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首：山东农村女人解放前的苦日子

我的童少年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最令我同情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旧社会里的、老家的女人了。我的同乡、圣人孔夫子发现了女人的弱点，而且不肯原谅，这大概对山东女人的地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女人缠脚之风当然不只是盛行于山东一地，但是山东女人最为重视缠脚。拿我们村子来说，一百八十多户人家，几百个女人，没有缠脚的只有我的妹妹一人。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北平读过大学的，他不会让自己的女儿遭此摧残。而我的母亲在嫁他以前就已经缠过脚了。“三寸金莲”被认为是故乡女人的第一漂亮。有的女人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那脚小得就像两个粽子，她们从来站立不稳，两个人站在街上说话时，只见四只小脚不停地倒换着，手臂摇摆着，腰身扭动着，简直像一种双人舞。我大约在十一岁的时候学会了踩高跷，我也体会到了由于接触地面的面积太小而站立不稳的滋味。所以芭蕾舞女演员总是少不了男演员的帮扶。新媳妇一下轿，首先被人关注或观赏的就是一双脚，如果脚小，就会有啧啧称赞之声不绝于人群；如果脚大，立刻就有人嗤之以鼻，以至愤然离去，起码也要表示遗憾的。小脚是一种人为的残废，是男权主义的产物，是旧中国特有的国粹。从孙中山到鲁迅，都曾经给予猛烈抨击，因为它使女人大大减弱甚至丧失了生产、旅游、运动、社交的能力，只有待在家里供男人玩耍的份儿了。在故乡，女人是没有正式姓名的。儿时起一个俗不可耐的小名儿（也就是乳名），大多是什么“小妮子”之类；一旦结了婚，表明长大成人了，小名就不好再叫了，怎么叫法呢？只要在丈夫的姓名之后加上一个“家”字即可，嫁给张三她就叫“张三家”，嫁给李四她就叫“李四家”；等生了孩子，她的称呼就随子不随夫，而被叫做谁谁他妈了。比较复杂的是丈夫们对妻子们的叫法，有叫“哎”的，有叫“喂”的，有叫“我说”的，有叫“孩子他妈”的。对外人则称为“俺那做饭吃的”、“俺那烧火的”等等，总之是没有名字。到了非见诸文字不可的时候，如户口、契约、家谱、良民证、墓碑、牌坊、神位需要写姓名时，为了规范化，便一律将婆家的姓置于前，将娘家的姓置于后，再加一个“氏”字，如王黄氏，程陈氏，舒符氏，史斯氏……这就等于女人的大名或官名了，但它只能写在纸上，在口头上是没有人会这样叫的，如果在生活中这样叫她们是会令人惊讶或耻笑的。女人们没有正式的名字，其称呼总是从属于丈夫、孩子和婆家，证明了她们没有经济的和人格的独立性，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而许多女人自己也对此习以为常了，甘心作为“奴家”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人来访时，在门外问一声“有人吗？”如果家中没有男人，家中的女人会毫不含糊地大声回答；“没有人！”这倒不是说她们拿自己不当人，而是说明女人家什么主也做不了。故乡的夏天是相当炎热的。男人可以赤膊（我们叫“光脊梁”），而女人则必须捂着长袖褂子，只有当男人不在家时，才可以脱去外衣，露出短袖内衫。男人们也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尤其是身为长辈的男人）在进家门之前，必须大声咳嗽一下，以示警告，这时，女人们便迅速穿起外衣，作正襟危坐状。那时的农村，什么电扇、空调不但一概没有，听都没听说过，连电是个啥东西都不知道。三伏天的夜晚在屋子里闷热得根本睡不成觉。男人们一个个都可以到场上、到房顶上去睡，而任何女人（从小女孩到老奶奶）在外面凉快一阵可以，但绝不可以在外面睡觉，都只能憋到屋里去睡。在四处是赤身露体的男人世界里，她们被剥夺了相当多的乘凉权利。唉，要做一个山东（尤其是农村）女人，必须特别耐热才行。在丧葬活动的吊唁仪式上，女人也倍受歧视。在我们那里，人死之后，家属要安排三天的吊唁时间。一般是在比较宽阔的场地上搭一个席棚，分前后两厅，前厅的正中是香案，上面摆着牌位、香烛和祭品，两旁是席地而坐的孝子们，这里是男宾吊唁的地方，任何女人都是不能进入的。后厅的正中摆放着装殓遗体的棺材，守在一旁的全是女眷，这里才是女宾吊唁的地方，而女宾是不能从前厅出入的，只能走后厅窄小的旁门。在旁门上挂着一面铜锣，专有一名女眷值班瞭望，望见吊唁者到达一定距离时，便敲一声锣，里边的女眷们一听锣响，不管正在说着什么话，做着什么事，就像指挥棒下的合唱队一样，立刻大声齐哭，以迎接掩面而来的女宾。如果这时恰逢前厅来了男宾，男眷一起陪哭，前厅后厅的男女两个声部就汇成了混声合唱，也只有在这时，才听得到男女平等的调子。当新娘子（我们那里叫新媳妇）可是一樁苦事。早晨娶进婆家，盘腿坐在炕上，两脚不得露出，一天不能下地，当然更不能上茅房（厕所）。当妈的有经验，从头一天就不让闺女喝稀的，只准吃鸡蛋。到晚间，她可真是“先苦后甜”了，她成了闹新房者折腾、摧残的主要对象。有些闹房者打着贺喜助兴的旗号，以“三天没大小”为借口，多半怀着根植于平均主义的嫉妒心理，混杂着破坏性、低俗性和残忍性，在她的身上放肆地搞各种恶作剧，而且谁也不能救她。把新媳妇弄哭的不少，甚至有被弄病弄残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类似趁火打劫的、极不文明的恶俗，是与女子的身心承受能力极不相称的、毫无分寸的行径。（类似的场景，前几年我还在甘肃武威的农村里见过，几个小伙子把新娘子四仰八叉地按在炕上，另外几个小伙子把新郎面朝下抬起来往新娘的身上砸，拿人打夯，砸个没完，简直惨不忍睹）新媳妇在家中未有另一个更新的媳妇进门之前，必定是全家最辛苦的一员，她作为家中成年妇女中的晚辈，必须站在一切家务劳动的第一线，烧火做饭，刷锅洗碗，洗衣裳，做针线，都得抢着干。真可以把她比作是全家的佣人、丈夫的侍女、公婆的丫鬟。夜晚，她必须看到全家的每一扇窗户都没有了灯光才敢睡觉；清晨，她必须在全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起床之前第一个起床。这就是多年传下来的老规矩。怪不得有句谚语说“多年的大道踩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呢。寡妇固然是被同情的对象，同时也是被议论的靶子，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又是一种歧视妇女的、不文明的遗风。在故乡，女人地位的重要，只是在一种几年不遇的特殊情况下由寡妇来体现的，那就是因大旱而祈雨之时。作为女人的寡妇们被正式邀请出来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了，她们头顶着簸箕，很神气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抬着关公、龙王、南海观音等等。后来知道，用寡妇祈雨的习俗几乎全国都有，其来源和道理说法不一。较早的记载见于《搜神记》，说是有个叫李宽的寡妇夜里看见树神对她讲：“以汝性洁”所以要“佐汝为生”，已经奏明上天下雨。解旱之雨果然就下了。这则神话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只要寡妇“性洁”，好好地安分守寡，神仙会来帮助的。这也算是封建文化的杰作吧。几十年时光如同黄河的流水，九曲十八弯地逝去了。故乡的一切、尤其是山东的女人的境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别的领域不论，单就文艺方面来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女性人物，如巩俐、彭丽媛、李媛媛、倪萍、鞠萍、郎咸芬、郑绪岚、张海迪、谷建芬、朱明瑛、宋佳、范冰冰、盖丽丽、林青霞、傅艺伟、丁嘉莉、邓丽君、王玉梅、张春秋……都已是大家熟知的名字。山东的女人该能摆脱旧时的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