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白玉持荷童子　发上来看看吧 - 雅昌茶舍 - 雅昌艺术论坛 - Powered b...

宋、元、明、清玉器中常见的玉婴戏收藏家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关于其年代鉴定也是众讼纷纭、莫衷一是，分歧较大。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是颇值得反思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仍是鉴定标准问题。其实玉婴戏鉴定标准仅以出土的婴戏来说并不多，作为直接的鉴定标准虽然是铁证，但件数太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间接的鉴定标准还是有很多的，如宋朝及其以后的婴戏图、佛教石雕上的“化生”、泥塑摩罗(磨喝乐)、陶瓷上的婴戏画及孩儿枕等都可用作鉴定婴戏玉雕的参考。我所见的宋代婴戏图上的婴童都是天真活泼、幼稚可爱的。所见出土玉婴不下四五件，一件是出于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公社金墓出土玉童（图1），头戴截脚硬幞头，面容稚气，略带苦相，身着对襟棉袄，双腿交*作行走状，左手执蕉叶垂于背上。此硬幞头是宋朝廷官僚所用之冠，同时辽邦汉制服装亦采用之。硬幞头双脚甚长，此童硬幞头双脚被截短，仅留下一短茬，这是碾玉时因材施艺、受材料制约之故。可证此玉童年代上限为宋辽，其衣裤均为汉服，不是契丹或女真的服装。因此玉童出于金墓，故定为金代(这是它的下限)，也就成为唯一一件金·南宋婴戏玉雕的标准器，但是他那苦涩的面相却不是正常的常见的童婴表情，这与宋婴戏图上的面相根本不同，所以此苦涩面相是个别例证，亦不具有典型意义，这样便降低了此童婴的鉴定标准器价值，这是我们在古玉鉴定工作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即要正确地认识出土古玉的鉴定标准的价值含量，不是所有的出土古玉都具有百分之百的鉴定标准含量。对待出土古玉必须作具体分析，应该是何年代要经过科学鉴定，当然，其下限不会晚于墓葬年代，另一批出土婴戏玉囝是广汉和兴乡南宋窖藏之物，广汉文管所定为南宋，张尉主编《新见古玉珍赏》正式发表了2件(223、224，邱登城文)，一件为行走状立童，另一件为莲花盆栽之侧跪一顽童，两件都是薄片状，厚度不明，可供鉴定时参考。其三是四川华蓥市双河镇昭勋村南宋四川宣抚使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及其家族人员墓葬所出土者，玉婴作双*行走状，圆面八字眉，头脑后突出是其特点（见张尉主编《新见古玉珍赏》），其墓地下限相对明确，可以作为鉴定标准。其四是1992年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玉三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件一姊二弟的三童玉雕时，从其左衽长袍筒裤(灯笼裤)、手抱羊羔等特点便认定此玉童雕应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题材玉雕，当属蒙古汗·元朝的制品，很值得深入研究。事后在上海博物馆玉器馆又见到此玉雕，已定为明代早期。此玉童雕不论是蒙古元还是明早期，而都具有鉴定标准器的科学价值，其年代目前尚难达成同一认识，可留待今后研究，可知出土玉器的鉴定标准价值本身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不全是从目验得来，提到思维上分析比较也很重要。上述四种玉童鉴定标准器是来之不易的，尽管在年代下限上尚有一定分歧，但鉴定标准器的科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出土的明代玉婴戏也有若干例可作鉴定标准，如明梁庄王朱瞻与王妃魏氏合葬墓出土一件绿松石童，其质地虽非和田玉，但其形象、做工还与玉婴相似，仍有鉴定标准的价值。此童大头、胖身、跣足、双手执莲，其双眼外眼角与口之双角均上挑，使面容带有微笑的样子，这是其成功之处。此童可能是魏王妃生前之物，由王府玉作用湖北松石制成，其下限为魏王妃卒年景泰二年(1451年)。

　　江西南城明益王朱槟墓出土了两件玉童，面圆形，双目与口均作一横线简化处理，似目口紧闭，也少喜悦的表情，与魏王妃绿松石童子不同。玉童双手执一圭，一足在前，另一足在后，似作行走状。圭上有一孔可供系佩。此童作工简单省略，属粗简之作，如果不是出于益王墓，没有人会承认它是王玉，这说明以作工论物主身份尊卑也要留有余地，不可绝对化、定型化，要承认普遍性中还是有特殊性的。上海卢湾区打浦桥明嘉靖顾氏墓也出土一件持荷童子，作站立状，也是大头矮身，但其面相与魏王妃绿松石童子不同，面无笑容。其作工尚优于益王墓出土的双玉童，看来民玉并非都比王玉差。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代晚期墓出土一婴戏双柄玉杯，双柄共4个童子，在杯的背面还有一跪童，共计5童。童子均作大头矮身状，伸手*足尚不乏动感。作工类似益王墓出土二玉童，极为粗简，好像一个糙坯远远还未碾完便殉入墓中似的，其实不然，它很可能是次玉粗工的商品玉器。一件宝玉碾琢得如此粗劣，反映其社会已坠入即将崩溃的低谷，用一句话来说：“明朝气数已尽。”可以说玉器鉴定不仅限于它的早晚优劣，还可鉴别其社会荣枯、王朝盛衰，这就是玉器鉴定的玄机。

　　《岭南藏玉》所载玉器中，计有7件玉童子为明代所治，均属民玉的中等商品玉器，均比益王玉童作工要好得多。为何江南庶民用玉要高于江西益王府的治玉水平？其实很简单，这是财富和观念决定的。每一玉童的形象、动态均有所不同，如睁眼略具笑容的有玉持荷童子，持瓶荷童子，持灵芝双童，但在玉质上差异较大，正是商家为不同品位顾客提供不同等级的商品的市场规律决定的。手持莲子坐童与上述3件玉童子的面相相似而又更加天真可爱。又如玉持荷双童子面庞、身躯均过于肥胖，玉人在夸张婴童肌体上略有失控之处，但从整体上——玉、工、形、神等等侧面来看还属成功之作。另，白玉双丫髻卧童，青玉相背二童均为明晚期佛教造像上常见的身躯几何形体化的作工，既不讲解剖关系又不受身材比例约束，将人几何形体化，如头似球体或卵圆体，四肢、躯干作圆柱体或扁圆柱体，细部以阴刻线略加刻饰。这种造像作工影响到玉作，于是碾琢出几何形体化的玉雕人物，前述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代晚期墓出土的婴戏双柄玉杯上的5个童子即其典型一例，它在几何形体化的程度上远比此二玉童要明显得多，容易理解。凡属几何化形体作工的立体作品似不会早于明中期，至清在内廷玉作彻底消逝，在民间玉器中仍偶可见。这就是乾隆帝指责苏州专诸巷卖玉不讲工只讲斤两轻重的偏向，这就是晚明盛行的玉器几何形体化的再版和复活，归根结蒂，这种现象就是“市场”所决定的。 清代玉器制造业因受原料制约，顺、康、雍三朝直至乾隆二十四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回部分裂主义者和卓木的叛乱之后，局面开始改观，玉石之路恢复畅通，回部春秋二季贡玉共4000斤，私运至内地的玉材不计其数，皇家与民间玉作玉料丰沛，推进了玉业的兴旺与繁荣。乾隆帝继续贯彻其父雍正帝提出的“精细秀雅”的宫廷艺术的美学标准和验收尺度。在宫廷玉器方面提倡时作玉要庄重敦厚、工谨淡雅、富有画意，仿古玉要以周彝为榜样，做到古意盎然、古色古香。同时他对苏州专诸巷玉作所制玉器上出现的前述以斤两计价的不良倾向提出批评，将琐碎纤巧以及标新立异的新样、俗样等缺点斥之为“玉厄”加以批驳。乾隆帝还提出仿古彝和宋代画意的主张，指导宫廷与民间的玉器制造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种纠偏的旨意对苏州的商品玉器生产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玉器产家与经销商则根据市场需求，生产了大量的供富庶市民所用的玉器。《岭南藏玉》所选刊的110件清代玉器即为乾隆朝至清末的商品玉器，也是不可多得的清代民玉的集粹，在一定意义上，其中不少的玉器亦堪当清代民玉的鉴定标准器。

　　接着明代婴戏，再来看看清代民间玉婴戏作品的特点：

　　1．玉料大多是和田玉，温润莹泽，以白和青白玉为主，体现了尚白的时代潮流。

　　2．玉器的体量增大，表现出清代中期和田玉路畅通、进料至钜的历史背景。

　　3．玉器作工上较为工整，刻画也较为具体，一般地可以做到童婴面庞眉清目秀，略带喜容。

　　4．童婴较多，动感增强，具有明显的把玩性和欣赏性。

　　5．艺术手法上有的是偏重承袭明代样式稍加改进者，还有的强调童婴的天真性格，增添了配合玩具，如戏猫、划船、三童争蟾等等都增加了童婴玉雕的趣味性和人情味。

　　6．扩大了玉婴题材的范围，如白玉哪吒虽非传统的婴戏题材，《岭南藏玉》亦未将其纳入童婴玉雕之列，但是哪吒作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中的英雄儿童，向为庶民百姓所喜爱，并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神童。经玉工以和田白玉精心创造，碾琢一赤身**的童婴，左足踏风火轮，双手执镇妖宝轮作即将投射的姿态，这岂不是一新型婴戏玉雕？从立意上、表现上纳入清代婴戏系列亦未尝不可，想必认同此哪吒是具有二元性的玉雕最为合宜，因为它既属于传统的神童玉雕，又可纳入清代新型的婴戏玉雕。

　　清代宫廷玉器和庶民玉器是清代玉器宝库中的两大体系。据笔者在故宫博物院所见清宫遗玉与新见的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藏玉，仅仅在玉质、作工上存在优劣、精粗、繁简的差别，从总体上看，其崇玉传统、生活来源还是一致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清代玉器遗产是由宫廷玉器与庶民玉器两支玉器支流汇合而成的，所以两者缺一不可，都是清代玉器的瑰宝。
婴戏玉器仅仅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侧面，为了阐明微观鉴定的具体标准，举例稍作铺陈，讲清道理以供读者参考。其他的微观鉴定标准还很多，并不仅仅限于形饰两方面，尚有很多侧面需要查证和比较研究的，不能一一述及，将在文字介绍中加以指明。此外，玉料的鉴定也很重要，甚至是一首要的标准，但考虑到清代玉器玉料主要是来自昆仑山十几处产玉点，《岭南藏玉》所刊玉器的玉料与之相吻合，又由于图片的局限，故未涉及玉料鉴定，而并非笔者不重视玉料鉴定，这是需要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