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益一案的深度思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最近一段时间，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一案公开审理，引发了媒体新一轮的关注。其中，关于王益个人的评价类文章非常多。观之，感觉有些评价还算中肯，但大多数评价往往都建立在“墙倒众人推”的社会“从众心理”基础之上，很多媒体甚至更多关注这一案件中的娱乐因素，大大抵消了这个个案应该带来的理性思考。

　　笔者与王益素昧平生，年龄上有很大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王益的升与降，浮与沉，好与坏基本上与我没有关系。可能有人会说，王益受贿得来的财富可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这里也有你一份。我必须声明，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名忠实地纳税人，对这种抬举我很感谢。但是，我不愿意为了一份虚假的权利所带来的虚荣而产生对王益的憎恨。一来，纳税人的权利本来就非常泛泛，仅仅是为了声讨贪官来讲纳税人的权利未免太矫情。二来，贪官受贿这不是哪个纳税人自身能够阻挡得了的一个趋势。毕竟，纳税人手中的权力还非常有限，至少眼下还是如此。

　　然而，坦白地说，对王益一案我并不是不感兴趣。我关注人们对王益的评价，更关注王益一案到底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

　　在我所能看到的评价中，最多的是王益的人品与道德。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个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千万不要仅仅拿道德的杠杠来定位。不能因为一个人贪污受贿了，就把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至少，这对于一个复杂的个人来说似乎有失全面，有时甚至有失公允。

　　王益是否人品极坏、是否道德败坏要看其是否违背了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准则。比如，他是不是不孝敬父母，是不是欺负弱者，是否没有同情心，是否藏污纳垢，是否逼良为娼，是否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择手段，等等。至少从现在看到的关于王益其人的生平简介来看，还看不出王益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些道德准则。甚至，从王益的校友、学生、同事等反馈的信息来看，王益总体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真男人。因此，千万不可以为了言论的痛快，就对一切都大念道德的紧箍咒。不能夸大道德的影响和作用，拿道德评判一切。其实，道德于社会而言具有某种约定，而对于鲜活的个体而言有时却又是空泛的，道德的约束力就像一个弹簧，超过了其弹性强度，约束力就基本上归零了。

　　也有媒体对王益的才能进行深度的挖掘。观王益，能够从贫寒的家庭中走出，步入中国的有名学府，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不但成为金融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还能够把高雅的艺术玩于掌骨，让举国高奏《神州颂》，其才有目共睹，其能几近翻云覆雨。尽管王益的有些才能要靠公权力来保驾护航，但是，同芸芸众生相比，王益的超凡才能，王益的大手笔想否认也难。至于他是否是个好官，恐怕也不可能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能够概括的。简单的历史证明了他不是有赖父辈的余荫，他的平步青云、迅速上位也可以理解为党和人民的欣赏、肯定甚至信任吧，至于能够反映他的价值的他的为官政绩，还要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相对权威的评价才能让人们一目了然。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因为他贪了，他身上的每一块肉就都腐了。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个人的贪污受贿行为与个人的才能千万不要绝对地划等号。不能说一个贪官就一定是为官的佼佼者，也不能说一个贪官就一定是事业上的低能儿。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一个人能够贪污受贿，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而要具备这样的资格，没有一定的能力是万万不能的。在具备了这样的资格之后，就要看一个人的胆量了，有胆量者方可以进入到贪污受贿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这样的平台上，就要看贪污受贿的手段和运气了。人的贪污受贿能力的最终价值体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人能够达到自己的贪婪的目的而秋毫不犯;第二种人为了达到己欲漏洞百出或百密而一疏，最终自掘坟墓。当然，还有第三种人，在破绽已出时，能够运用各种资源堵上漏洞，摆平各种关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相比较而言，第一种人可遇而不可求，乃人间极品，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也难上加难，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第二种人按说在社会上应该是常态，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第二种人有时候也能够咸鱼翻身，成为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靠的才是真本事，就像武林高手过招一样，见招拆招，化有形为无形。

　　上帝在造人时就是有些不公，对有些人从不吝啬，把各种优势一股脑地塞去，致使他们资源过剩，能力超凡。王益除了家境贫寒、长相一般外，其他的上天几乎都赋予他了。但是，以上面提到的三种人来考察，王益还处于能力发挥的初级或中级阶段，他还没有修炼到家，让自己的才能升华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不知道对于社会而言，这到底是幸运呢?还是莫大的悲哀?

　　我注意到，所有的报道和评价中极少对王益一案进行制度上的深刻思考。我个人认为，在还存在着私有制，在私有制还占主体地位的社会形态下，任何占据高位、具有公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与社会制度进行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人得贪婪是正常的客观存在，反映在行为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一个人离公权力的中心近一步，他攫取利益的心理驱动力就会以几何级数提升，可见约束的必要。

　　一个制度严密的社会，会有许多条条框框来最大程度地并行之有效地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公权力的为几所用。而更多的握有公权力的人则会千方百计寻找制度的漏洞，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满足和成功体验。

　　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采取人为的权力制约来限制公权力的无节制膨胀，同时，充分发挥多方位的包括独立媒体的监督作用。相对而言，他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漏洞较少，有效地防范了贪污腐败的发生。

　　反观我们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承认私有制，片面地强调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从而在共有财产的管理上造成人人都是主人，人人又都不是主人的尴尬境地，致使我们的共有财产的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位比较严重。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在权力分配上强调集权，强调统一，片面地强调自我完善、自我监督的管理模式，不敢积极地让其他力量介入分权甚至监督，致使民主不够，高度集权;没有争议，高度统一;监督疲软，权力失控。而我们媒体的作用还处于“喉舌理论”和“独立理论”的争论中，更不具有独立的监督约束效能。因此，我们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

　　王益，家庭出身好，个人潜质深，使得他具备了在他那个时代脱颖而出的能力。他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高，社会关系人脉广，这些又为他搭建了人生更加巨大的平台，在那个平台上有人人羡慕的公权力。有了这份公权力，王益就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呼百应。由此，许多有求于他的人就都拜倒在他的公权力之下，而他自己也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已，从心理而言，他根本不会承认，甚至不会意识到他占有了不该占有的利益。

　　当然，深入地思考一下，能够把所有的过错都记在王益身上吗?我们不能指望自我完善、自我监督的机制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垂直领导的纪委监察机构，可是，谁来行使对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呢?如果各地、各级的反贪局本身就成为一个贪污腐败的新的滋生地，我们靠什么力量来铲除呢?因此，在现有一切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如果不出现王益，就可能出现张益、或者李益什么的，来行使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攫取。如果碰巧遇上一个更加贪婪的无底洞，恐怕1000多万还填不满呢!这不是那个纳税人能够阻挡得了的一个趋势，这是我们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死结，也是我们治理腐败的悖论。

　　王益有罪，罪有应得，因为他的手段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更何况，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王益有罪，但并不是王益作为一个人，他就一无是处，甚至对王益而言，也不纯在绝对的罪不可赦。他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实验品，既然是实验品，就允许出现残次品甚至废品，在现实条件下，王益不幸沦为了废品。

　　在我们这个共有的家园里，我们的各种社会实验名目繁多，这符合我们的国情。至少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要不停地实验，我们还会看到一个个残次废品。代价虽高，但我们可以不计成本地承受。这也是许多人不能不正视的社会现实。

　　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一个人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成熟度。此时此刻，社会对王益的评价是否公允，人们对王益一案的反思是否到位，才真正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