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小妮子"-功莫大焉

于丹“小妮子”功莫大焉
燕翼书院 韩海燕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都一夜成名，不知什么时候火了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火了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 。”
这是塞外李悦，在他的《〈论语〉可以乱讲吗——批于丹》里的开头的一段话。接下来他把于丹狠狠批了一通，一口气点出了许多于丹乱讲《论语》的错误，在批于丹的同时，把余秋雨，易中天也稍了一鞭，言外之意是他们俩也有许多“乱讲”。
这一定是事实。
我很羡慕于丹，也很羡慕李悦，因为他们都是在4岁就开始读《论语》了，而我却是在年过花甲之后才读。我读的晚了，太晚了，于是我就让我的孙子，外孙从小开始读，并办起了“燕翼书院”让别人家的孩子也读。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忧虑中国古老的文明，也会像世界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明那样，在中国消失。当我得知于丹李悦那么小就泡在古书堆里，令我无比兴奋，就像仪封人见过孔子之后那样，忧虑一下子就消除了。“二三子何患于丧呼？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在举国唾弃孔子的岁月里，，居然有4岁就开始读《论语》的，吾何患之有？可是李悦近乎讽刺，挖苦，打击的文字，又令我的心头产生了几分悲凉。
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固然“乱讲”了许多，也许称不上文化
大师，但做个文化名人总还是可以的。在我们这个襟裾牛马充斥的国度里，文化大师是见不到了，能见到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文化名人也就很不错了。
文化大师是历史文化巨人中的巨人，而文化名人则是当代文化侏儒中的高个。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有几个高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的老先人一篑一篑为中国人创造了一座世界上文化高峰。不管谁，只要勇于攀登，都可以成为文化名人，攀登到一定高度，就会被许多人仰望。那就成了文化大师。登到极处，能添上自己那么可贵的一篑，那就成了圣人。
我常常被登山队员那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所感动，攀登文化高峰也需要那么一种精神，至少应该少一些相轻，多一点宽容。
曾子说孔子的学问，“忠恕”而已，别一提到忠，就以为和愚有必然的联系，孔子所谓的忠，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理解的那么狭隘。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忠是大本，恕是达道，忠为本，一本万恕。忠恕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可惜，很少有人能达到那个境界。
尽管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的话，可是那个“可畏”的后生至今还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有人戏言：孔子说下的话都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做到，还有必要再出来一个人说吗？
孔子是一座山，是一座宝山，从古到今有很多人在爬那座山。有的人自己爬，还带着别人爬，爬上一会就回过头来，对下面的人喊：快上，快上，我来拉你一把！有的人则老怕别人超过他，常常想把他上面的人扯下来，把下面的人踩下去。更有甚者，他已经得了不少的宝，却对刚刚开始爬或尚未爬的人大声喊：你们千万可别往上爬，这山上什么都没有！
听了他们话的中国人从此就不再爬这座山了，不再读中国书了。不仅不读，还要把孔老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人走上了全盘西化的路子，全盘西化的路子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子，西方人和东方人一样，都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明。不管处在西半球的人还是处在东半球的人，都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着精神文明。而且，东西方文明不断的在互相补充，取之于东补之于西，取之于西用之于东。使世界文明不断的在进步。但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不是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添加在自己几千年来积累起的文化颠峰上，而是首先把自己的那个高峰挖倒。企图在东方的土地上构建西方文明。
水土不服，使西方文明在东土生长的非常缓慢。一百多年过去了，虽然科技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精神文明却连个小丘都没有建立起来。到现在，有钱了，反没了幸福，有知识了，反不知道如何做人了。有法律了，反没有了安全。社会交往广了，反没了诚信……
东方文明向来以义为利，而西方文明却是以利为利。西方文明只能解决生活的问题，可解决不了东方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土地在荒漠化，道德也在荒漠化。土地的荒漠化侵蚀的是土地，道德的荒漠化毁坏的是心灵。1996年青少年犯罪率只占刑事案件的17%，到现在已上升到78%，人们不仅为那些受害者伤心，同时也为那些犯罪的青少年流泪。那些青少年，都是祖国的未来，怎么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呢？
中国的文化人，教师，还有家长，做什么去了？原来一个个都钻进了钱眼，营造着自己理想的乐园，可到头来，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营造了一片道德的荒园。
去兵，去食，可万万不能把信也去了。信是一个全德的概念，信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不仅包括于丹所说的人民对国家的信仰，也包括李悦说的国家应该取信于民，更包括做为人的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ni，小车无yue 。其何以行之哉？”ni和yi是车和马连接的关键，信则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单位与单位，领导与群众，群众与领导，国家与国家连接的关键。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一个家庭里里外外，如果没有了信，怎么了得？
五四时代的中国文人，只看到了科技文化的落后，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和灾难，可他们并不明白人文文化的失落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错误地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孔老夫子，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砍断中国文化之根。我把那一批文化人叫做斧根文人。斧根文人之后，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无根文人，不管他们如何的努力。历史注定了他们文化侏儒的命运，他们之中不少人，有着过人的天赋，但由于他们的根没有扎在民族文化的厚土上，到头来，充其量，只能长成一株小老树。他们的所谓作品，即使是红极一时的作品，到头来，大都经不起文化长河的淘汰。无根文人是一代十分可怜的文人。在无根文人中间总算涌现出了少量寻根文人，他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缺失，拼着命想把自己的根扎在一方厚土上，汲取五千年来的文化源头活水，但是当他们回首的时候，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大声疾呼弘扬民族文化。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则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儿童读经热，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消亡的“私塾”。我把这批文人称作续根文人。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她所做的事，是把深奥的古典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使其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于丹也是一个续根者，她凭着童子功，积蓄了太多的能量。现在人到中年，如日中之光，将孔子文化的阳光洒向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那股源头活水引入人们干涸的心田。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的荒漠里会长出绿色的幼苗来。
我们这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也许将要结束，“可畏”之“后生”。也许就在现在读《论语》的孩子们中间。
但愿中国不再有斧根文人，不再有无根文人，多一些寻根文人，更多一些续根文人。
至于“乱讲”。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说别人“乱讲”的人，谁敢保证他自己就没有“乱讲”呢？翻开《论语》各朝各代注释本，那一本书里都可以找出几条“乱讲”的例子。包括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内。
更何况于丹写的是《于丹〈论语〉心得》呢？
不管怎么样，于丹使《论语》走进了千家万户的中国人家庭，于丹使孔子走进了 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第一版第一次就印了60万册。盗版书就更是不计其数。就这一点，已使于丹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了一根谁都无法企及的高标。
几十年之后，或许几年之后，人们翻开《于丹〈论语〉心得》，也许会因她的“乱讲”而发笑，但毕竟因为于丹，才使他们看出了于丹的“无知”，这岂不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一个文化现象吗？
于丹——这个“小妮子”，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