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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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从此，结束西征，进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 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 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 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毛主席的这段话，对研究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我们从鄂豫皖到四川，好象下棋一样，是走着看的。敌人围追堵截，扭住不放，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四川 去搞根据地的。
敌人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我们没有粉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会议，张国焘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我和陈昌浩、 沈泽民、吴焕先等，还有些什么人记不清楚了，有二十几个人。成仿吾同志 说他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平汉路以西，寻机 消灭敌人后，再打回来。那天下雨，蔡申熙同志就是那一天牺牲的。蔡申熙 是个好同志，负了伤，坐在担架上还指挥冲锋，临死之前，我去看了他。我 们都看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上面认为退却到白区并 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根据地内部既然不能消灭敌人，那么作战略的转移， 暂时跳到外线去，消灭和调动了敌人再回来，是可以的。问题是退出根据地 后，没有全盘计划，中央分局的决定也没有下达，好多高级负责同志都不晓 得，思想不统一。
第一步想到琼家湾红军活动的地区，把部队休整一下再杀回马枪。谁知到了鄂豫边原红三军活动地区、那里垮台了！政权、根据地、军队已不存在， 只留下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我们到那里正是早晨，驻到一个围子里， 搞饭吃。胡宗南的部队赶到，打起炮来，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仗打得很艰 苦，部队伤亡很大，王宏坤同志负了伤，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三十二团团 长林维权都牺牲了。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外边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计划，就 失败了。敌人大军紧跟着我们，回也回不去，只有往西走。
我军连夜撤出战斗，走了一夜，退到上桥铺。刘茂恩的部队堵击我们， 炮火打得很厉害。我到了十二师二十九团，就是曾传六的那个团。我命令部 队埋伏好。等敌人到了跟前，一个冲击，把敌人击溃，缴了很多武器，带不 走，只好埋起来。没走多远，彭启彪又打我们的伏击。我们两个团在后面， 一个反击把彭启彪打退了。那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和我带一个小警卫员，叫 范景山，才十六岁，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头部，牺牲了。部队昼夜行进，走了 十天，经过新野、邓县南部，在浙川以南过丹江，到了鄂豫陕边的南化塘。 一看地形不错，想在那里搞根据地。我们休息了三天，刘茂恩的部队又跟上 来了，只好再往西走。我们过了好多条河，叫七十二道水，就到了漫川关。
进到漫川关，杨虎城的部队已经守住关口，胡宗南、肖之楚、刘茂恩的 部队也涌上来，对我军形成包围的局面。胡宗南的部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部 队，还吹号同我们联络。如果这时趁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一个冲锋打 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十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旷因 此而被撤了职。那里地形很险恶，情况很危急。这时候，张国焘就紧张了， 提出让部队分散游击。我说，不行，不能分散，分散了就会被敌人一口一口 地吃掉。我们临时开了会，决定集中兵力突围。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受命突击， 他们乘夜间拼死命冲过去，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当时争 夺得很厉害，部队伤亡也很大，这个团是立了大功的。这一仗，陈昌浩同志 亲自到前面指挥部队顶住，把敌人击溃。这一次相当危险，是关系我军生死 存亡的一战。
部队夜走野狐岭，沿山间小道北进。小路很狭窄，就两尺来宽，又在敌 人的封锁之内，我们就抢在夜间通过。小路两边，一面是陡壁，一面是深沟。 人走马踏，路都快垮了，人和牲口有的摔了下去。我下了马，指挥部队砍树 把路铺好，边铺路边通过。我有个皮包，里面有块怀表，就在那儿丢了。伤 员无法带走，就安置在附近老百姓家里，给几块钱。后来，有许多伤员好了， 又自动去找部队。
翻过野狐岭，直扑山阳城。但胡宗南走大路，先占了山阳城，于是我军迅速向北插，抢占竹林关，这才脱了险。这一仗打下来，红军的名声更大， 都说红军不怕死。
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想去镇南、柞水一带。走到凤凰嘴以东，遇到胡宗南的部队堵截。我跟十一师上了山，一看过不去，又折 而向北，在曹家坪分两路过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进入关中平原。 敌人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王曲一仗，我们打了张汉民的部队，以后才 知道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当时，只看到我们走，他们也走，总是跟着我们， 结果我们一打，他就退了。子午镇一仗，李先念同志负了伤。我说，你走吧， 后面我来指挥。
再往西走，到了彷徨镇，我们休息了一下。张国焘带着两个师在前面走了。我们起来一看，哟！敌人在南山上散兵线已经摆开，情况很危急，我不 管三七二十一，把部队集合起来，一个冲锋，把敌人冲垮了。那时候情报跟 不上，只有找些老百姓问问情况，再就是捉俘虏，有时敌人堵上门来才知道。 张国焘发现情况后要让部队回来，而我们已经甩掉敌人跟上来了。彷徨镇一 仗，十师代理师长曹光南英勇牺牲。
部队从阜平北面插上去到马召镇，南下走党洛道，再翻秦岭，经厚珍子、 下佛坪等地，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小河口会议我没有参加，带部队到前面去了。大家对张国焘的家长制， 向来很有意见。特别是被迫撤离鄂豫皖以来，部队到哪里去，没有讲明情况， 没有动员，许多高级干部不了解行动的意图，意见很大。曾中生、旷继勋、 余笃三、张琴秋等人讨论，要到中央去告张国焘。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 科学习过，琴秋就找陈昌浩，想要他做张国焘的工作。陈昌浩就把这事报告 了张国焘。张国煮为了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才召开了小河口会议。这些情 况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我军进入汉中平原后，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一些武器给他 们搞游击队。因那一带正闹饥饿，回旋余地也小，不好槁根据地，我们遂渡过汉水，经上无观到钟家沟，准备在西乡、镇巴一带立脚。可是到后一看， 土匪把这里糟踏得很厉害，加上连年旱灾，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 法久驻。在钟家沟时，杨虎城的部队只是远远地打炮，倒没有继续追击我们。 怎么办？这时，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四川军阀正在混战，机会很好，于是决定 入川。我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传达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方针。此时，已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两万多部队经过两个多月 的艰苦转战，还保存有一万四千余人。
十二月中旬，全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我们走通江北面的两河口，在 瓦石铺驻了一个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破草棚里休息。半夜里街上着了火， 大家救了半夜火，但瓦石铺已烧毁了一半。我随十二师先头部队于一九三三 年元旦进通江城，七十三师也攻占了南江，不久我们又进占巴中。这样，我 军就在川北有了立脚之地。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陈云同志和康生找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就 是谈红四方面军到四川去的问题。他们说，你们那时是有计划地到四川的吗？ 我说，谁想到四川哟，哪里晓得四川是个什么样子噢！我们是一路走，一路 看，最后才到四川的。我就把部队撤出鄂豫皖到四川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整整谈了一天。
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创建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 用了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 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 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到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 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区，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没有让他们 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的军阀混战，我们进去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 军就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 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分析起来，我们到川北能够站得住脚，首要的原因是敌人之间有矛盾， 混战，不统一。另一个原因是地形条件、自然条件非常好。“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我国大诗人李白是去过四川的，所以写出了这样的名诗句。那里 山高林密，许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 来。象通南巴那些地方，你使用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很难攻进来； 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防御和反攻。再一个原 因是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 命积极性很高，又能吃苦耐劳。王维舟、杨克明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坚持 武装斗争，对川北也是有影响的。总之，拿各方面条件看，川陕边都是较理 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讲的那些条件差不多。 这样，我们就胜利结束了西征。部队进入通南巴后，实施战略展开，卡住山险要隘，构筑工事，准备对付四川军阀的反扑。同时，抓紧一切时间， 搞休整补充，搞发动群众，搞建党建政。当然，这时只能说是暂时站住了脚， 有了块休养生息的地方，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到粉碎田颂尧 的“三路围攻”后，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形成了稳固的基
二
红四方面军入川，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东流西窜的“残匪”，不足 为虑，仍在继续火并。蒋介石却极为不安，连电四川军阀，要他们停止混战， 共同对付红军。一九三三年春天，四川军阀暂时停止了成都的混战，蒋介石 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向我们发起了“三路围攻”。
田颂尧投入兵力三十八个团，六万余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从南江、巴 中、仪陇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围攻”。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或 驱遂（逐）出川。我们采取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 阵地呀，节节抗击呀，诱敌深入呀，待机反攻呀。就是以有利地形，少数的 兵力，与优势的进攻敌人“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 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我最后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在三个 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逐次收紧阵地，直至放弃了通南巴三县城，将主力收缩 到通江以北方圆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敌人被“胜利”冲昏头脑，继续分兵冒 进。我们在空山坝开了会，认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集中主力先打南 面的敌主力左纵队。为配合正面进攻，还派部队秘密穿插到敌侧后，突然向 敌人发起总攻，敌动摇溃退。我们对敌分割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敌左纵（队） 十三个团大部被歼，敌中纵队、右纵队也纷纷败退。我军乘胜猛追，彻底粉 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那时，我们才一万五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很远。 他们不仅兵力占绝对优势，物资条件也比我们优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利用积极防御逐步削弱敌人，以造成反攻的有利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这与鄂豫皖时期截然不同了。鄂豫皖时期，先是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
后来红军壮大起来，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搞远距离的奔袭、奇袭，搞围 点打援。这个时候，就是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啦。这 是利用了川北的特殊地形，战略方针、战术原则适应了新情况，古往今来，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 际相结合，是从战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反“三路围攻”作战，历时四个月，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田颂尧部损失近半。这一仗，收复了通南巴，打到了巴中西面的恩阳 河地区，使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这时，土地革命进一步深入，群众纷纷 要求参加红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木门会议，是在粉碎田颂尧的“围攻”后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强调开展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为适应新的形 势，决定红军进行扩编，将原来的四个师扩充为四个军。四军军长王宏坤， 政治委员周纯全；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 治委员李先念；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会上，还讨论了开 展地方工作等问题。木门会议，对建立川陕根据地和建军、作战等，很有意 义，是个很好的会议。我那时忙于在前方打仗，很少出席后方的会议，这个 会议很重要，我骑马赶到木门主持会议，就作战和建军问题发了言。
木门会议后，是三次进攻战役：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 战役，宣（汉）达（县）战役。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进攻。防御和进攻，依 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 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 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破和迟滞敌人新的攻势创造条件。有退有 进，有伏有起，波浪式地发展。划地为牢，作茧自缚，是最蠢的。
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正是我们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 机。敌人乱成一团，惊魂未定，于是，我们决定趁机外线出击，向敌人发起 攻势。仪南战役，不是反田颂尧的尾声，而是进一步扩展根据地的一个战役 行动。
我已经记不清楚发起仪陇、南部战役的具体原因。隐隐约约地记得那一 带地下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发生过群众暴动，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因为那里产盐，根据地要解决吃盐的问题。盐，当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没 有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同志，不是身临其境的同志，也许不懂得这 一点。那时一两盐要花一块白洋，缺到那么个程度。南部那个地方产盐，我 们缺盐巴吃，要解决吃盐的问题。
一仗打下来，消灭几千敌人，占领了仪陇南部一带，直趋嘉陵江边。仪 陇是朱德总司令的故乡，我后来才知道。南部靠嘉陵江边（南部是县），水 陆交通较发达，那里有上百口盐井，都落到我们手里了。仪南战役，不仅扩 大了根据地，并且解决了我们最感到头痛的食盐问题，当时大家可高兴了。 食盐这个东西，别看现在不稀奇，一元钱买一大堆，当时却金贵极了。盐， 关系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营渠战役，进展很快，我们没用几天，就把守敌杨森的部队摧垮，消灭 了他三千多人，占领了营山，使根据地扩展了百余里，敌人是纵深配备，山 高路险，凭险防守；我们来个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猛打猛插，使敌人的防 线彻底崩溃。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能攻能守，能吃大苦、耐大劳，是一支 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队伍。战役期间，正赶上连续下大雨，道路泥泞，部 队冒雨行军作战，十分艰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照样完成任务。这样的部队真是可爱啊！
这期间，有个和杨森谈判的问题。 我们再克通南巴后，杨森曾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那末，红军该不该打他，该不该主动发起进攻？
那时，究竟和杨森的人怎么谈，订过什么协定没有，我都不清楚。因为 具体谈判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掌握，事先我们也没有讨论过。谈完以后，我在 前线，他们也没吭气。等到部队部署就绪，要打杨森时，他们才讲起有谈判 的事。
我们要扩展根据地，要打刘存厚、刘湘，要向绥定及其以南发展。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全川”，而不是仅仅困守在大巴山下那么块小地盘上。 杨森的部队占据着通江南边的玉山场、鼎山场、江口，就象一把刀子插在我 们的腹部，你说难受不难受呢？该怎么办？我是同意打的。利用敌人的内部 矛盾，争取同盟者，搞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对象，不能被敌人 的假象所迷惑。杨森并不是资产阶级左派，也不是真正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他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军阀、政客。在四川，尽人皆知。红军进入川 北地区后，他在内部采取杀一儆百、严密控制、积极防共的政策，杀了不少 进步青年和群众；而在外部，则和红军拉关系，想稳住我们，以便保存和巩 固自己的地盘。他是搞投机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阴一套，阳一套。 田颂尧进攻我们时，杨森以为有利可图，曾派出部队参战，后来看到形势不 妙，转身撒腿就跑。因此，和这样的人谈判，就要坚持原则立场，决不能上 他的当。
我们这个时候，要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巩固自己。打不打，非打不行。
不打，根据地扩大不下去，困难没法解决。你从东西两面伸下去了，可中间 还有杨森这个拳头在胸口抵着，行不行？不行。假定杨森允许共产党派工作 人员去作秘密工作，改造他的部队，同我们通力合作，收拾其他军阀，有那 样的形势，我们打他就不对了，你打自己的朋友嘛！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不 是我们的朋友、同盟者，而是敌人。我们和杨森谈来谈去，谈些什么，原则 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都 不明确。所谓协议，无非是口头的，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不讲原则的妥协， 不是革命的妥协，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关系，结果只能麻痹和束缚我们 自己。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部队利用夜袭突破，一鼓作气，几天就前进了上百 里。可惜，那时我们有顾虑，打得还不够彻底，再彻底点更好。杨森的队伍 不很多，跑得快，被消灭了一部分，解除了我们胸口这个障碍，对粉碎以后 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很紧要的一着。不然，敌人一压过来，杨森这把刀子 就会很快插到通江、已中一带腹地，我们就困难极了。
打完杨森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舒玉章同志，东北人，在日本留过学， 很正直，他是我们的参谋处长，不同意打营渠战役。这人也是中央派到鄂豫 皖来的。行军打仗可辛苦啦，每次行军都是他督促。我呢，疲劳得要命。我 睡觉是抢时间，等部队集合出发了，带上警卫员骑马跑到先头部队出发的地 方，下马把皮大衣一盖，呼呼地睡上一觉，等后续部队走完，再起来跟上队 伍，赶到前面去。忙里偷闲呀，要不，难得有休息时间。每次行军舒玉章就 在后面督促呀、催呀，生怕我掉队，出危险。他是很尽职的，一丝不苟。那 时，参谋处长、参谋、警卫人员，大家不分彼此，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一 天吃饭的时候，讲起了打杨森的事，他就和陈昌浩同志争论起来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取得
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和人家说的是互 不侵犯，打人家没有道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论说，舒玉章同志有自己的看 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他是共产党员，有提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可是陈昌浩容不得，大发脾气，当场下令把他捆起来，送走坐班房。我怎么 劝都不行。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 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得吓人哪！陈昌 浩这个同志很能干，有才气，但就是有点盛气凌人。他又是留苏回来的，有 时连张国煮也得让他几分。人家和他争论问题，他就决定把人押起来，的确 不应该。后来，就在“肃反”中把舒玉章同志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 冤枉，很令人惋惜。
宣达战役是很有意义的，打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我们先以一部兵力西 向嘉陵江东岸佯动，主力却向东线秘密集结，出其不意，实施中央突破，两 翼迂回。在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一下子插进刘存厚的老窝， 把他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这一仗结束，消灭了敌人的六个团，解 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了约三百里。
木门会议虽然确定部队扩编为四个军，但有些部队番号有了，实际上很 不充实。有些师只有一个团、两个团，有的甚至只有番号，没有部队。宣达 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 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红军越是打胜仗，群众就 越相信红军、拥护红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三十军的二六三团就是在宣汉成立起来的，好多缺额的部队也补充起来，川东游击军编为红三十三军，红 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近六万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 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当地的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 王维舟、杨克明等领导人，对建设这支部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元、布匹、 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 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 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假如我们没有打宣汉、达县，或是打了没有打好， 没有缴获许多东西补充自己，没有把敌人的兵工厂搬到根据地来，那末，打 刘湘就势必遇到更大的困难。打那么长时间的仗，你没有手榴弹、步枪、子 弹、迫击炮，光靠大刀、木棍、石头怎么行呢？怎么能打垮优势装备的敌人呢？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部队通 过训练和实践，进一步熟悉了川北的地势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 夜间战斗的本领，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四川军阀被我们打怕了， 人人自危。从此，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
三 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连续取得胜利，威震全川，这就必然影响到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暂时地缓和下来。
控制四川的，就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罗 泽州、李家钰这么几股军阀势力。坐王位的是刘湘。刘湘原先没有把红军放 在眼里，主张“先安川而后剿赤”，也就是先吞并其它军阀力量，“统一” 全川，而后再出兵和我们打。现在，红军力量迅猛发展，刘湘便改变了重点。 因为田颂尧快垮了，杨森快垮了，刘存厚部差不多被消灭了，再打下去就轮 到刘湘的头上，轮到其他军阀的头上。所以，四川军阀内部就从紊乱中走向 了统一、妥协，由刘湘挂帅，一致来对付红军。
一九三四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动员了几乎全川军阀的力量，向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 我们打刘存厚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湘的进攻就开始了。我带着红四军在宣汉的南坝场和川东游击军会师，把廖雨辰的部队打垮后，正乘胜追击，准备出开江、开县，结果，同刘湘的主力部队王陵基师遭遇。我们部队 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信员送信， 结果跑到敌人的营地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仓促应战，打了几天几 夜，被迫从进攻转入了防御。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情报工作 做得比较好，能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其实，王芳舟（陵基）的部队出动， 我们是应当知道的，不知坐镇后方的张国焘为什么没有把情报及时告诉前 线。
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个战 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 辉煌的一个战役。我们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先后粉碎敌人的四期进攻， 歼敌八万余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
我们的战线长，兵力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是很大的。敌强我弱！敌 人投入的兵力，先后达一百四十多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我们边打边补充， 也不超过六万人。红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险要地形、工事节节抗击，先消耗和疲劳 敌人，而后举行总反攻。打田颂尧和打刘湘，规模大小不同，兵力多寡不同。 但地形、战法差不了多少。
我们分东西两线，采取这样的办法消耗敌人。我在东线指挥，主要对付 刘湘的部队；王树声同志在西线指挥，对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 邓锡侯等。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在半年多的运 动防御中，我们先后抗击了敌人三期总攻，毙伤敌军三万六千余人。由于我 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们 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那己是刘 湘的第四期总攻，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在第 一期总攻中因作战失利被撤了职，换上了唐式遵当第五路军的指挥。刘湘还 把他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搬出来任前方军事委员 会的委员长。他们以八九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面山、甄子坪、花萼山、扎家山 等地，孤注一掷，企图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万源的围攻，在东线把我们 打垮。我们逐次收紧阵地，也到了无可再收的极限。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 有被敌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 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何等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准备反攻。 那一带的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红军坚守。近战是 红四方面军的特长之一，防守的部队都是等敌人攻到近前再打、再拼，有时 还短促出击一下。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个方向，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 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个一百二十来人的教导队守在山上，对 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粮食少，吃饭很困难，有时连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饭也 渴不上，靠野菜充饥；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医药又缺，弹药又少。我们靠 什么和敌人熬呀，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士气，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心， 靠平素养成的过硬战斗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没有股硬劲、狠劲，是不行的。 那时敌人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死的一堆一堆的，连尸首都来不及拖走。
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打得极其艰苦。敌人精疲力尽，我们也是精疲力尽。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就产生了问题：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这种打
法行不行？西线的树声同志那里，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招架，牵制敌人； 东线这边，不仅要顶住敌人主力的进攻，还要准备反攻。有的同志感到，顶 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实际上，当我们感到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 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是要熬得过这个“最后 五分钟”。我们一方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住，不退，一步也不能退。退 到汉中，我是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准备反攻。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 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从情报中得知，南天门那里是原刘存厚的部队 驻守，兵力薄弱。刘存厚部是叫我们打怕了的，怕得很。我们决定，以南天 门为突破口，发起进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仍放在二线休整， 不到反攻时刻，决不往外拿。反攻的力量，是早就准备了的。
南天门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我到过那里，山非常高，悬崖峭壁。晚间战士们出去放哨或解手，一不小心滚下山去就完了。其地势险要，可想而知。 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是想 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我们就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定在这里。我事先去看了 地形，记得有九军的孙玉清同志在，还有四、三十军的同志们。总部下了决 心，从青龙观突破。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夜战，奇袭。这一着很成功，一突 破就象把刀子迅速插进去，敌杨国祯旅大部被消灭。我们乘胜追击，猛追， 饭也顾不上吃。敌人一个团长还在打电话下命令就当了俘虏。如果我们兵退 汉中，那就坏了，不仅不会出现反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连立脚之地都没有。 打下去，插进去，还消灭不到敌人的主力，仅仅是突开了一个口子。把 守阵地的敌军消灭了，把敌人增加上来的预备队消灭了，而刘湘的主力还没 有动，我们还没有咬住它。所以，插进去以后，就要迂回包围，消灭刘湘的 主力。你突破么，不就是为了创造迂回敌人的机会，包围和消灭敌人，争取反攻的全胜吗。 但这时，又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左旋，还是右旋？左旋向东，东边是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右旋向西，西边是范绍曾师，不是敌人的主力。我 和陈昌浩、李先念同志商量，坚决主张左旋，旋刘湘的主力。这三个师是刘 湘的王牌部队，全新装备，攻到了万源一线，还没有退下来；东面的阵地呈 斜形，我们插下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口，敌人退下来，必然被我们堵 住。他们想通过，就得攻坚，那样的地形，攻坚谈何容易呀。显然，左旋地 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了刘湘的三个师， 他要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这是左旋的好处。右旋旋什么？旋范绍曾师。右 旋向西，西面敌人撤退的路线和我们追击的路线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很不 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主力部队。我们在 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弄了大 半天，就是讲不通。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不听他的命令不行呀。 最后，我们只好向西旋。
范绍曾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他还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经带着队伍逃跑了，一气退到马渡关南面，在山上把工事筑起来， 你攻人家攻不动。右旋没旋成，只好再回头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 来，我们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这样，东线反攻就告结束。事 后看来，左旋是对的，右旋是错的。如果开始就左旋，刘湘的主力很可能被 我们全歼，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东线的反攻结果不理想，只有从西线想办法。我们把主力集中起来，到西线去搞。第一次突破，选在通江城南敌第三、第四两路的接合部——冷水 垭。利用夜袭，突破很顺利。接着，向纵深发展，但因敌人缩得很快，没有 取得多少战果。他们退到已中一带守起来，我们又进行第二个夜袭突破，西 线敌人开始全线撤退。李家钰部向仪陇方向退却，杨森部向营山一带退却， 巴中县城的敌人早已跑光。敌人跑得那么快，我们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 昼夜急进，同敌人抢时间。时间就是胜利。耽误了时间，就会象东线反攻那 样，失去战机，什么也捞不着。
这时，我和三十军的部队已经进到巴中，又遇到深迂回还是浅迂回的问 题。张国焘来电话，要我们渡过巴中河，顺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 结果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不会兜住敌人。这次，我和先念同志商量，不 能再听张国焘的瞎指挥。我说，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了仗再说，我负责！先念同志说，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下决心搞深迂回，大 纵深的穿插迂回，命令部队立即从巴中出发，经风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 以西的黄木垭、旺苍坝。
我军不分昼夜，快速穿插，抢占黄木垭。刚把阵地占住，敌人恰恰退了 下来。他们挑着枪支和行李，被抓来一问，原来是打前站的，大股敌人还在 后面，这就好啦。黄木垭一仗，打得很激烈。敌第二路田颂尧部的十多个团， 一万四五千人，被我们包围全歼。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 一个战斗，缴获很多。
迂回问题，该迂回哪部分敌人？哪个方向？迂深迂浅？看来是个战术问 题，但对战斗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西线搞了这么一家伙，各路敌军纷纷逃命。我们乘胜追敌，但没有追好。 追到仪陇地区打了一仗，本来想吃掉李家钰的，但因我军没有抢到要点，部 队分散，指挥不灵便，敌人集中到仪陇县城守起来，那是个山城，易守难攻， 不好再打。北面的邓锡侯一路也没搞到，杨森一路早已跑掉，西线的战事就 没有多少戏好唱的了。红三十军一部，一直追击到嘉陵江边。至此，刘湘的 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便彻底破产。
三十军的部队追到嘉陵江边上，还追不追？要不要过江？我和先念同志 商量，主张立即派一个师打过江去，在对岸搞一块地方。因为南部那一带地 区搞过暴动，有群众基础，我们乘胜过江，有一个师的兵力就能打开局面， 先站住脚，然后再继续发展。四川军阀是叫我们打怕了的，对付这个师他们 没有多少办法，而且我们还可以增援。红军控制住嘉陵江两岸，回旋和发展 余地就大啦。
川陕革命根据地已经是两次拉锯，红军打下去，收回来，又打下去，又收回来。这中间，战争的破坏很厉害，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弄得经济 很困难，老百姓没有饭吃，青年人没有多少，叫民穷财尽。所以，我和先念 同志积极主张打过嘉陵江去，不管怎么样，为日后发展计，先去一个师再说。 部队已经上了船，等命令过江，但张国焘不同意。他说，根据情报，东南刘 湘的部队有向江口进攻的企图，我们的部队不要过江。我们说，大部队不去， 上去一个师搞块地方，这样两边活动总好一点吧。但他很坚决，反对过江。 那就只好作罢。
后来，红四方面军还是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的时候，真是叫人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同志的主张比较好：趁 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分人跨过嘉陵江，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 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成，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过江，沿 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四 粉碎“六路围攻”后，有两个重要的会议。 先是在毛裕[浴]镇召开的政工会议。四方面军的政治干部文化水平低，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起来，政治工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需要解决。这次会 议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总结了以往的工作经验。为 了激励斗志，还表彰了在反“六路围攻”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一些部队 荣誉称号。如授予七十三团“攻如猛虎”奖旗，七十五团“守如泰山”奖旗； 二六三团“钢军”奖旗，二六五团“夜老虎”奖旗，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 奖旗，二六九团“百发百中”奖旗，等等。这次会议，对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政工干部的责任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部队的建设，起了 积极作用。陈昌浩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 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 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经失去 了信心，不过话没有说明就是了。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再向 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 回旋余地不大。因为是随便交谈，他对我的意见也未置可否。
接下来是在清江渡开的军事会议，团以上干部参加，总结反“六路围攻” 的作战经验。
经验证明，敌人对付红军的办法是：进攻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多路 “围攻”，分进合击；防御时梯次配置，固守堡垒，沿线封锁，反动游击。 只要根据地存在一天，敌人就一天也不会安宁。旧的“围剿”被粉碎，新的 “围剿”又在准备。我们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收紧阵 地，诱敌深入，重点突破，并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进攻。在战术上， 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以各个击破对付敌人的分进合击；以近战夜袭的特长 打破敌人的攻防，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 灾。
敌人的“六路围攻”被粉碎后，蒋介石又着手布置新的“川陕会剿”计划。如何粉碎蒋介石的“会剿”，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己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中心问题。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 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我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讨论。 这个战略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提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 划，就是要依托老区，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文、武、成、康是胡宗南的“防地”，因而主要的战略目标是打击胡宗南。我当时说，这个计划是能 够实现的。汉中的敌人对我们敬而远之；四川军阀叫我们打怕了的，用部分 兵力牵制他们就行。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相当孤立，我们集中三个军以 上的精锐部队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消灭他。这样，我们的武器弹药能得 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的 新的“围剿”就好办得多了。会议期间，大家没有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一个《军事教育大纲》，集中反映了我们的训练教育经验和要求。苦练，勤练、精练，出战斗力。那时的要求很严格，平时练， 战时练，正规红军练，地方武装也练。象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和 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等，都是反复演练的内容。部队 除了打仗和作群众工作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搞军政训练。有些新兵，来了 几个月就能打仗，就是因为训练严格、经常，从实际出发。
不久，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时 间大概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电报我看过，印象很深。
中央红军的处境，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 的电台不断将情报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外，陈昌浩同志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 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中央的命运，谁不关心呀！因为情况 不大好，也不便向下面去讲。反正心里都很着急。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立 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抽不出去；少了，去一 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的报纸上我们得知徐海东部到达豫西一带的消 息，当然，也需要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那就更别想回来啦。 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 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的上游， 江面不宽，容易渡过。我们拿下了广元、昭化，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进而 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策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但是，出兵广元后，计划没完成。打广元是为了取昭化，羊模坝一战， 消灭了敌人一部分，追击不够；而广昭两城因敌人死守，我们没有攻下来。 于是我们回兵出汉中，进行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幌一枪，调动和迷惑川军，以策 应中央红军和二十五军。我们主要是想打胡宗南。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可 以提出不同看法，但不是身临其境，就不知道其中的底细。这事我后来问过 陈昌浩，他也说，主要是想迷惑敌人，把敌人吸到北边去，我们好从南边搞。 实际的准备工作也是这样，在进行陕南战役的同时，三十一军就留在川陕根 据地积极造船，进行训练，力强渡嘉陵江作准备。为什么要强渡嘉陵江？就 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陕南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也调动了敌人。 但孙蔚如部反共是不积极的，我们和他有没有统战协定我不知道，应该争取 他，我们没有打招呼就攻人家，是不好的。
从陕南回来，就强渡嘉陵江。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的事。我们过江前，先侦察了地形。船工队事先造好了船，抬到江边隐蔽好，夜间抢渡。总部决 定我打先锋，带队伍过江，张国焘和陈昌浩留在根据地，支撑局面。第一次 从苍溪地区过江没有成功，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那里地形不好，有 些同志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第二次改为从阆中南（北）面的塔子山强 渡。《三国演义》里不是说张飞守阆中吗？就是那个阆中。这次抢渡很顺利， 前锋部队攻上敌人的第一道阵地，敌人才发现。
从过江到攻打剑门关，是突破缺口。我们乘胜追击，向右迂回敌人，把敌人包围在剑门关消灭了一部分。剑门关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 它是个高山；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的。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 险要，我说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 我们是从南边打过去的，没费多少力气就拿下了剑门关，消灭了邓锡侯的一 个旅。
第二步是进击。打到涪江两岸的江油、中坝、彰明地区，又在梓潼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本来计划拿下江油后，在文、武、成、康、碧口一带消灭胡 宗南的主力，实现川陕甘计划，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可是，部队兵力有限， 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炸药，拿不下江油。这时，邓锡侯调集了十六八个团增援 江油，我们乘势打援，在江油以南布阵势，把钻进来的敌四个团结消灭了。 接着乘胜追歼逃敌，克中坝、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这时，部队控制 了东起嘉陵江边，西至北川，南抵梓潼，北至青川、平武的广大地区。如按 原计划向北取甘南，深感兵力不足，我就催后方派部队来援。
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呀。我打电报左催右催，后续部队就是 上不来，原因是张国焘要撤出川陕根据地，搞大搬家。他慢慢腾腾，瞧来瞧 去，自己不来，也不叫陈昌浩来，对下一步战役如何发展，不吭气，我们于 着急。这样一拖拖了四十天，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战机就是三、 五天，不是总有。利用战机乘敌不备，打破一个要点，接连下去就能打开局面。你如果把战机失去以后，再找战机是好不容易的。并且，胡宗南是蒋介 石的主力田部队，虽不如西北军强，但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们耽误 了时间，敌人加强了准备，再啃就啃不动了。结果，三十军、三十一军在青 川、平武攻了一下，人家筑好了工事，没打出个名堂。张国焘就大搬家呀， 什么都搬，还指挥部队烧房子，搞什么坚壁清野，我到延安才听说。
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的命运问题。如果当 时实现了这个计划，中央红军北上后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大不一样的。
五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详情，我不清楚。事先没有这样的计划，原先决定的是要搞川陕甘。我在前面打仗，他和陈昌浩在后面就变了卦。退出通 南巴后，又没有留多少部队，只留下刘子才同志率千把人枪，打游击。刘子 才不是个很精干、很有办法的领导人，不久就被敌人搞垮了。如果把王维舟 同志和红三十三军留下，情形会好得多，也许能够坚持到抗日战争。
整个说来，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张国焘搞“左”的一套有很大关系。 在鄂豫皖是这个问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问题。他这个中央代表是 王明派来的，执行的是王明路线，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 要是当过保长的，都要杀掉；认定是地主的，也杀掉。其实，有的保长是穷 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人也不是地主。不分青红皂白。把 他们都杀掉，只能孤立自己。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也“左”，把小商人、小 经纪人都当资本家打倒，一块银元才买二两到四两盐。对地方部队，本来应 好好地帮助、提高、发展，但三十三军帮助了他，他却削弱人家，不相信人 家，尤其是后来取消了三十三军的番号，很不对头。还有“肃反”政策，更 是“左”的，把许多革命同志当敌人杀掉，令人痛心。“左”的结果，把根 据地搞得民穷财尽，没有人力，没有物力，没有财力。农村开会，大多数人 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去当红军了；没有当上红军的年轻人，是些地主富农出 身的，红军不要他们。根据地没有人力、物力、财力，还能长期存在吗？是 存在不了的。
根据地的存在、巩固和发展，最小限度要有两个条件：政策对头，消灭敌人，二者是互相联系的。部队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 要武器弹药。我们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吃没穿没有人，打什么仗呀？ 不打仗和消灭敌人，武器弹药从哪里来呀。就是说，政策搞对了头，有了人 力、物力、财力，才能保证部队的发展壮大，才能保证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另一条是军事上打胜仗，打歼灭战。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是很正确的。对于敌人，伤其十指，无碍大局，他擦了药又好啦。断其一指， 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敌人那里取得补充物资，发展我们自己，进一 步扩大根据地。在当时的条件下，敌人的部队有补充，我们没有补充。每打 一仗，就应该考虑究竟为什么要打，怎样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以补充和发 展自己，这是军队存在的重要方面。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败他们呢？怎么 取之于敌呢？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教训之一就是和敌人拼消耗。 你人力没有他多，财力没有他多，物力没有他多，怎么能和敌人去拼消耗呢？ 因此，毛主席主要强调进行运动战。我们的军队是长于打运动战的，战士能 吃苦耐劳。“围点打援”。[，]是运动战；诱敌深入，是运动战。川陕根据 地的“收紧阵地”，则是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一种战法。我们没有多少 武器，但善于打运动战。发挥我们这种优势、特长，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总之，一个根据地要存在和发展，光有军事上打胜仗，而政策不对头是 不行的。在川陕根据地，尽管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但许多政策是 “左”的，王明那一套，再加上战争的破坏，搞得民穷财尽，部队的发 展壮大也受到了限制。那时困难重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就是 打出去。但打出去以后，又没有实行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依托老区，发展新 区，而是搞大搬家，一误再误，最后弄得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张国焘 的罪过。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 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保证了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保 证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只要我们 一时一刻也不忘记人民，不脱离人民，革命事业就无往不胜。
一 我们从鄂豫皖到四川，好象下棋一样，是走着看的。敌人围追堵截，扭住不放，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四川 去搞根据地的。
敌人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我们没有粉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会议，张国焘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我和陈昌浩、 沈泽民、吴焕先等，还有些什么人记不清楚了，有二十几个人。成仿吾同志 说他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平汉路以西，寻机 消灭敌人后，再打回来。那天下雨，蔡申熙同志就是那一天牺牲的。蔡申熙 是个好同志，负了伤，坐在担架上还指挥冲锋，临死之前，我去看了他。我 们都看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上面认为退却到白区并 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根据地内部既然不能消灭敌人，那么作战略的转移， 暂时跳到外线去，消灭和调动了敌人再回来，是可以的。问题是退出根据地 后，没有全盘计划，中央分局的决定也没有下达，好多高级负责同志都不晓 得，思想不统一。
第一步想到琼家湾红军活动的地区，把部队休整一下再杀回马枪。谁知到了鄂豫边原红三军活动地区、那里垮台了！政权、根据地、军队已不存在， 只留下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我们到那里正是早晨，驻到一个围子里， 搞饭吃。胡宗南的部队赶到，打起炮来，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仗打得很艰 苦，部队伤亡很大，王宏坤同志负了伤，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三十二团团 长林维权都牺牲了。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外边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计划，就 失败了。敌人大军紧跟着我们，回也回不去，只有往西走。
我军连夜撤出战斗，走了一夜，退到上桥铺。刘茂恩的部队堵击我们， 炮火打得很厉害。我到了十二师二十九团，就是曾传六的那个团。我命令部 队埋伏好。等敌人到了跟前，一个冲击，把敌人击溃，缴了很多武器，带不 走，只好埋起来。没走多远，彭启彪又打我们的伏击。我们两个团在后面， 一个反击把彭启彪打退了。那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和我带一个小警卫员，叫 范景山，才十六岁，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头部，牺牲了。部队昼夜行进，走了 十天，经过新野、邓县南部，在浙川以南过丹江，到了鄂豫陕边的南化塘。 一看地形不错，想在那里搞根据地。我们休息了三天，刘茂恩的部队又跟上 来了，只好再往西走。我们过了好多条河，叫七十二道水，就到了漫川关。
进到漫川关，杨虎城的部队已经守住关口，胡宗南、肖之楚、刘茂恩的 部队也涌上来，对我军形成包围的局面。胡宗南的部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部 队，还吹号同我们联络。如果这时趁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一个冲锋打 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十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旷因 此而被撤了职。那里地形很险恶，情况很危急。这时候，张国焘就紧张了， 提出让部队分散游击。我说，不行，不能分散，分散了就会被敌人一口一口 地吃掉。我们临时开了会，决定集中兵力突围。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受命突击， 他们乘夜间拼死命冲过去，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当时争 夺得很厉害，部队伤亡也很大，这个团是立了大功的。这一仗，陈昌浩同志 亲自到前面指挥部队顶住，把敌人击溃。这一次相当危险，是关系我军生死 存亡的一战。
部队夜走野狐岭，沿山间小道北进。小路很狭窄，就两尺来宽，又在敌 人的封锁之内，我们就抢在夜间通过。小路两边，一面是陡壁，一面是深沟。 人走马踏，路都快垮了，人和牲口有的摔了下去。我下了马，指挥部队砍树 把路铺好，边铺路边通过。我有个皮包，里面有块怀表，就在那儿丢了。伤 员无法带走，就安置在附近老百姓家里，给几块钱。后来，有许多伤员好了， 又自动去找部队。
翻过野狐岭，直扑山阳城。但胡宗南走大路，先占了山阳城，于是我军迅速向北插，抢占竹林关，这才脱了险。这一仗打下来，红军的名声更大， 都说红军不怕死。
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想去镇南、柞水一带。走到凤凰嘴以东，遇到胡宗南的部队堵截。我跟十一师上了山，一看过不去，又折 而向北，在曹家坪分两路过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进入关中平原。 敌人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王曲一仗，我们打了张汉民的部队，以后才 知道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当时，只看到我们走，他们也走，总是跟着我们， 结果我们一打，他就退了。子午镇一仗，李先念同志负了伤。我说，你走吧， 后面我来指挥。
再往西走，到了彷徨镇，我们休息了一下。张国焘带着两个师在前面走了。我们起来一看，哟！敌人在南山上散兵线已经摆开，情况很危急，我不 管三七二十一，把部队集合起来，一个冲锋，把敌人冲垮了。那时候情报跟 不上，只有找些老百姓问问情况，再就是捉俘虏，有时敌人堵上门来才知道。 张国焘发现情况后要让部队回来，而我们已经甩掉敌人跟上来了。彷徨镇一 仗，十师代理师长曹光南英勇牺牲。
部队从阜平北面插上去到马召镇，南下走党洛道，再翻秦岭，经厚珍子、 下佛坪等地，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小河口会议我没有参加，带部队到前面去了。大家对张国焘的家长制， 向来很有意见。特别是被迫撤离鄂豫皖以来，部队到哪里去，没有讲明情况， 没有动员，许多高级干部不了解行动的意图，意见很大。曾中生、旷继勋、 余笃三、张琴秋等人讨论，要到中央去告张国焘。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 科学习过，琴秋就找陈昌浩，想要他做张国焘的工作。陈昌浩就把这事报告 了张国焘。张国煮为了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才召开了小河口会议。这些情 况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我军进入汉中平原后，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一些武器给他 们搞游击队。因那一带正闹饥饿，回旋余地也小，不好槁根据地，我们遂渡过汉水，经上无观到钟家沟，准备在西乡、镇巴一带立脚。可是到后一看， 土匪把这里糟踏得很厉害，加上连年旱灾，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 法久驻。在钟家沟时，杨虎城的部队只是远远地打炮，倒没有继续追击我们。 怎么办？这时，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四川军阀正在混战，机会很好，于是决定 入川。我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传达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方针。此时，已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两万多部队经过两个多月 的艰苦转战，还保存有一万四千余人。
十二月中旬，全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我们走通江北面的两河口，在 瓦石铺驻了一个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破草棚里休息。半夜里街上着了火， 大家救了半夜火，但瓦石铺已烧毁了一半。我随十二师先头部队于一九三三 年元旦进通江城，七十三师也攻占了南江，不久我们又进占巴中。这样，我 军就在川北有了立脚之地。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陈云同志和康生找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就 是谈红四方面军到四川去的问题。他们说，你们那时是有计划地到四川的吗？ 我说，谁想到四川哟，哪里晓得四川是个什么样子噢！我们是一路走，一路 看，最后才到四川的。我就把部队撤出鄂豫皖到四川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整整谈了一天。
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创建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 用了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 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 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到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 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区，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没有让他们 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的军阀混战，我们进去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 军就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 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分析起来，我们到川北能够站得住脚，首要的原因是敌人之间有矛盾， 混战，不统一。另一个原因是地形条件、自然条件非常好。“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我国大诗人李白是去过四川的，所以写出了这样的名诗句。那里 山高林密，许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 来。象通南巴那些地方，你使用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很难攻进来； 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防御和反攻。再一个原 因是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 命积极性很高，又能吃苦耐劳。王维舟、杨克明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坚持 武装斗争，对川北也是有影响的。总之，拿各方面条件看，川陕边都是较理 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讲的那些条件差不多。 这样，我们就胜利结束了西征。部队进入通南巴后，实施战略展开，卡住山险要隘，构筑工事，准备对付四川军阀的反扑。同时，抓紧一切时间， 搞休整补充，搞发动群众，搞建党建政。当然，这时只能说是暂时站住了脚， 有了块休养生息的地方，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到粉碎田颂尧 的“三路围攻”后，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形成了稳固的基
二
红四方面军入川，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东流西窜的“残匪”，不足 为虑，仍在继续火并。蒋介石却极为不安，连电四川军阀，要他们停止混战， 共同对付红军。一九三三年春天，四川军阀暂时停止了成都的混战，蒋介石 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向我们发起了“三路围攻”。
田颂尧投入兵力三十八个团，六万余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从南江、巴 中、仪陇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围攻”。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或 驱遂（逐）出川。我们采取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 阵地呀，节节抗击呀，诱敌深入呀，待机反攻呀。就是以有利地形，少数的 兵力，与优势的进攻敌人“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 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我最后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在三个 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逐次收紧阵地，直至放弃了通南巴三县城，将主力收缩 到通江以北方圆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敌人被“胜利”冲昏头脑，继续分兵冒 进。我们在空山坝开了会，认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集中主力先打南 面的敌主力左纵队。为配合正面进攻，还派部队秘密穿插到敌侧后，突然向 敌人发起总攻，敌动摇溃退。我们对敌分割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敌左纵（队） 十三个团大部被歼，敌中纵队、右纵队也纷纷败退。我军乘胜猛追，彻底粉 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那时，我们才一万五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很远。 他们不仅兵力占绝对优势，物资条件也比我们优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利用积极防御逐步削弱敌人，以造成反攻的有利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这与鄂豫皖时期截然不同了。鄂豫皖时期，先是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
后来红军壮大起来，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搞远距离的奔袭、奇袭，搞围 点打援。这个时候，就是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啦。这 是利用了川北的特殊地形，战略方针、战术原则适应了新情况，古往今来，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 际相结合，是从战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反“三路围攻”作战，历时四个月，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田颂尧部损失近半。这一仗，收复了通南巴，打到了巴中西面的恩阳 河地区，使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这时，土地革命进一步深入，群众纷纷 要求参加红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木门会议，是在粉碎田颂尧的“围攻”后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强调开展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为适应新的形 势，决定红军进行扩编，将原来的四个师扩充为四个军。四军军长王宏坤， 政治委员周纯全；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 治委员李先念；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会上，还讨论了开 展地方工作等问题。木门会议，对建立川陕根据地和建军、作战等，很有意 义，是个很好的会议。我那时忙于在前方打仗，很少出席后方的会议，这个 会议很重要，我骑马赶到木门主持会议，就作战和建军问题发了言。
木门会议后，是三次进攻战役：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 战役，宣（汉）达（县）战役。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进攻。防御和进攻，依 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 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 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破和迟滞敌人新的攻势创造条件。有退有 进，有伏有起，波浪式地发展。划地为牢，作茧自缚，是最蠢的。
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正是我们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 机。敌人乱成一团，惊魂未定，于是，我们决定趁机外线出击，向敌人发起 攻势。仪南战役，不是反田颂尧的尾声，而是进一步扩展根据地的一个战役 行动。
我已经记不清楚发起仪陇、南部战役的具体原因。隐隐约约地记得那一 带地下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发生过群众暴动，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因为那里产盐，根据地要解决吃盐的问题。盐，当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没 有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同志，不是身临其境的同志，也许不懂得这 一点。那时一两盐要花一块白洋，缺到那么个程度。南部那个地方产盐，我 们缺盐巴吃，要解决吃盐的问题。
一仗打下来，消灭几千敌人，占领了仪陇南部一带，直趋嘉陵江边。仪 陇是朱德总司令的故乡，我后来才知道。南部靠嘉陵江边（南部是县），水 陆交通较发达，那里有上百口盐井，都落到我们手里了。仪南战役，不仅扩 大了根据地，并且解决了我们最感到头痛的食盐问题，当时大家可高兴了。 食盐这个东西，别看现在不稀奇，一元钱买一大堆，当时却金贵极了。盐， 关系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营渠战役，进展很快，我们没用几天，就把守敌杨森的部队摧垮，消灭 了他三千多人，占领了营山，使根据地扩展了百余里，敌人是纵深配备，山 高路险，凭险防守；我们来个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猛打猛插，使敌人的防 线彻底崩溃。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能攻能守，能吃大苦、耐大劳，是一支 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队伍。战役期间，正赶上连续下大雨，道路泥泞，部 队冒雨行军作战，十分艰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照样完成任务。这样的部队真是可爱啊！
这期间，有个和杨森谈判的问题。 我们再克通南巴后，杨森曾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那末，红军该不该打他，该不该主动发起进攻？
那时，究竟和杨森的人怎么谈，订过什么协定没有，我都不清楚。因为 具体谈判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掌握，事先我们也没有讨论过。谈完以后，我在 前线，他们也没吭气。等到部队部署就绪，要打杨森时，他们才讲起有谈判 的事。
我们要扩展根据地，要打刘存厚、刘湘，要向绥定及其以南发展。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全川”，而不是仅仅困守在大巴山下那么块小地盘上。 杨森的部队占据着通江南边的玉山场、鼎山场、江口，就象一把刀子插在我 们的腹部，你说难受不难受呢？该怎么办？我是同意打的。利用敌人的内部 矛盾，争取同盟者，搞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对象，不能被敌人 的假象所迷惑。杨森并不是资产阶级左派，也不是真正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他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军阀、政客。在四川，尽人皆知。红军进入川 北地区后，他在内部采取杀一儆百、严密控制、积极防共的政策，杀了不少 进步青年和群众；而在外部，则和红军拉关系，想稳住我们，以便保存和巩 固自己的地盘。他是搞投机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阴一套，阳一套。 田颂尧进攻我们时，杨森以为有利可图，曾派出部队参战，后来看到形势不 妙，转身撒腿就跑。因此，和这样的人谈判，就要坚持原则立场，决不能上 他的当。
我们这个时候，要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巩固自己。打不打，非打不行。
不打，根据地扩大不下去，困难没法解决。你从东西两面伸下去了，可中间 还有杨森这个拳头在胸口抵着，行不行？不行。假定杨森允许共产党派工作 人员去作秘密工作，改造他的部队，同我们通力合作，收拾其他军阀，有那 样的形势，我们打他就不对了，你打自己的朋友嘛！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不 是我们的朋友、同盟者，而是敌人。我们和杨森谈来谈去，谈些什么，原则 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都 不明确。所谓协议，无非是口头的，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不讲原则的妥协， 不是革命的妥协，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关系，结果只能麻痹和束缚我们 自己。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部队利用夜袭突破，一鼓作气，几天就前进了上百 里。可惜，那时我们有顾虑，打得还不够彻底，再彻底点更好。杨森的队伍 不很多，跑得快，被消灭了一部分，解除了我们胸口这个障碍，对粉碎以后 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很紧要的一着。不然，敌人一压过来，杨森这把刀子 就会很快插到通江、已中一带腹地，我们就困难极了。
打完杨森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舒玉章同志，东北人，在日本留过学， 很正直，他是我们的参谋处长，不同意打营渠战役。这人也是中央派到鄂豫 皖来的。行军打仗可辛苦啦，每次行军都是他督促。我呢，疲劳得要命。我 睡觉是抢时间，等部队集合出发了，带上警卫员骑马跑到先头部队出发的地 方，下马把皮大衣一盖，呼呼地睡上一觉，等后续部队走完，再起来跟上队 伍，赶到前面去。忙里偷闲呀，要不，难得有休息时间。每次行军舒玉章就 在后面督促呀、催呀，生怕我掉队，出危险。他是很尽职的，一丝不苟。那 时，参谋处长、参谋、警卫人员，大家不分彼此，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一 天吃饭的时候，讲起了打杨森的事，他就和陈昌浩同志争论起来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取得
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和人家说的是互 不侵犯，打人家没有道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论说，舒玉章同志有自己的看 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他是共产党员，有提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可是陈昌浩容不得，大发脾气，当场下令把他捆起来，送走坐班房。我怎么 劝都不行。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 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得吓人哪！陈昌 浩这个同志很能干，有才气，但就是有点盛气凌人。他又是留苏回来的，有 时连张国煮也得让他几分。人家和他争论问题，他就决定把人押起来，的确 不应该。后来，就在“肃反”中把舒玉章同志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 冤枉，很令人惋惜。
宣达战役是很有意义的，打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我们先以一部兵力西 向嘉陵江东岸佯动，主力却向东线秘密集结，出其不意，实施中央突破，两 翼迂回。在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一下子插进刘存厚的老窝， 把他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这一仗结束，消灭了敌人的六个团，解 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了约三百里。
木门会议虽然确定部队扩编为四个军，但有些部队番号有了，实际上很 不充实。有些师只有一个团、两个团，有的甚至只有番号，没有部队。宣达 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 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红军越是打胜仗，群众就 越相信红军、拥护红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三十军的二六三团就是在宣汉成立起来的，好多缺额的部队也补充起来，川东游击军编为红三十三军，红 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近六万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 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当地的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 王维舟、杨克明等领导人，对建设这支部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元、布匹、 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 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 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假如我们没有打宣汉、达县，或是打了没有打好， 没有缴获许多东西补充自己，没有把敌人的兵工厂搬到根据地来，那末，打 刘湘就势必遇到更大的困难。打那么长时间的仗，你没有手榴弹、步枪、子 弹、迫击炮，光靠大刀、木棍、石头怎么行呢？怎么能打垮优势装备的敌人呢？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部队通 过训练和实践，进一步熟悉了川北的地势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 夜间战斗的本领，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四川军阀被我们打怕了， 人人自危。从此，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
三 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连续取得胜利，威震全川，这就必然影响到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暂时地缓和下来。
控制四川的，就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罗 泽州、李家钰这么几股军阀势力。坐王位的是刘湘。刘湘原先没有把红军放 在眼里，主张“先安川而后剿赤”，也就是先吞并其它军阀力量，“统一” 全川，而后再出兵和我们打。现在，红军力量迅猛发展，刘湘便改变了重点。 因为田颂尧快垮了，杨森快垮了，刘存厚部差不多被消灭了，再打下去就轮 到刘湘的头上，轮到其他军阀的头上。所以，四川军阀内部就从紊乱中走向 了统一、妥协，由刘湘挂帅，一致来对付红军。
一九三四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动员了几乎全川军阀的力量，向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 我们打刘存厚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湘的进攻就开始了。我带着红四军在宣汉的南坝场和川东游击军会师，把廖雨辰的部队打垮后，正乘胜追击，准备出开江、开县，结果，同刘湘的主力部队王陵基师遭遇。我们部队 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信员送信， 结果跑到敌人的营地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仓促应战，打了几天几 夜，被迫从进攻转入了防御。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情报工作 做得比较好，能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其实，王芳舟（陵基）的部队出动， 我们是应当知道的，不知坐镇后方的张国焘为什么没有把情报及时告诉前 线。
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个战 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 辉煌的一个战役。我们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先后粉碎敌人的四期进攻， 歼敌八万余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
我们的战线长，兵力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是很大的。敌强我弱！敌 人投入的兵力，先后达一百四十多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我们边打边补充， 也不超过六万人。红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险要地形、工事节节抗击，先消耗和疲劳 敌人，而后举行总反攻。打田颂尧和打刘湘，规模大小不同，兵力多寡不同。 但地形、战法差不了多少。
我们分东西两线，采取这样的办法消耗敌人。我在东线指挥，主要对付 刘湘的部队；王树声同志在西线指挥，对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 邓锡侯等。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在半年多的运 动防御中，我们先后抗击了敌人三期总攻，毙伤敌军三万六千余人。由于我 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们 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那己是刘 湘的第四期总攻，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在第 一期总攻中因作战失利被撤了职，换上了唐式遵当第五路军的指挥。刘湘还 把他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搬出来任前方军事委员 会的委员长。他们以八九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面山、甄子坪、花萼山、扎家山 等地，孤注一掷，企图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万源的围攻，在东线把我们 打垮。我们逐次收紧阵地，也到了无可再收的极限。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 有被敌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 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何等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准备反攻。 那一带的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红军坚守。近战是 红四方面军的特长之一，防守的部队都是等敌人攻到近前再打、再拼，有时 还短促出击一下。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个方向，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 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个一百二十来人的教导队守在山上，对 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粮食少，吃饭很困难，有时连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饭也 渴不上，靠野菜充饥；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医药又缺，弹药又少。我们靠 什么和敌人熬呀，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士气，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心， 靠平素养成的过硬战斗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没有股硬劲、狠劲，是不行的。 那时敌人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死的一堆一堆的，连尸首都来不及拖走。
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打得极其艰苦。敌人精疲力尽，我们也是精疲力尽。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就产生了问题：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这种打
法行不行？西线的树声同志那里，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招架，牵制敌人； 东线这边，不仅要顶住敌人主力的进攻，还要准备反攻。有的同志感到，顶 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实际上，当我们感到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 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是要熬得过这个“最后 五分钟”。我们一方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住，不退，一步也不能退。退 到汉中，我是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准备反攻。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 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从情报中得知，南天门那里是原刘存厚的部队 驻守，兵力薄弱。刘存厚部是叫我们打怕了的，怕得很。我们决定，以南天 门为突破口，发起进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仍放在二线休整， 不到反攻时刻，决不往外拿。反攻的力量，是早就准备了的。
南天门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我到过那里，山非常高，悬崖峭壁。晚间战士们出去放哨或解手，一不小心滚下山去就完了。其地势险要，可想而知。 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是想 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我们就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定在这里。我事先去看了 地形，记得有九军的孙玉清同志在，还有四、三十军的同志们。总部下了决 心，从青龙观突破。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夜战，奇袭。这一着很成功，一突 破就象把刀子迅速插进去，敌杨国祯旅大部被消灭。我们乘胜追击，猛追， 饭也顾不上吃。敌人一个团长还在打电话下命令就当了俘虏。如果我们兵退 汉中，那就坏了，不仅不会出现反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连立脚之地都没有。 打下去，插进去，还消灭不到敌人的主力，仅仅是突开了一个口子。把 守阵地的敌军消灭了，把敌人增加上来的预备队消灭了，而刘湘的主力还没 有动，我们还没有咬住它。所以，插进去以后，就要迂回包围，消灭刘湘的 主力。你突破么，不就是为了创造迂回敌人的机会，包围和消灭敌人，争取反攻的全胜吗。 但这时，又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左旋，还是右旋？左旋向东，东边是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右旋向西，西边是范绍曾师，不是敌人的主力。我 和陈昌浩、李先念同志商量，坚决主张左旋，旋刘湘的主力。这三个师是刘 湘的王牌部队，全新装备，攻到了万源一线，还没有退下来；东面的阵地呈 斜形，我们插下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口，敌人退下来，必然被我们堵 住。他们想通过，就得攻坚，那样的地形，攻坚谈何容易呀。显然，左旋地 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了刘湘的三个师， 他要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这是左旋的好处。右旋旋什么？旋范绍曾师。右 旋向西，西面敌人撤退的路线和我们追击的路线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很不 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主力部队。我们在 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弄了大 半天，就是讲不通。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不听他的命令不行呀。 最后，我们只好向西旋。
范绍曾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他还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经带着队伍逃跑了，一气退到马渡关南面，在山上把工事筑起来， 你攻人家攻不动。右旋没旋成，只好再回头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 来，我们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这样，东线反攻就告结束。事 后看来，左旋是对的，右旋是错的。如果开始就左旋，刘湘的主力很可能被 我们全歼，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东线的反攻结果不理想，只有从西线想办法。我们把主力集中起来，到西线去搞。第一次突破，选在通江城南敌第三、第四两路的接合部——冷水 垭。利用夜袭，突破很顺利。接着，向纵深发展，但因敌人缩得很快，没有 取得多少战果。他们退到已中一带守起来，我们又进行第二个夜袭突破，西 线敌人开始全线撤退。李家钰部向仪陇方向退却，杨森部向营山一带退却， 巴中县城的敌人早已跑光。敌人跑得那么快，我们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 昼夜急进，同敌人抢时间。时间就是胜利。耽误了时间，就会象东线反攻那 样，失去战机，什么也捞不着。
这时，我和三十军的部队已经进到巴中，又遇到深迂回还是浅迂回的问 题。张国焘来电话，要我们渡过巴中河，顺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 结果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不会兜住敌人。这次，我和先念同志商量，不 能再听张国焘的瞎指挥。我说，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了仗再说，我负责！先念同志说，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下决心搞深迂回，大 纵深的穿插迂回，命令部队立即从巴中出发，经风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 以西的黄木垭、旺苍坝。
我军不分昼夜，快速穿插，抢占黄木垭。刚把阵地占住，敌人恰恰退了 下来。他们挑着枪支和行李，被抓来一问，原来是打前站的，大股敌人还在 后面，这就好啦。黄木垭一仗，打得很激烈。敌第二路田颂尧部的十多个团， 一万四五千人，被我们包围全歼。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 一个战斗，缴获很多。
迂回问题，该迂回哪部分敌人？哪个方向？迂深迂浅？看来是个战术问 题，但对战斗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西线搞了这么一家伙，各路敌军纷纷逃命。我们乘胜追敌，但没有追好。 追到仪陇地区打了一仗，本来想吃掉李家钰的，但因我军没有抢到要点，部 队分散，指挥不灵便，敌人集中到仪陇县城守起来，那是个山城，易守难攻， 不好再打。北面的邓锡侯一路也没搞到，杨森一路早已跑掉，西线的战事就 没有多少戏好唱的了。红三十军一部，一直追击到嘉陵江边。至此，刘湘的 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便彻底破产。
三十军的部队追到嘉陵江边上，还追不追？要不要过江？我和先念同志 商量，主张立即派一个师打过江去，在对岸搞一块地方。因为南部那一带地 区搞过暴动，有群众基础，我们乘胜过江，有一个师的兵力就能打开局面， 先站住脚，然后再继续发展。四川军阀是叫我们打怕了的，对付这个师他们 没有多少办法，而且我们还可以增援。红军控制住嘉陵江两岸，回旋和发展 余地就大啦。
川陕革命根据地已经是两次拉锯，红军打下去，收回来，又打下去，又收回来。这中间，战争的破坏很厉害，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弄得经济 很困难，老百姓没有饭吃，青年人没有多少，叫民穷财尽。所以，我和先念 同志积极主张打过嘉陵江去，不管怎么样，为日后发展计，先去一个师再说。 部队已经上了船，等命令过江，但张国焘不同意。他说，根据情报，东南刘 湘的部队有向江口进攻的企图，我们的部队不要过江。我们说，大部队不去， 上去一个师搞块地方，这样两边活动总好一点吧。但他很坚决，反对过江。 那就只好作罢。
后来，红四方面军还是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的时候，真是叫人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同志的主张比较好：趁 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分人跨过嘉陵江，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 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成，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过江，沿 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四 粉碎“六路围攻”后，有两个重要的会议。 先是在毛裕[浴]镇召开的政工会议。四方面军的政治干部文化水平低，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起来，政治工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需要解决。这次会 议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总结了以往的工作经验。为 了激励斗志，还表彰了在反“六路围攻”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一些部队 荣誉称号。如授予七十三团“攻如猛虎”奖旗，七十五团“守如泰山”奖旗； 二六三团“钢军”奖旗，二六五团“夜老虎”奖旗，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 奖旗，二六九团“百发百中”奖旗，等等。这次会议，对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政工干部的责任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部队的建设，起了 积极作用。陈昌浩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 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 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经失去 了信心，不过话没有说明就是了。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再向 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 回旋余地不大。因为是随便交谈，他对我的意见也未置可否。
接下来是在清江渡开的军事会议，团以上干部参加，总结反“六路围攻” 的作战经验。
经验证明，敌人对付红军的办法是：进攻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多路 “围攻”，分进合击；防御时梯次配置，固守堡垒，沿线封锁，反动游击。 只要根据地存在一天，敌人就一天也不会安宁。旧的“围剿”被粉碎，新的 “围剿”又在准备。我们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收紧阵 地，诱敌深入，重点突破，并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进攻。在战术上， 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以各个击破对付敌人的分进合击；以近战夜袭的特长 打破敌人的攻防，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 灾。
敌人的“六路围攻”被粉碎后，蒋介石又着手布置新的“川陕会剿”计划。如何粉碎蒋介石的“会剿”，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己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中心问题。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 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我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讨论。 这个战略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提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 划，就是要依托老区，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文、武、成、康是胡宗南的“防地”，因而主要的战略目标是打击胡宗南。我当时说，这个计划是能 够实现的。汉中的敌人对我们敬而远之；四川军阀叫我们打怕了的，用部分 兵力牵制他们就行。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相当孤立，我们集中三个军以 上的精锐部队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消灭他。这样，我们的武器弹药能得 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的 新的“围剿”就好办得多了。会议期间，大家没有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一个《军事教育大纲》，集中反映了我们的训练教育经验和要求。苦练，勤练、精练，出战斗力。那时的要求很严格，平时练， 战时练，正规红军练，地方武装也练。象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和 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等，都是反复演练的内容。部队 除了打仗和作群众工作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搞军政训练。有些新兵，来了 几个月就能打仗，就是因为训练严格、经常，从实际出发。
不久，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时 间大概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电报我看过，印象很深。
中央红军的处境，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 的电台不断将情报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外，陈昌浩同志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 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中央的命运，谁不关心呀！因为情况 不大好，也不便向下面去讲。反正心里都很着急。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立 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抽不出去；少了，去一 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的报纸上我们得知徐海东部到达豫西一带的消 息，当然，也需要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那就更别想回来啦。 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 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的上游， 江面不宽，容易渡过。我们拿下了广元、昭化，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进而 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策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但是，出兵广元后，计划没完成。打广元是为了取昭化，羊模坝一战， 消灭了敌人一部分，追击不够；而广昭两城因敌人死守，我们没有攻下来。 于是我们回兵出汉中，进行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幌一枪，调动和迷惑川军，以策 应中央红军和二十五军。我们主要是想打胡宗南。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可 以提出不同看法，但不是身临其境，就不知道其中的底细。这事我后来问过 陈昌浩，他也说，主要是想迷惑敌人，把敌人吸到北边去，我们好从南边搞。 实际的准备工作也是这样，在进行陕南战役的同时，三十一军就留在川陕根 据地积极造船，进行训练，力强渡嘉陵江作准备。为什么要强渡嘉陵江？就 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陕南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也调动了敌人。 但孙蔚如部反共是不积极的，我们和他有没有统战协定我不知道，应该争取 他，我们没有打招呼就攻人家，是不好的。
从陕南回来，就强渡嘉陵江。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的事。我们过江前，先侦察了地形。船工队事先造好了船，抬到江边隐蔽好，夜间抢渡。总部决 定我打先锋，带队伍过江，张国焘和陈昌浩留在根据地，支撑局面。第一次 从苍溪地区过江没有成功，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那里地形不好，有 些同志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第二次改为从阆中南（北）面的塔子山强 渡。《三国演义》里不是说张飞守阆中吗？就是那个阆中。这次抢渡很顺利， 前锋部队攻上敌人的第一道阵地，敌人才发现。
从过江到攻打剑门关，是突破缺口。我们乘胜追击，向右迂回敌人，把敌人包围在剑门关消灭了一部分。剑门关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 它是个高山；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的。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 险要，我说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 我们是从南边打过去的，没费多少力气就拿下了剑门关，消灭了邓锡侯的一 个旅。
第二步是进击。打到涪江两岸的江油、中坝、彰明地区，又在梓潼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本来计划拿下江油后，在文、武、成、康、碧口一带消灭胡 宗南的主力，实现川陕甘计划，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可是，部队兵力有限， 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炸药，拿不下江油。这时，邓锡侯调集了十六八个团增援 江油，我们乘势打援，在江油以南布阵势，把钻进来的敌四个团结消灭了。 接着乘胜追歼逃敌，克中坝、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这时，部队控制 了东起嘉陵江边，西至北川，南抵梓潼，北至青川、平武的广大地区。如按 原计划向北取甘南，深感兵力不足，我就催后方派部队来援。
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呀。我打电报左催右催，后续部队就是 上不来，原因是张国焘要撤出川陕根据地，搞大搬家。他慢慢腾腾，瞧来瞧 去，自己不来，也不叫陈昌浩来，对下一步战役如何发展，不吭气，我们于 着急。这样一拖拖了四十天，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战机就是三、 五天，不是总有。利用战机乘敌不备，打破一个要点，接连下去就能打开局面。你如果把战机失去以后，再找战机是好不容易的。并且，胡宗南是蒋介 石的主力田部队，虽不如西北军强，但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我们耽误 了时间，敌人加强了准备，再啃就啃不动了。结果，三十军、三十一军在青 川、平武攻了一下，人家筑好了工事，没打出个名堂。张国焘就大搬家呀， 什么都搬，还指挥部队烧房子，搞什么坚壁清野，我到延安才听说。
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的命运问题。如果当 时实现了这个计划，中央红军北上后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大不一样的。
五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详情，我不清楚。事先没有这样的计划，原先决定的是要搞川陕甘。我在前面打仗，他和陈昌浩在后面就变了卦。退出通 南巴后，又没有留多少部队，只留下刘子才同志率千把人枪，打游击。刘子 才不是个很精干、很有办法的领导人，不久就被敌人搞垮了。如果把王维舟 同志和红三十三军留下，情形会好得多，也许能够坚持到抗日战争。
整个说来，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张国焘搞“左”的一套有很大关系。 在鄂豫皖是这个问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问题。他这个中央代表是 王明派来的，执行的是王明路线，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 要是当过保长的，都要杀掉；认定是地主的，也杀掉。其实，有的保长是穷 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人也不是地主。不分青红皂白。把 他们都杀掉，只能孤立自己。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也“左”，把小商人、小 经纪人都当资本家打倒，一块银元才买二两到四两盐。对地方部队，本来应 好好地帮助、提高、发展，但三十三军帮助了他，他却削弱人家，不相信人 家，尤其是后来取消了三十三军的番号，很不对头。还有“肃反”政策，更 是“左”的，把许多革命同志当敌人杀掉，令人痛心。“左”的结果，把根 据地搞得民穷财尽，没有人力，没有物力，没有财力。农村开会，大多数人 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去当红军了；没有当上红军的年轻人，是些地主富农出 身的，红军不要他们。根据地没有人力、物力、财力，还能长期存在吗？是 存在不了的。
根据地的存在、巩固和发展，最小限度要有两个条件：政策对头，消灭敌人，二者是互相联系的。部队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 要武器弹药。我们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吃没穿没有人，打什么仗呀？ 不打仗和消灭敌人，武器弹药从哪里来呀。就是说，政策搞对了头，有了人 力、物力、财力，才能保证部队的发展壮大，才能保证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另一条是军事上打胜仗，打歼灭战。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是很正确的。对于敌人，伤其十指，无碍大局，他擦了药又好啦。断其一指， 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敌人那里取得补充物资，发展我们自己，进一 步扩大根据地。在当时的条件下，敌人的部队有补充，我们没有补充。每打 一仗，就应该考虑究竟为什么要打，怎样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以补充和发 展自己，这是军队存在的重要方面。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败他们呢？怎么 取之于敌呢？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教训之一就是和敌人拼消耗。 你人力没有他多，财力没有他多，物力没有他多，怎么能和敌人去拼消耗呢？ 因此，毛主席主要强调进行运动战。我们的军队是长于打运动战的，战士能 吃苦耐劳。“围点打援”。[，]是运动战；诱敌深入，是运动战。川陕根据 地的“收紧阵地”，则是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一种战法。我们没有多少 武器，但善于打运动战。发挥我们这种优势、特长，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总之，一个根据地要存在和发展，光有军事上打胜仗，而政策不对头是 不行的。在川陕根据地，尽管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但许多政策是 “左”的，王明那一套，再加上战争的破坏，搞得民穷财尽，部队的发 展壮大也受到了限制。那时困难重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就是 打出去。但打出去以后，又没有实行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依托老区，发展新 区，而是搞大搬家，一误再误，最后弄得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张国焘 的罪过。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 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保证了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保 证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只要我们 一时一刻也不忘记人民，不脱离人民，革命事业就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