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关于“梁效”、“罗思鼎”和“唐晓文”

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5页）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两校“大批判组”其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毛泽东借助于江青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梁效共写出文章二百余篇，公开发表的有181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

　　梁效的文章，除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下属还有三军——史军、闻军、哲军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文章还有：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略论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本文先发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报》上。江青看后，深为欣赏，下令《红旗》转载；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一期一口气发表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等文章共八篇以上，占了该期学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先后在本年《红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据说此文是影射周恩来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学而优则仕”析》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论商鞅》，在《红旗》本年第六期发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1974年6月20日，施钧、金戈的《谈商鞅变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

　　同日，《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剥掉孔老二“博学多识”的画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9月9日，《北京日报》又加以转载；

　　同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9月8日《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一文在《人民日报》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时又作了许多修改；

　　同日，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贾谊》、《古代伟大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有作为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的原题是《法家女皇武则天》，发表时临时改了标题；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顾问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读〈红楼梦〉》；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历史研究》本年第一期发表；

　　同日，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六期上，1975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论王莽复辟的历史教训》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本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评林彪所谓的“仁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 “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上发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反动的孔学》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一文在本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孔丘之忧》；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再论孔丘其人》在《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1976年2月，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刊载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高路的《“整顿”与“正名”》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谣言的破产与邓小平的垮台》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发表在《红旗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九期上发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农兵名义编写的《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七年》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

　　二、上海市委写作组

　　上海市委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写作组，亦即罗思鼎），上海写作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十大后，1973年9月15日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该刊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写作组一手包办。除《学习与批判》外，上海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方岩梁、石一歌、任犊、景池等八十多个笔名，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12篇，几乎每月一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重要文章有：

　　1973年10月1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经姚文元修改，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3年10月16日，康立德读《读〈封建论〉》，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3年11月1日，罗思鼎写作，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3年12月16日，康立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1月16日，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一期刊出；

　　1974年2月1日，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在《红旗》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4年2月13日，罗思鼎的《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一文在《人民日报》第二版的显要位置刊出；

　　1974年3月3日，康立的《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4年3月18日，景池的《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4年4月1日，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4月20日，《朝霞》本年第四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

　　1974年5月20日，翟青的《读韩非的〈五蠹〉篇》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底五期发表；

　　同日，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底五期发表；

　　1974年6月20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六期发表题为《戴季陶铸主义与孔孟之道》；

　　1974年7月18日，翟青、焦平的《〈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

　　1974年8月1日，罗思鼎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在《红旗》本年第八期上发表；

　　同日，翟平的《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和陈今的《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也在《红旗》本年第八期上发表；

　　1974年9月1日，梁凌益的《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评〈韩非子〉》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九期刊出；

　　1974年9月20日，薛庆松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九期发表；

　　1974年10月1日，石仑的《论 “黔首”》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1月1日，罗思鼎的《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在《红旗》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4年11月20日，翟青的《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4年12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二期发表题为《王安石传》的文章；

　　1974年12月20日，康立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在《历史研究》本年第一期发表；

　　1975年2月10日，罗思鼎的《评淮西之捷——读〈旧唐书·李朔传〉》发表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上；

　　1975年7月1日，主要由康立执笔写的《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读帛书〈经法〉》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七期发表；

　　1975年10月14日，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和翟青的《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期刊出；

　　1975年10月23日，康立的《论西汉前期封建生产关系的巩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1975年11月14日，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6年1月14日，方海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一期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76年2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刊载了贾漱章的《台阶小论》、梁凌益的《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和宫欣的《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解放日报》提前在2月13日给予转载；

　　1976年3月1日，翟青的《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发表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三期刊载了康立的《儒家都是搞阴谋诡计的》、史峰的《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靳戈的《“一人二三反，岂得立也”——读〈晋书·刘牢之传有感〉》、翟海、范贻的《评托季联盟的检讨》；

　　1976年4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四期发表了靳戈的《谣言考》、石镜的《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翟青的《读一片未及发表的文稿》、康立、延风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1976年4月29日，梁凌益的《评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思潮》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6年5月14日，康立的《司马光登台一年》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五期发表；

　　1976年6月12日，《文汇报》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特约通讯员”梁凌益的《这里也是战场——访盛怀宣档案资料清查组》；

　　1976年7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了《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眼中的苏联——“耐普曼日记”摘抄》和署名戚承楼的《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

　　1976年9约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了《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

　　三、中央党校编写组

　　中央党校编写组经常以唐晓文的笔名出现，他的第一次亮相是1973年9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这个写作班子发表文章50多篇。唐晓文也和梁效、罗思鼎一样，使用各种笔名，除唐晓文外，还有汤啸、辛风、学泽、唐拓、汤新、范秀文、史建文、宋明等。

　　唐晓文与梁效关系密切配合默契，经常合作写大批判文章。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重要文章有：

　　1974年1月4日，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26日，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

　　1974年5月28日，唐晓文的《孔丘的教育思想与“克己复礼”》，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7月27日，辛风的《古代战斗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9月1日，唐晓文的《波儒家关于秦王朝灭亡原因的几种谬论》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9月28日，唐晓文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6月9日，汤啸的《李贽为什么写〈藏书〉？》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3月18日，辛风的《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光明日报》发表。

　　这三大写作机构当年红极一时，他们大搞影射史学，影响极坏。仅仅把他们归到“四人帮”的门下现在看来说不通，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或默许，仅凭

　　“四人帮”和各个大批判写作组能兴那么大的风浪吗？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同意的，有的恐怕还是毛本人有意安排的，如“评水浒”运动。用当年的话说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怎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大批判运动呢？要知道毛当年是极为欣赏大批判这种形式的。

　　写于200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