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乱，实在太乱了！”--南方报业网

叶兆言“霸道”地将客厅占用为书房。

年轻时广为流传的照片，被随意塞在书橱里，那是曾经的先锋。

从云南旅游带回来的吉祥物，守护着那套珍贵的原版《译文》丛书。

娇俏的民族纪念品，给“枯燥”的专业书增添一抹艳丽的色彩。

小书房里，摆的是叶圣陶传下来的老书橱。

　　空间有限　书无限

　　李宗仁的左邻，是《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孙中山的右舍，是《邓拓和他的一家》；搭建在左邻右舍上方摇摇欲坠的，则是《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走进叶兆言的书山，只见那书重峦叠嶂，任你再“勤”，都会找不到“路”。就连叶兆言自己，也常为找不到书而苦恼。“乱，实在太乱了。”这是叶兆言针对他的书说得最多的一句。身为职业作家，写作受灵感支配，而灵感如不速之客，总是不经意间便登门，他根本无法预知，何时需要查阅哪一本书。就算知道，也无从想起，那久未谋面的书，究竟藏身哪一房，哪一橱，哪一层，哪一面。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多。

　　叶兆言说，祖父叶圣陶不藏书，跟同时代文人如巴金、茅盾比，叶圣陶算书少的。他对书持无所谓态度，谁要谁拿走。但叶兆言父亲叶至诚先生是藏书的，祖父的书，大部分都被父亲抢救式地继承了，所以，“文革”前，叶兆言家藏书就有六橱之多，每一橱书，巍巍然耸立，没高梯，你甭想爬上顶峰。文化大浩劫期间，六橱书，大概损失了两橱多，后来，在父亲叶至诚的努力下，藏书又慢慢多起来。1990年左右，叶至诚还拿了南京的藏书状元奖。所以，直到现在，叶兆言家仍然拥有六橱书，四橱放在新居室，两橱暂寄乡下租屋，需要了，才过去检索、整理一番。饶是如此，由于书实在太多，这个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龙江小区的洋房，几十平米的客厅，仍然被叶兆言布置成书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霸道”，“朋友来了只能屈居一隅茶叙，但没办法，不这样，这两大橱书，真正的书房是放不下的。”

　　空间有限书无限。以有限空间装无限之书，时间长了，肯定满而溢。于是，从父亲叶至诚到叶兆言，都有一边不断买书，一边经常卖书、换书的习惯。“因为我们家藏书就是为了读，为了用，为了好玩。”叶兆言如是说。一旦有太多读不了、用不着、不好玩的书，当然就要清理门户。

　　叶兆言不断地提到“好玩”一词。而他的读书习惯的养成，也因无聊而起。在他记忆中，小时候，身为著名教育家、作家的祖父和同样身为作家的父亲，都没指导他读书，也反对他当作家。叶兆言出生那一年，父亲被划为右派，饱受折磨，更让他觉得当作家太危险，特别是当一个不愿意被御用的作家。“文革”期间，叶家房子被强迫分一部分给群众居住，书也被抄走了一些，剩下的房子装不了剩下的书，便堆在叶兆言的卧室。少年叶兆言整天与书共眠，无聊之中，自然便如饥似渴看起书来。像大多数作家成名的路子一样，书看多了，自然便想自己写。这一写，一发不可收，等父亲发现，生米已成熟饭，不从也得从了。

　　看书要“无功利、有能力”

　　叶兆言一直提倡无计划、无功利的快乐阅读。年轻时，他也曾跟风读一些当年的时尚文本，如《尤利西斯》，听说那是必读的名著，于是硬着头皮去啃，结果发现这是一件痛苦的事，遂放下不读。直到去年，叶兆言去了一趟爱尔兰，到了乔伊斯的家乡，深入了解爱尔兰的地理、文化，明白了乔伊斯当年为什么要写惊世骇俗的《尤利西斯》。于是，他决定重读《尤利西斯》，尝试再次进入乔伊斯的精神世界，探求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

　　所以，对当下的阅读，叶兆言坦言，他有恐惧感。这种恐惧，源于阅读的功利。他认为，过去的人读书，也有功利性，但没有今天这般厉害。今天的阅读功利，最要害之处，在于根本不读。不读，但一本新书出来，媒体造话题，很多人关注，捧、棒、炮轰，但这些人里面，没几个真正读过那本书。他说，阅读是需要能力的，有的人总说“你不能感动我的，就不是好作品”。但他就是块木头，木头，是没有G点的，再好的书，都撩拨不起他的兴致。

　　叶兆言是知名的多产作家，但在他新家的四橱书里，基本看不到自己的书。他说，他从不看自己的书，甚至对自己的书也有恐惧感，而这种恐惧，居然源于不自信。“一本新书出来以后，我老记着那些没有完善的地方，所以对自己的新作充满恐惧，尽可能避开它。有一种作家就很怪，我也很羡慕他们，就是感觉特别好，特别自信。”但最近有一个例外，因为他的《夜泊秦淮》有出版社要重出，之前他重新翻看了一遍，突然发现，“这个书写得很不错嘛，这是我写的吗？”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故事完全忘掉了，犹如看别人的书，陌生感、新奇感、敬佩感油然而生。

　　别人的书———那些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叶兆言也看得少。但有几位朋友的书，他是看的，比如苏童、余华等。他坦言，这是对朋友的致敬，像运动员一样，也是对对手的掂量。当然，看得多的，还是外国作品，这从他的书橱也看得出来，外国文学作品，占据着书橱的大部分空间。他最为津津乐道、特别指给我看的，是一全套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的《译文》丛书。而《霍夫曼志异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一部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则放在电脑桌上，触手可及的地方。毕竟，叶兆言这一代作家，是从模仿外国作品起步的，他说，“文学的90%都是模仿，或者反模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就像学书法，刚开始总要临帖的，只是最后你要出帖，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刚起步，不外两种，一种就是故意学他，一种就是故意反他。你说鲁迅不模仿吗？茅盾不模仿吗？就连塞万提斯，他的《堂·吉诃德》，也是一种反模仿。模仿得高明，让人看不出来；模仿得拙劣，就被人一眼发现了。”最后，叶兆言说，“这有个技术含量在里面，这是个技术活。”

　　聊完书，叶兆言随意问：“听说广州房价涨得厉害？”我说是的，我那房子，2001年四千（每平方）买的，现在涨到一万二（每平方）了。叶兆言点点头：“嗯，南京这几年也涨得离谱。你瞧我这房子，两千多一平米买的，现在一平米过两万了。”

　　此话听来，百感交集。房价不停疯涨，知识不断贬值。为什么阅读越来越功利？为什么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人都没地方住，又哪里有书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