铭先生，这个被称为“香蕉人”的辜鸿铭先生，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出发，看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于是以个人微薄的力量时时固守、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尽管他始终被世人目为不识时务的“顽固保守派”。钱穆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梁淑溟不满西化之风，潜心研读四书五经，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以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在这些“大师”当中，我最尊崇的是“兴邦耆宿，群士导师”之蔡元培。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先生便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在他“主政”北京大学期间，凭着独有的人格魅力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广泛网罗新、旧二派的学人，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把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了整个民族的新的精神摇篮。假如没有蔡元培，五四运动就不会如此自由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可能就不会这么早地萌芽。
　　
　　 第三次选择：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干？
　　
　　 1949年，这是个时代的分水岭。对所有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此时，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大师已经相继离世，早归道山了。那么，其他人又是如何选择呢？
　　
　　 1948年12月，国民党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时任北京校长的胡适走了；钱穆先生似乎更加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终于抛妻弃子一走了之。国民政府把陈寅恪当成“国宝”，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却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还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但是陈寅恪却始终没有答应，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在跟谁走的问题上，优柔寡断的顾颉刚表现得模棱两可——“唯有听之于天而已”，最终还是留下来了；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冯友兰却主动留了下来。冯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与众不同的是梁淑溟先生，他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抗战之后国共两党的磨擦让梁淑溟忧心忡忡。为此，他以自己独立特行的方式积极斡旋，为国事奔走，用统一的立场和原则，居中调停。建国以后，毛泽东邀请他进入政府，但是他并没有答应，自始至终保持中立，并没有落在共产党一方。
　　
　　 现在，我们已无从评判各人的选择之是非错对，但让我觉得异样和困惑的是：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的表现却迥然不同——在政治上已经难以听到其声音了！
　　
　　 第四次选择：接受思想改造转向，还是固守学术思想自由？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全国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大运动，各类知识分子都被卷入其中。这对一些人的气节是个考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改造”是如何扭曲这些知识精英的“脊梁”的——
　　
　　 在这场思想改造大运动中，冯友兰居然“说了不想说的话，写了一些不想写的东西”，自我失落了，正义和良知都失掉了！还有顾颉刚，竟批起本师来了，“为迎合时风而说了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顾颉刚的性格是软弱的，连同他的精神内核也是软弱的。这个自幼“长于妇人之手”的人，其桀骜只不过是短暂地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在现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上，他始终是一个容易被拿捏的柿子。毕竟是书生！当然，这不是冯、顾二先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整体失落的同时，仍然有一些不屈的个体。梁淑溟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有关总路线的问题顶撞毛泽东是广为人知的，这足以表现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特行的人格魅力。有人把这件事称之为“现代史上最为精彩动人的一章”。与之相似的还有陈寅恪先生，“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始终坚守自己一方的精神家园，不学习马列主义，并婉言谢绝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邀请，以“独立的人格，自由之精神”为毕生信念，保持一个学人应有的气节。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气节是个大问题。那么，王国维算不算是气节之士呢？在我看来，那是彻头彻尾的“愚忠”！“君辱臣死”的念头强烈地主宰着他，使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最终选择了自杀。王国维不过是一个覆没封建王朝的殉葬品罢了！——但这总比某些人有骨气。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梁淑溟），昔日的大师何其自恃若此！知识分子总免不了几分自负和狂妄。然而，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学养作支撑，哪有底气说出这番话？试问现阶段，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谁有这般自信和豪情呢？弹指一挥间，百年过去。大师无觅处，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又该靠谁？ ——“天之将丧斯文”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