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被忽视的墨子

不可被忽视的墨子　　

《诗经》这本诗歌集反映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其中“变风变雅”的诗歌表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危机。所谓变风变雅是针对正风正雅而言，正风正雅的诗歌反映了西周兴盛时期的状况，对西周礼乐制度是一种肯定和赞美，而变风变雅的诗歌则表现了春秋时期的阶级矛盾，以及礼坏乐崩的现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与这种优良传统并存的还有一种“奉迎统治阶级的奴婢思想”。它表现在春秋时　邹鲁缙绅　先生的活动中。西周被犬戎灭亡后，其文物典籍丧失贻尽。而周武王当年分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同时赐予鲁国众多西周文物，这样，春秋时西周文物就尽在鲁矣。而缙绅先生就是掌握这些文物的人。春秋时，西周礼制虽遭受破坏，但贵族在各种社交场合，以及祭祀等活动中，仍需要用礼仪来充门面。而这些礼仪只有缙绅先生们通晓。这样，这些缙绅先生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成了为贵族充门面的工具。但由于历史的发展，这些缙绅先生们所讲授的礼仪已经完全教条化、形式化，与内容相脱离。孔子出生于鲁，他　和缙绅　先生有什么关系现在不得而知，但其研习了西周文化则是可以肯定的。孔子对缙绅先生所传授的教条化了的西周礼仪大加挞伐，提出了循名求实，也即是“正名”思想。孔子将缙绅先生们传授的这种儒术（即教条化的西周文化）发展成为儒学。墨子也出生于鲁，跟随儒者学过儒学，但史书上说，他嫌儒学太重繁文缛节，就脱离儒学，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子对以西周文化为根基的儒学非常精通，他批判性地继承了西周文化和儒学，将中国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历史发展到战国初期，地主经济在很多国家占据了主要地位，地主阶级也取得了国家政权。这些地主大多是过去的贵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无法立即摆脱氏族宗法制的影响。政治上，管理国家的人员基本上仍是氏族贵族，外来者极少；经济上，贵族地主作为一个整体，限制其它阶级在经济上的权利，尤其在工商业方面。这样，贵族地主势力在这时已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战国初，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变法，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旧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经济上，鼓励民间私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使更多的平民阶层进入政府，从而发展国家的力量，这在客观上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一国之内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就导致，在国家内部，地主阶级之间的兼并斗争不断发生；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也此起彼伏。此时，周王室只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和其它国家平等的小国，对各诸侯国没有任何影响力。控制中国的，是七个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其它小国是这些国家的附庸。这七个国家即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都实力强劲，有着广大的国土和不菲的人口，修建有大量的城市。国家规模远超过过去。西周初建时，每个国家就是由一座城市和这座城市控制的乡村组成。　　

墨子是这样来描述这个社会的：“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国内贵族内战），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人君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今之贱人（平民及下层人民），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交相亏贼（相互攻击）……”在墨子的描述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下层人民的生活是糟糕的，许多下层人民沦为强盗。墨子把这个时代视为一个危机时代。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墨子认为，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爱”说。一个人如果把别人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爱人身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这样，人与人就不会争斗了，社会就和谐了。这种兼爱说，比之孔子提出的“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更进一步了。那么人与人怎样才能相爱呢？墨子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统治阶级。　　

墨子对当时的贵族极尽攻击，指出他们是最丑恶的反动者：他们不令人生，反令人死；不令人富，反令人贫；不令人治，反令人乱；不令人善，反令人恶；不令人安乐，反令人悲苦。墨子指出正是因为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才导致了人与人相争相贼，从而引起社会危机。所以，墨子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任用贤人，——即“尚贤”，只有贤人才能造就一个“兼爱”的社会。这就要求打破宗法政治，国家政权对外开放。墨子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才能，不论是何出身，不管是自由民，还是工商业者、奴隶、家奴、农民，都可以做官，而没有才能的人，即使是贵族也应该“贫之贱之”，不让他占据高位，享有厚禄。这就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而在墨子看来，大多数贵族是没有才干的。墨子出身于下层人民中间，他站在下层人民和平民阶级的立场上，对贵族阶级和宗法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墨子最光辉的思想之一，在这方面他超越了孔子。　　

要打破宗法政治，必须对宗法政治所依托的天命观进行批判。按照西周的天命观，贵族的统治权是上天赋予的，宗法政治是天意的表现。贵族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思想来麻醉人民，要求人民安于受压迫的地位。所以，墨子对西周的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即他的“非命论”。　　

墨子的非命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天命观的实质，他说，天命观是统治阶级创立的，是用来欺骗老百姓，以利于自己的统治的（“暴王作之，穷人术（述）之，此皆疑众迟朴”）。他从多个方面批判了天命观对社会的危害，比如他说，对于天命观，如果官吏相信了，就不会尽职尽责，农民相信了，就不会勤于耕种；官吏不用心政事，国家就会乱，农民不努力耕种，国家就要贫穷，这是在害天下之人。（“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倍）政之本。……是贼天下之人也。”）相对于天命观，他提出了“强力论”，就是说富贵是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先天规定的。这里，他显然是作了战国时期新兴阶级的喉舌，而对于靠宗法关系获取富贵的贵族提出了批判。他的强力论表现出自由竞争的思想。　　

对天命论的批判是墨子最光辉的思想之一，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也是历代统治阶级不愿提墨子的主要原因。　　

墨子批判了天命观，提出尚贤论。那么，哪种人是贤人呢？　　

墨子认为，贤人“其为政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也就是说，贤人就是那种有兼爱品质，能为天下人谋利益的人（不是只为贵族阶级谋利）。　　

下面，我们对墨子的学说进行简单小结。　　

墨子认为人与人只要相爱，即兼爱，社会就能够实现和谐，阶级矛盾就能够消除。在这方面，墨子显然没有意识到国家本身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只要有国家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始终是不一致的。所以，兼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墨子的尚贤思想则是进步的，他要求打破宗法政治，让其它阶级参与国事。历史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墨子在此发出了官僚政治的先声。　　

下面我们再对墨子的非命说进行一点补充。墨子否定了天命，是不是说，他就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天有意志，是个唯物主义者了呢？不是这样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墨子还不可能达到唯物主义者的程度。他也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但他心中的天是和自己的思想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他依照自己的思想改造了天命观中的天，他创造了自己的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这是墨子的“天志说”。相对于天命观，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以后的进步思想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墨子的这个路子来改造“天”的。他们把社会的进步趋势当作天意。　　

“非命说”和“兼爱说”，是对西周天命论和道德论的否定。孔子没能摆脱西周礼乐制度的束缚，墨子完成了这个使命。他是思想界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毫不留情地批判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说话的思想家。　　

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弘扬进步思想，正是知识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