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_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_读书_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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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