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企业家的自杀现象

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
汪丁丁/文
读了山西和陕西两位企业家在1月初先后自杀的报道，我在拥有1630种学术刊物的“Elsevier”出版集团的服务器上查找关键词“自杀”，结果找到了2516篇学术论文，都是在过去十年内发表的。立刻，我想起加缪的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人类的自杀行为，确实正在成为惟一严肃的问题——因为其余的问题都已经被消解、被当做“花边新闻”、被包装成“消费品”，或者干脆被遗忘。其实，争相报道中国企业家自杀的大众媒体的主编们，又何尝不是在潜意识里努力要迎合那些缺乏思考与想像能力的读者呢？在我们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里，思考和支持思考的想像，早就不再时髦了。由于贫乏的想像和贫乏的精神诉求，大众就向媒体祈求披露任何与“金钱拜物教”欲望相关的“新闻”——富豪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当他们自杀的时候，格外吸引大众眼球。
但富豪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不打算讨论富豪自杀现象，不过我建议读者从辛西娅的《财富千年》里寻找与此相关的数据。企业家自杀，显然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
今天，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们正在批评甚至完全放弃以前用于研究自杀现象的那种过于粗疏的统计方法。他们仍然认为社会因素是理解自杀数据的重要变量。但他们指出，压力、心理创伤以及文化因素，这些变量对自杀行为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有显著的改变。更进一步，在同一年龄组内，不同性别的人群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自杀行为（参阅P. Cutright，2000，“Effects of Societal Integration, Period, Region, and Culture of Suicide on Male Age-Specific Suicide Rates：20 Developed Countries, 1955-1989”，《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 29，pp. 148-172）。
最后，在自杀研究的学术传统内，人们非常关注自杀行为随季节变动的规律。春季和初夏被认为是自杀高峰期，秋季与冬季则是自杀低谷期（参阅V. Ajdacic-Grossa，et al，2003，“are seasonalities in suicide dependent on suicide methods? a reappraisal”，《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 57，pp. 1173-1181）。
2002年11月发表的一份中外学者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五大死因，但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自杀行为以及中国人自杀模式的独特性质。”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地区差异之后，这份研究报告披露了导致中国人自杀的最重要的若干因素，按照权重大致排列如下：（1）严重抑郁症状，（2）以往的自杀企图，（3）尖锐和长期的压力感，（4）低下的生活质量，（5）人事矛盾，（6）他人自杀事件或血腥事件的影响。作者们指出，尤其是当上列诸因素联合作用的时候，自杀率特别高。
这一论文的作者们，2002年3月在同一刊物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1999”，《Lancet》，2002，vol. 359，pp. 835–40，以数据说明，中国人的自杀率从55岁开始，在乡村几乎总是超过了在城市的三倍。另一方面，55岁以下人口的自杀率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在40岁达到谷底，再逐渐上升。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其实很难判断企业家自杀的原因。但从多篇报道中可以看出，自杀企业家的年龄往往在50岁以上。从上引论文我们知道，这一人口群组的自杀倾向大大高于更年轻的人口群组。换句话说，让企业家群体比其他职业群体表现出更高的自杀倾向的原因，可能是这一群体的偏高的年龄结构。
当然，另一方面，根据报道，多数自杀企业家居住在城市，那里的自杀率远远低于乡村。因此，在排除了心理异常和疾病等因素之后，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如果表现出比城市里的其他人口群体更显著的自杀倾向，那么，他们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上列第（4）、（5）、（6）诸因素很可能同时作用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的企业家群体，从而引发特别显著的自杀倾向。
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在他们的论文里指出：在转型社会里，由于社会动荡和生活压力，各年龄组人口均有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的同年龄组人口的自杀率和他杀率。例如，不能否认，因政策偏差，最近这次“宏观调控”让许多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同样不能否认，特别珍惜个人信誉的山西企业家赵恩龙之死，是对一个信誉败坏的病态市场社会的抗议。
19世纪末叶，摩根以其个人魅力和家族财富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政府信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他被问到“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比金钱和财产还重要吗？”“比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金钱买不到品德……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参阅《伟大的博弈》第8章，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
作者为该刊学术顾问
背景
两名企业家魂断新年
2005年1月1日，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选择在新年第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天上午6点40分，赵恩龙还在办公室。7点10分左右，人们在办公楼西头的水泥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根据种种证据，警方认定为跳楼自杀。
同一天傍晚，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600080）副董事长徐凯进入西安某酒店自己的房间，此后再也没有出来。直到1月4日警方强行进入，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2005年初的商界，被两则企业家自杀的消息笼罩着。
为何自杀
两则死讯都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山西鑫龙所在的运城，有人针对赵恩龙的自杀说：“可惜了，有福都没办法享受了。”普通百姓很难理解，在他们眼中生活优裕的富豪，为什么就这样自杀了？
赵恩龙死后，人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手写的遗书，主要说到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和朋友的借款无法如期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很多，等等。另外，赵的秘书张江涛向警方证实，“近期企业运转极端艰难，赵恩龙思想压力大，情绪波动大。”据此，企业经营上的问题应该是导致自杀的原因。
赵恩龙被葬于老家运城市闻喜县阳盱乡东杜村。他出身草根，家境贫寒。曾任运城地区建委印刷厂厂长，由于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免去职务，此后开火锅店，1998年创建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年8月，2002年9月组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本部注册资本5183.1万元，总资产达4.5亿余元。下属四个控股公司、四个关联公司。其控股公司关铝阳极材料公司和关铝阴极制品公司分别投资1.2亿和1.17亿元，生产的煅后焦和阴极碳块主要供给山西关铝公司生产电解铝。
鑫龙公司的一名工人称：“公司自从投产以来就没有赚过钱。” “因为设备质量差和技术落后，设计合格率在70%左右，但实际合格率不到20%。”
更为严峻的是，就在企业急需资金进行技改和周转时，国家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行业实施宏观调控，鑫龙集团涉及电解铝和房地产两大行业，全部触到了国家紧缩银根的风头之上。
“资金链”断裂，使得鑫龙陷入困境。据悉，在赵恩龙自杀后，鑫龙集团以及下属公司已涉及债务诉讼11起，涉案标的超过两个亿。其中最大的一笔诉讼原告方为工商银行运城分行，涉案标的1.8亿元。
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副局长王有恩透露，赵恩龙还借了朋友好多钱。“赵恩龙对朋友很义气，但他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无法面对自己的朋友，生活圈没有了，这是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赵恩龙一样，徐凯的突然自杀，也引起了外界对金花集团财务状况的怀疑。但调查发现，徐凯自杀是病痛与私人生活所致。
据了解，徐凯有过三次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徐凯的去世并未影响到金花集团的日常工作，据金花集团总工程师张培合称，最近一年多来，徐因身体原因只是挂着副总裁的职务，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司管理。
企业家综合症
这两起自杀案原因各异，但也隐含了共同点，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家健康状态的关注。
赵恩龙生前，由于长期的经营压力而不堪重负，精神上出现抑郁症状。而徐凯则患有忧郁症、前列腺炎、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两个多月前，均瑶集团董事长王钧遥也因积劳成疾去世。
2005年1月上旬,宁波市企业家协会组织了一批知名民企老总在一家宁波市顶级体检机构体检，发现32名企业家中，有31人身体处于患病或不健康状态。
除了生理健康，富豪们的心理健康也不容乐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是浙江省最重要的精神病医院，该院一位主任医师介绍说，“我收治的病人来自各个行业，但近几年企业家也越来越多。按照人口比例来讲，企业家绝对属于心理疾病高发职业群体。”他分析说，这个群体之所以心理疾病高发，实在是各方面的心理压力过大，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位医生讲了这样一个案例：2004年10月，台州的一位富豪主动上门，和这位医生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医生，最近生意不好做，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都来催债，订单是接到了，但三天两头停电，无法正常开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很疲惫。最近一两个月，他发现自己精神有些恍惚，还有幻听现象，有时候早上睡觉醒来，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万念俱灰。
“在他和我聊天的一个小时里，两个手机一开始就是关着的，但每隔十来分钟，他就拿出来看看有没有电话，有时候还对着空气点头微笑。后来我嘱咐他的爱人，让他停止工作两个月，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好好度个假。”
这令人联想起赵恩龙生前说自己“活得很无聊”。无独有偶，徐凯自杀前，最后见到他的人是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徐凯向她提及感情上的失落与孤独，并透露了自杀的念头。他说，自己虽有上亿资产，但是没有得到真爱，“感到很孤独，没有意思”。
新年伊始，两位企业家以死亡提醒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
□记者 郭玉洁/文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