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孝正：不能仅看GDP幸福指数更重要［转］-邹士方的官方原创博客 -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14:23
周孝正：不能仅看GDP幸福指数更重要［转］■演讲者小传
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和“人口社会学”等课程。进行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基础科学研究”；参与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的研究和撰写等多项课题研究。
主要著作有《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人文公民美育堂》等十多部。
■演讲者：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演讲时间：2009年5月
■演讲地点：广州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听著名社会学家讲解“以人为本”思想的几个具体例证
■认为单方面追求GDP不准确，应该是绿色GDP，而更重要的是幸福指数
■要想百姓爱国，就得爱老百姓，善待老百姓
■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
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30年前邓小平的一次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思想解放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对应的是“阶级斗争是硬道理”；到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那就是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和以前说的“以民为本”有什么区别呢？
人民是政治概念，人是生物学概念。为什么要这样改呢？人民、敌人这些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看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生产资料多的就是地主，少一点的就是富农，再少一点的就是中农，然后就是下中农、贫农、赤贫三级佃农。
上个世纪中国曾经批判过人道主义，大家都知道，雷锋有过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三句都对，但是“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不对。1996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十条修正案，第一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定为有罪”，要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终审，判为有罪才是罪犯，没有判罪之前是犯罪嫌疑人，这是无罪推定。原来我们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改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以人为本。
法律就是保护弱者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法律没有禁止的则可以自由行事。以前有一个词说是“依法办事”，严格来说应该是“依法不办事”，法律说不许杀人放火你就不许杀人放火，法律没有说的那些你都可以干。比如说在电脑上编一个软件，一开始可以，后来发现不行，那是电脑病毒。所以立法禁止，法律可以与时俱进。
■不要“带血的GDP”
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先就应该改指标——GDP是某些经济学家发明的指标，不准确，因为能源、材料消耗过大。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以后各省不要统计GDP了。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什么是GDP。盖房拆房都在创造GDP。中国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寿命平均是30年，而世界是平均60年，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建筑师，寿命是小于他所设计的建筑的寿命，而我们建筑师的寿命大大高于建筑的寿命。拆了盖、盖了拆，GDP直线上升。
原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说过，“要清洗带血的GDP”。那一年产值20万亿，事故死亡人数也在大增。胡锦涛总书记也做了一个结论，叫“30年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GDP作为经济指标是方向性的错误，怎么办呢？改成绿色GDP。
比如，一个造纸厂的产值是1亿，排出的废水将一条河水污染了。要恢复就得建造一个污水处理厂，把这条河流的水质恢复到原来的标准。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折旧以及消耗，一年1.3亿，按原来的GDP计算方法，是1亿加上1.3亿，就是2.3亿。现在的算法，造纸厂的GDP是正的，污水处理厂的GDP是负的，负1.3亿加上正1亿，就是负3000万。那这造纸厂就没有意义了，应该关停并转。这就是绿色GDP。
国家有关部门曾呼吁10个省参加绿色GDP核算，当时积极性很高，但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无疾而终。绿色GDP没有什么不好，实施起来阻力也很大。
绿色GDP还不是根本，幸福指数才是根本。幸福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客观的用GDP衡量，人均达到8000美金，高了不成，少了也不成，是一个适度。主观则是幸福感。圣雄甘地说过：“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我们儒家也有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儒家解释天理就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说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你娶了大奶娶二奶，娶了二奶娶三奶。存天理是存人类正当需求，灭人欲是消灭人的贪欲。
幸福指数搞得最好的就是不丹王国，那里是联合国确定的全世界搞幸福指数最好的地方。不丹王国是世袭制，小王储到欧洲学习，父亲去世后回国继承王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王位，放弃王位之后组织民选政府，然后在国家推行幸福指数。不丹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人也不是很多，交通也不方便，但是国民健康、快乐、长寿。不丹的年轻人可以到世界各国留学，国家给钱，学完了全部回来。因为人都是候鸟，哪儿好就往哪儿飞，但是不丹国民都要回到祖国，因为祖国好，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这是所谓幸福感。不丹的硬件也挺好，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而我们国家这三样全部出现问题。比如太湖废水污染问题。当环保官员查处排污企业时问工厂为什么这么干，你们祖祖辈辈的家乡就在太湖边，你们把家乡整成这样，将来你们的子孙怎么办？人家说得非常干脆：“我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之后全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发展并不难，但是可持续发展很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指标体系就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市、哪一个县将幸福指数搞上去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前几年，环保部和中央组织部有一个课题就是绿色GDP，现在改成幸福指数了，提拔干部就是看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有几个指标，其中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完全是客观的，不好做假。比如2006年宣布白鳍豚灭绝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原因是人类的不恰当活动，要加个说明——“由于中国人的不恰当活动”。各地新官上任时先统计物种，物种分三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干了五年之后再统计，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调查，看看有什么变化。如果生物多样性增加，那就升官，其实这很不容易，别说增加了，减少的速度不那么快就应该升官。
■要想让老百姓爱国
就得爱自己的老百姓
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根据财富、权力、声望这三要素，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底层、中层、上层。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李铁映先生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与流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框架，将中国人分成十层。简单来说，最低那一层是边缘弱势群体，用国际语言来讲就是难民。难民又可以分为四种：政治难民、经济难民、环境难民、社会难民。经济难民的标准，2007年的标准是年收入683元以下，2008年是786元，从2009年开始是1067元，也就是一天不到2.92元。
这样的标准还有待提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扶贫办定了一个贫困线的标准是“双二百”，200元人民币和200斤口粮。1978年的200元人民币顶2008年多少钱？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在30年前1978年城市人口每年的收入是343元人民币，现在变成了13786元人民币，城市人口的收入实际增长了6.5倍，根据报告中的这些数字可以推算出30年的物价上涨多少倍，最起码是6倍。那时候的200元，现在就等于1200，而现在的标准是1067元，还没有赶上通货膨胀。
实际上我们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农民也是人。2001年入世时，湖北监利县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来解决。
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终于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就触及到中国的一个政治安排，根据《选举法》，96万农民兄弟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而24万的市民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这就是1/4条款。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1/10的选举权，到邓小平同志时修改了《选举法》变成了1/8，到现在的1/4。现在农民小时工资是市民的1/4，政治和经济是因果关系。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李昌平提出三农问题，就是呼吁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国民待遇。原来农民是农民待遇，市民是国民待遇，来到中国的洋人是超国民待遇。比如说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是15%，内企就是33%。到2006年入世五年了，承诺的五年过渡期结束，人大修改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由15%提高到25%，内企由33%降到25%，所得税税率的并轨上，中国政府实行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中国历来讲究良性互动，一个国家要想老百姓爱国太简单了，你就爱老百姓，首先不要欺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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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和“人口社会学”等课程。进行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基础科学研究”；参与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的研究和撰写等多项课题研究。
主要著作有《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人文公民美育堂》等十多部。
■演讲者：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演讲时间：2009年5月
■演讲地点：广州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听著名社会学家讲解“以人为本”思想的几个具体例证
■认为单方面追求GDP不准确，应该是绿色GDP，而更重要的是幸福指数
■要想百姓爱国，就得爱老百姓，善待老百姓
■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
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30年前邓小平的一次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思想解放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对应的是“阶级斗争是硬道理”；到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那就是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和以前说的“以民为本”有什么区别呢？
人民是政治概念，人是生物学概念。为什么要这样改呢？人民、敌人这些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看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生产资料多的就是地主，少一点的就是富农，再少一点的就是中农，然后就是下中农、贫农、赤贫三级佃农。
上个世纪中国曾经批判过人道主义，大家都知道，雷锋有过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三句都对，但是“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不对。1996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十条修正案，第一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定为有罪”，要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终审，判为有罪才是罪犯，没有判罪之前是犯罪嫌疑人，这是无罪推定。原来我们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改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以人为本。
法律就是保护弱者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法律没有禁止的则可以自由行事。以前有一个词说是“依法办事”，严格来说应该是“依法不办事”，法律说不许杀人放火你就不许杀人放火，法律没有说的那些你都可以干。比如说在电脑上编一个软件，一开始可以，后来发现不行，那是电脑病毒。所以立法禁止，法律可以与时俱进。
■不要“带血的GDP”
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先就应该改指标——GDP是某些经济学家发明的指标，不准确，因为能源、材料消耗过大。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以后各省不要统计GDP了。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什么是GDP。盖房拆房都在创造GDP。中国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寿命平均是30年，而世界是平均60年，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建筑师，寿命是小于他所设计的建筑的寿命，而我们建筑师的寿命大大高于建筑的寿命。拆了盖、盖了拆，GDP直线上升。
原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说过，“要清洗带血的GDP”。那一年产值20万亿，事故死亡人数也在大增。胡锦涛总书记也做了一个结论，叫“30年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GDP作为经济指标是方向性的错误，怎么办呢？改成绿色GDP。
比如，一个造纸厂的产值是1亿，排出的废水将一条河水污染了。要恢复就得建造一个污水处理厂，把这条河流的水质恢复到原来的标准。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折旧以及消耗，一年1.3亿，按原来的GDP计算方法，是1亿加上1.3亿，就是2.3亿。现在的算法，造纸厂的GDP是正的，污水处理厂的GDP是负的，负1.3亿加上正1亿，就是负3000万。那这造纸厂就没有意义了，应该关停并转。这就是绿色GDP。
国家有关部门曾呼吁10个省参加绿色GDP核算，当时积极性很高，但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无疾而终。绿色GDP没有什么不好，实施起来阻力也很大。
绿色GDP还不是根本，幸福指数才是根本。幸福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客观的用GDP衡量，人均达到8000美金，高了不成，少了也不成，是一个适度。主观则是幸福感。圣雄甘地说过：“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我们儒家也有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儒家解释天理就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说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你娶了大奶娶二奶，娶了二奶娶三奶。存天理是存人类正当需求，灭人欲是消灭人的贪欲。
幸福指数搞得最好的就是不丹王国，那里是联合国确定的全世界搞幸福指数最好的地方。不丹王国是世袭制，小王储到欧洲学习，父亲去世后回国继承王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王位，放弃王位之后组织民选政府，然后在国家推行幸福指数。不丹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人也不是很多，交通也不方便，但是国民健康、快乐、长寿。不丹的年轻人可以到世界各国留学，国家给钱，学完了全部回来。因为人都是候鸟，哪儿好就往哪儿飞，但是不丹国民都要回到祖国，因为祖国好，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这是所谓幸福感。不丹的硬件也挺好，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而我们国家这三样全部出现问题。比如太湖废水污染问题。当环保官员查处排污企业时问工厂为什么这么干，你们祖祖辈辈的家乡就在太湖边，你们把家乡整成这样，将来你们的子孙怎么办？人家说得非常干脆：“我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之后全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发展并不难，但是可持续发展很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指标体系就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市、哪一个县将幸福指数搞上去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前几年，环保部和中央组织部有一个课题就是绿色GDP，现在改成幸福指数了，提拔干部就是看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有几个指标，其中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完全是客观的，不好做假。比如2006年宣布白鳍豚灭绝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原因是人类的不恰当活动，要加个说明——“由于中国人的不恰当活动”。各地新官上任时先统计物种，物种分三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干了五年之后再统计，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调查，看看有什么变化。如果生物多样性增加，那就升官，其实这很不容易，别说增加了，减少的速度不那么快就应该升官。
■要想让老百姓爱国
就得爱自己的老百姓
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根据财富、权力、声望这三要素，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底层、中层、上层。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李铁映先生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与流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框架，将中国人分成十层。简单来说，最低那一层是边缘弱势群体，用国际语言来讲就是难民。难民又可以分为四种：政治难民、经济难民、环境难民、社会难民。经济难民的标准，2007年的标准是年收入683元以下，2008年是786元，从2009年开始是1067元，也就是一天不到2.92元。
这样的标准还有待提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扶贫办定了一个贫困线的标准是“双二百”，200元人民币和200斤口粮。1978年的200元人民币顶2008年多少钱？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在30年前1978年城市人口每年的收入是343元人民币，现在变成了13786元人民币，城市人口的收入实际增长了6.5倍，根据报告中的这些数字可以推算出30年的物价上涨多少倍，最起码是6倍。那时候的200元，现在就等于1200，而现在的标准是1067元，还没有赶上通货膨胀。
实际上我们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农民也是人。2001年入世时，湖北监利县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来解决。
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终于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就触及到中国的一个政治安排，根据《选举法》，96万农民兄弟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而24万的市民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这就是1/4条款。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1/10的选举权，到邓小平同志时修改了《选举法》变成了1/8，到现在的1/4。现在农民小时工资是市民的1/4，政治和经济是因果关系。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李昌平提出三农问题，就是呼吁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国民待遇。原来农民是农民待遇，市民是国民待遇，来到中国的洋人是超国民待遇。比如说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是15%，内企就是33%。到2006年入世五年了，承诺的五年过渡期结束，人大修改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由15%提高到25%，内企由33%降到25%，所得税税率的并轨上，中国政府实行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中国历来讲究良性互动，一个国家要想老百姓爱国太简单了，你就爱老百姓，首先不要欺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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