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儒学发展史上的贡献（谢耀亭）

摘要：子夏作为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当新出土简帛使我们对早期儒学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时，子夏的贡献更显突出。子夏对儒家的创立以及早期儒学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子夏对“六经”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使他在儒学经典的传授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殊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子夏独具特色的思想，使他成为早期儒学“务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子夏的思想溶入到三晋文化之中，对后来处于三晋文化圈中的荀子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子夏，姓卜名商。晋地温邑人（今河南温县），三家分晋后属魏。长于文学，曾任莒父宰。孔子死后，他到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设教。死后葬于今河津东辛封村，至今此地还有子夏墓和子夏祠堂存在，且历代都有修葺。随着上世纪后半叶有关先秦儒家简帛的不断出土，使我们对早期儒学的发展有了重新的认识。在对先秦儒家的重新审视中，子夏在孔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子夏的研究，可使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早期儒学的发展状况。

一

子夏为创立和光大儒学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儒学的创立，不得不归功于孔子。然孔门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实扮演了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的划分可以孔子的去世为界。在孔子去世之前，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同孔子一起创立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他们便成为儒学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我们以孔子去世为界是基于如下考虑：

孔子生前，孔门弟子思想虽于孔子思想有一定的分歧，但不是很大，且孔子及时加以指导。孔子在与其弟子相处过程中，他们会相互受到启发。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便以孔子的学说游说诸侯和传授弟子，遂以儒学的传人面世。

子夏作为孔门“四科十哲”之一，对儒学的创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论语·八佾》中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起，启发之意。子夏启发孔子的是什么呢？是“礼后”，那么比礼更为本质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仁”。在孔子思想中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礼，一个是仁。二者关系如何？子夏一语道破。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以看出礼之本即是仁。孔子的“礼后于仁”的思想爱到了子夏的启发。[1]《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从此语中能否得出子夏对有的书是有机会“赞一辞”的？如果根本没有机会，何必要写“至于为春秋”呢？一部《论语》被后世儒生奉为圭臬。《论语》一书中子夏被提到十九次，且子夏的言论有的与孔子的言论具有相同的权威性，而被广泛传诵，如“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可见后世儒生也承认子夏为儒学的创立做出了贡献。

二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六经”皆有修养的弟子之一。我们在文献中不难发现子夏对“六经”的掌握和运用。

对于《诗》，《论语·八佾》中有子夏同孔子讨论诗的记载。子夏不仅能准确领悟到诗句的深意，且能举一知二。此外，《韩诗外传》、《礼记·孔子闲居》都有子夏在学习诗的过程中遇到疑难向孔子请教的记载。子夏对于《书》的研习，则见于《韩诗外传》和《尚书大传》中。关于《礼》的讨论，见于《论语》、《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中《论礼》和《子贡问》中。关于，《乐》的运用，《史记·乐书》载魏文候问乐于子夏。子夏不仅解释了古乐与今乐的不同，且对乐的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关于《易》的掌握，子夏写有《易传》，但后来亡佚，今存《子夏易传》乃后人伪造。[2]《孔子家语》中《六本》和《执辔》都记载了子夏和孔子谈《易》的情况。至于《春秋》，后人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传授都同子夏有关。

子夏对“六经”的掌握和运用，为其西河之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子夏极具个性的思想，为西河之学后来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也使子夏传播儒学有了可能。

子夏对传播儒学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梁启超先生说：“当孔子在世时，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候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候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儒教第一功巨，舍斯人无属矣。”[3]事实确如梁氏所说，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学说主张，未能受到时君的重视，儒学只是当时流行的诸种学说中的一种。且由于时代环境所致，各国国君都不接受儒家的学说，更谈不上推行，我们从“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记载中，便不难想见。魏文候“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以国力推行孔学，确曾对儒学的发扬光大起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我们可以看出，子夏设教西河，广泛授徒，加之其弟子魏文候以国力推行儒学，儒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子夏开启了三晋儒学之先河，为三晋儒学的创始人。

子夏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上述开启了三晋儒学的先河，创立了西河学派，以及其弟子魏文候以国力推行儒学，更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上。

对于子夏传经，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以宋代洪迈为代表，认为六经皆传自子夏。他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成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4]近人梁启超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列出自子夏到汉的传授系统。我们可以看出，洪氏所举诸经传授系统，都出于两汉魏晋人之说，未必完全可信。梁氏所举，他自己说：“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非著者的责任。”[5]可见他也未做具体的考证。但也有人否认子夏传经，以钱穆先生为代表。他说：“孔门传经系统见于史者惟《易》，而《易》之与孔门，其关系已最疏，其伪最易辩。其他诸经传统之说，犹远出史迁后，略一推寻，伪迹昭然矣。”[6]我们如果明确指明六经由子夏传下来，且传承关系如汉儒传经那样历历可考，则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且不大可能。因为子夏的时代，尚不同汉儒那样重视派系及传人。汉儒的传经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汉代特有的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子夏对经学传播的功劳。

首先，子夏对六经的熟练掌握，为其传经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在汉代人确认的子夏传经系统中，其列于首传者的大多是子夏的弟子，且都有史可考。

再次，从现存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子夏传经的痕迹。《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记载徐防言：“臣闻《诗》、《书》、《礼》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这就是说用章句的形式注释《诗》、《书》、《礼》等经典最早是从子夏开始的。

由上述可知，由于子夏对“六经”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加之魏文侯的礼贤政策，使儒学在西河之地大放异彩。这对当时处于百家争鸣中的儒家来说，可谓是一个极有力的推动，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

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在孔子创立儒学之时就可以看到，孔子正是在吸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之自己的创造，才使儒学得以产生。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自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以开放的胸怀来迎接不断面临的挑战。一个开放的体系就不可能要求学派成员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而恰恰需求来自不同声音的探讨和辩论，在不同的思想中寻求共同的进步。孔门弟子之间，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子夏的思想便颇具特色，试述如下：

第一、注重务外。《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事父母、事君、交友，这些都是具体的实践，子夏认为这也是学习。《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所谓“小道”即农、工、商、医等小的技艺。可观之处，便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从外在世界学习，即使在一些小的技艺中也可学到知识，体现了子夏重视从外在世界探求学习的“务外”思想。

第二、学以致用。《论语·子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运用，用知识来指导实践。“学而优则仕”也反映了其“学以致用”的思想。通过“仕”找到一个发挥“所学”的平台，用学到的知识去指导实践，而并不是把“学”当作“仕”的敲门砖。子夏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影响到荀子。荀子言：“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也表现出“学以致用”的思想。

第三、儒法兼容。子夏为孔门高足，有儒家思想自不必说。但在子夏的思想中也兼容了法家的思想。

首先，重视功利。《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谓“小人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谢氏言：“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7]小人儒便是注重功利的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可见在当时孔子就注意到了子夏的重功利的倾向。而重视功利一向被法家所重视和执行。

其次，对“势”的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有子夏言：“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 善于持势者，就能做到防患未然。可见韩非也承认子夏思想中有“势”的思想。韩非最后总结法家学说为法、术、势三部分。关于势的学说，主要来源于慎到的“势”的思想。而慎到是赵国人，时间距子夏较近，更容易受到子夏思想的影响。

再次，对“信”的重视。《论语·学而》中子夏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子张》中也记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不论是为民者，还是为君者，都应有信。尤其是为君者，更应先施信与民，然后才能使民。这种示民以信的思想，后来为法家及兵家常常使用。

子夏颇具特色的思想，使其开创的“西河之学”也呈现别样的风采，培养出一大批经国济世之才，但他的主要弟子却无一人成为儒学正统传人，而是道、墨、法俱存于西河学派之中。此种现象之形成，无不和子夏独特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子夏思想中的法思想，也使其成为了三晋文化中儒家向法家过渡性的人物。[8]

四

依据修养方法和途径之不同，从宏观上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儒学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倾向，依此思路可把先秦儒学划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由内向外、注重向内探求的“主内”派。一派是由外向内、注重外部制约的“务外”派。[9]子夏开启了早期儒学“务外”之先河。子夏“务外”倾向的形成与三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晋文化表现出进取和创新。晋国始封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由于与戎狄相杂，所以因地制宜。这就有很大的自由度，较少受周制的约束。晋国经历了大灭公族后，公室衰微，受宗法制的影响较少，这就使改革少了许多阻力。晋国从建国初便不断制定法律，且法律不断加以修改更新。这就使三晋文化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生于三晋且长期留驻于此的子夏就处于这种文化熏陶之中。子夏虽在邹鲁地区随孔子学习，但在子夏身上表现出了和曾子不一样的气象，形成“务外”的倾向，明显与三晋文化有关。

清代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一文中认为：“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10]荀子的思想来源极其广泛，其具体的师承关系已不可考，荀子批评子夏氏之儒为“贱儒”，这应是指子夏后学而言，并非针对子夏本人，相反荀子受子夏“西河之学”的影响是有迹可寻的。子夏创西河之学，其成员众多，声势甚大，儒学始在三晋大地上流行开来。我们从曾子指责子夏的三条罪状之一，即西河之民疑子夏为孔子，就可看出当年西河之学的规模和气势。《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有《纪年》、《易经》、《国语》、《名》、《师春》、《穆天子传》《图说》等。其中许多都是与儒家有关的典籍。这说明魏国此时书籍破丰，类目甚众。这与子夏的西河之学在魏国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荀子是赵国郇邑人。刘蔚华先生认为，“荀姓族人可能散居在古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县一带。荀况的原籍大约就在这一带。”[11]这与子夏晚年设教的西河相距不远，且荀子活动的年代距子夏活动年代为时不远。荀子在去齐之前就生活在西河之学的影响圈内，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这并不否认荀子受其他学说影响。高专诚先生也认为：“像李悝这样的人物，很可能担当起子夏与荀子思想之间的传递者的角色。”[12]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悝为三晋法家的始祖，其变法在三晋大地上影响甚大，其事迹和思想一定在三晋大地上广为流传，荀子难免不受其影响。 

新出土简帛使我们对早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不断进行重新认识，我们把子夏放到早期儒学发展史中重新认时，子夏的贡献更显突出。子夏对儒家的创立、早期儒学的传播以及儒学经典的传授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殊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子夏独具特色的思想，使他成为早期儒学“务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子夏的思想溶入到三晋文化之中，对后来处于三晋文化圈中的荀子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由些可见，子夏在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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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徐鸿修．孔门高足 学术大师——谈子夏的历史贡献[J]．济南：孔子研究，2001：1．

[2] 参见刘玉建．《子夏易传》真伪考证[J]．济南：山东大学学报，1995：4．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4．

[4] 洪迈．容斋续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90．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2．

[6] 钱 穆．前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1．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88．

[8] 谢耀亭．子夏法思想论析[J]．运城：运城学院学报，2006：1．

[9] 谢耀亭．从修养方法看先秦时期儒学的发展与走向[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8—9．

[10] 王先谦．荀子集释[M]．诸子集成（二），上海：上海书店，1986：15．

[11] 刘蔚华．荀况生平新考[J]．济南：孔子研究，1984：4．

[12] 高专诚．卜子夏与三晋儒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