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对圣雄甘地的思考--独角兽资讯

作者：奥威尔    译者：MINSHENG      来源：独角兽资讯

奥威尔　1949 

对圣人的判断应该永远使用有罪推定，不过，对圣人的测验方法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就甘地的情况来说，人倾向于提出的问题是：甘地在多大程度上受虚荣心的影响　－　受一个谦卑，赤裸的老人坐在祈祷席上用纯粹的精神力量震撼帝国的自我意识的影响　－ 还有多大程度上他因进入政治妥协了自己的原则，而政治的本质就与强迫和欺诈不可分割？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就不得不极详尽地研究他的行动和著作，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某种一举一动都意味深长的朝圣。不过，这部截至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部分自传是对他有利的有力证词，更有利的是书中所写的是他会称作是他生命中冥顽不化的那一段，提醒人在圣人或亚圣背後是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如果他那么选择的话，他会是杰出成功的律师、管理者或者甚至商人。

我记得大约自传首次出现的时间从某个印刷低劣的印度报纸阅读开篇的章节。那些章节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时甘地本人却没有给我好印象。那些人们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　家纺布，“灵魂力量”和素食主义－没有吸引力，而且他的中世纪式的纲领显然在落后，饥饿且人口过多的国家没有可行性。另外明显的是英国人在利用他，或者自以为再利用他。严格地说，他是位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敌人，但由于在每次危机中他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暴力－这一点在英国人看来意味着阻止任何有效的行动－他会被看作是“我们的人”。这一点有时候私下里不无嘲讽地承认。印度的百万富翁们的态度相似，甘地号召他们忏悔，自然地，他们偏向他胜过偏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些人一有机会会实际上拿走他们的金钱。这种算计长远来说有多大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如甘地本人所说“骗人者最终欺篇的只是他们自己”；但无论如何，涉及他的时候的那种几乎无例外的柔和部分来自觉得他有用的感觉。英国保守派变得对他愤怒是在1942年，当时他实际上把他的非暴力转向了不同的征服者。

但即使那时我也看得出来，那些说起他来既有乐趣又有反对的英国官员也真诚地喜欢他，钦佩他，虽然有点勉强。没有任何人用任何粗俗的方式提到过他腐败或者有野心，或者他做的任何事是由恐惧或者敌意促成的。评价象甘地那樣的人，人们似乎直觉地运用高标准，以至于他的一些美德几乎未引起注意。例如，即使从他的自传也能明白他的天生的人身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他死去的方式后来就说明了这点，因为一个多多少少把自己的命看得重要的公众人物都会有更充分地保护。再者，他好象没有那种发狂的多疑，这个正如 E.M Forster 在“印度之行”里正确地说到，是不断发作的印度病，正象虚伪之于英国。尽管毫无疑问他的精明足以发现欺骗，他好像只要可能就相信别的人的行为出发点是好的、有一种可以接近的更好的天性。而且尽管他出身贫穷的中层社会家庭，起始相当不顺并且很可能其貌不扬，他并没有受嫉妒或者卑劣感的煎熬。当他第一次在南非见到肤色歧视的最恶劣的形式时，似乎相当吃惊。即使他在与事实上的有色战争战斗时，他也没有以肤色或地位取人。一位省督、一位棉花百万富翁、一位饿得半死的德拉威人苦力、一位英国列兵，都是应以差不多同样方式接近的平等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可能糟糕的境况，例如他在南非因捍卫印度社区而不受欢迎时，他也不乏欧洲朋友。

自传以短篇在报纸连载，不是文学杰作，但因其大部材料的寻常却更为感人。值得一提的是，甘地起初抱得是印度青年学生的正常的雄心，只是逐渐采用了他的那些偏激的思想，在某些情况下还相当不情愿。有趣的是，他曾经戴大礼帽、上跳舞课、学习法语和拉丁语、登上埃菲尔铁塔甚至尝试学小提琴，所有这些都是尽可能全面吸收欧洲文明的意思。他不是那种从童年开始就以其非凡的虔诚而受选的圣人，也不是那种历尽奢华后脱离红尘的圣人。他全部坦白了年轻时的不轨行为，但事实上没多少要坦白的。书的卷首插图有甘地去世时的财物的照片。全套东西大概 5 英镑可以买得到。而甘地的罪，至少是肉体的罪，如果全部堆积起来也会跟他的财物那样不起眼。几支香烟、几口肉、童年时偷了女佣的几个安那（印度旧货币-译者注）、两次逛妓院（每次都“没干什么”跑掉了）、一次与普利茅斯的女房东差点出轨、一次大发脾气 - 这差不多就是全部了。几乎从童年起他就有一种深深的执着，一种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态度，但直至30岁左右之前，没有非常确定的方向感。他首次参与可以称为公共生活的事情是通过素食主义。在他的不平常的品质背後，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祖先们-那些坚实的中层社会商人。能感到即使在他放弃了个人抱负之后，他一定一直是一位办法多多、精力充沛的律师和一位头脑冷静的政治组织者，小心仔细地压低费用，一位娴熟的各种委员会的管理者和一位不屈不挠的募捐者。他的个性是超常的混合型，但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准确指出说成是坏的，而且我相信，即使甘地最恶的敌人也会承认，他是一位只不过因为活着就丰富了这个世界的有趣和不同寻常的人。至于他是否也是一位可爱的人、他的教导对那些不接受他的教导建立其上的宗教信仰的人们有多大影响，我从未感到完全确定过。

近几年谈论甘地一直是时尚，好象他不仅同情西方的左翼运动，而且整体上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已经称他为他们自己人，只注意他反对中央集权制和国家暴力，却无视他的思想里重来世、反人道主义的倾向。不过我认为，因该认识到甘地的教导不能与下述的信念相符：即人是认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并且我们的任务是让生命值得在地球-我们唯一的地球-上生存。他的教导要成立，只有假设上帝存在而且坚实物体的世界是可以逃离的虚幻。值得思考的是甘地加给自身的戒律，尽管他可能没有强求每一位追随者遵守每一个细节，他认为如果要服务上帝或者人类那些戒律就必不可少。首先，不吃肉，而且可能的话没有任何形式的来自动物的食品。（甘地本人为了健康不得不让不喝牛奶，但好象觉得那是后退。）戒酒戒烟而且即使素食也不要调料或调味品，因为吃饭只能是为了保持体能而不能是为了美味。第二，可能的话，无性交。如果必须要的话，只能是为了得到子嗣的唯一目的而且大概得长时间的间隔。甘地本人35岁左右受了禁欲戒，意味著不仅完全守身而且要排除性欲。这种情况好象没有特别的饮食和频繁的禁食难以企及。而最后 - 这是要点 - 山的追求者决不能有亲密的友情和任何排他的爱。

甘地说，亲密的友情是危险的，因为“朋友相互反应”并由于对一个朋友的忠诚而导致做错事。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再者，如果一个人要爱上帝，或者爱作为整体的人类，他就不能把他的爱给某个具体的个人。这也是对的并且标志出人道主义的与宗教的态度的调和停止点。对常人来说，爱如果不是爱一些人胜过爱其他人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甘地是否对自己的妻子子女有任何的不体贴，自传里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说清了至少有三次情况他宁愿让妻子或一个孩子死也不让用医生处方开的来自动物的食品。实际上那种威胁的死亡从未出现，而甘地也 - 可以猜想，有许多来自对立方向的道德压力 - 总是给病人以犯一宗罪的代价活命的选择：尽管如此，如果决定是完全由他自己作的话，他会完全禁止来自动物的食品，无论风险会有多大。他说，我们为了活命而要做的事一定要有某种界限，而那个界限完全在鸡汤的这面。这种态度可能是高尚的，但我想按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是不人道的。作人的实质是不追求完美，但有时因为忠诚甘愿犯罪，不把禁欲主义推到无法有友好交往的程度，准备好最终被生活击败打碎，那是把爱系于其他个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毫无疑问，酒、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圣人必须要避免的，但是成圣也是人类必须要避免的一件事。对此有一个明显反驳，但使用之前要三思而行。在此瑜伽盛行的时代，太容易假设“不依恋”不仅胜过全部接受尘世生活，而且凡夫俗子拒绝“不依恋”是因为那太难做到了：换言之，凡夫俗子是失败的圣人。这么说是否真实值得怀疑。许多人真心地不想做圣人，而且很可能一些成圣的或企望成圣的从来就没觉得做人有什么吸引力。如果能跟踪其心理根底，我相信，“不依恋”的主要动机是逃离生的痛苦的欲望，首当其冲逃离爱，因爱无论是否关乎性，都是艰难的。不过这里无须辩论“重来生”或者人道主义理想那个“较高”。关键是它们互不相容。一个人必须在上帝与人之间做出选择，而所有的“激进派”和“进步派”，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都选择了人。

不过，甘地的和平主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其它教导区分开来。和平主义的动机是宗教性的，但他说也是一种具体的能够产生期望的政治结果的技术，方法。甘地的态度不是绝大多数西方和平主义者的那种。Satyagraha（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首先发端演变于南非，是某种非暴力战争，一种不用伤害敌人或者感到或引起仇恨的打败敌人的办法。这种主义要求一系列的做法，如民间不合作，罢工，卧轨，警察攻击是不逃跑不反抗等等。甘地反对把Satyagraha译成“消极抵抗”：好象在古吉拉特语里，词义是“坚持真理”。　甘地早年时在波尔战争里的英国一方抬过担架，在1914－1918年的战争里也准备好了再当担架员。即使在他发誓彻底放弃暴力后，他也诚实地明白在战争中经常必须要选择一方。他没有走枯燥不实的路线家装每次战争中双方都是一模一样的，谁胜谁负没有差别，实际上，他也不能，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以民族独立为中心。他也不象绝大多数西方和平主义者那样，专门回避尴尬的问题。有关不久之前的战争，每一位和平主义者有明确义务要回答的问题是：“犹太人怎么办？你是否准备看到他们被灭绝？如果不是，你建议如何不用诉诸战争挽救他们？”我必须说，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西方和平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尽管我听到大量的回避，一般都是“你是另一位”那类。但是，有这么回事，1938年的时候，有人问了甘地有点同样的问题，而且他的答复记录在　路易斯　菲舍先生写的“甘地与斯大林”。按照菲舍先生的说法，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那会“让世界和德国人觉醒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他为自己辩解说：反正犹太人已经被杀了，还不如死得有些意义。给人的印象是即使如菲舍先生那样热情的支持者也对这种态度大吃一惊，而甘地只不过是诚实而已。如果你不打算剥夺生命，你就必须经常预备以其它方式失去生命。1942年时，他力促非暴力不抵抗对付日本侵略，他准备好了承认可能会有几百万死亡的代价。

同时，有理由认为甘地不了解极权主义的本质而以他自己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看待一切，毕竟他是出生于1869年。这里的要点不是英国人待他多宽容，而是他总是能掌握公众的注意力。可以从上面引用的短语看到，他相信“唤醒世界”，而这只能在世界有机会听到你的作为才有可能。如果在一个政权的反对派半夜消失，之后杳无音讯的国度里，难以明白甘地的方法如何运用。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没有可能呼吁外部意见，也不可能产生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意图。当下在俄国有没有一位甘地？而如果有的话，他正在成就什么？假如碰巧所有俄国群众同时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也只能实践民间不合作，即使那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看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假设我们承认可以有效地用非暴力抵抗对付自己的政府甚至外来占领力量，又如何在国际范围付诸实践呢？甘地对上次战争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说法好象说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度。　应用到对外政策，和平主义要么不再是和平主义的，要么就变成绥靖。再者，甘地与个人打交道时用得得心应手的假设－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可以亲近，都会响应慷慨的姿态－需要认真地质疑。例如，你和疯子打交道时就不一定对。然后问题变成：“谁是正常的？”　难道不会按另一种文化的标准一种整体的文化是疯狂的？而且，就一个人对整个国家感情的判断来说，慷慨的行动和友好的回应有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感激是不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因素？

这些以及同类的问题需要讨论，而且迫切地需要讨论，就在某个人按下按钮火箭起飞之前给我们留下的这几年里讨论。文明能否承受再一次大战好象难以预测，至少可以想到出路在于非暴力。甘地会准备好真诚地考虑我上面提出的那类问题，这是他的美德，而且实际上，他很可能会在他的众多的报纸文章里这里那里讨论绝大部分这类问题。人们对他的感觉是，他有许多东西不懂，却没有多少不敢说或不敢想的。我从没能够感到对甘地有多喜欢，但我不能感到肯定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家甘地在主要方面是错的，我也不相信他的人生是败笔。奇怪的是，他被暗杀的时候，他的许多最热心的崇拜者哀伤地感叹他刚好活到看着自己一生的努力瓦解崩溃，因为印度正陷于内战，那是一直预见到的权力转移的副产品。但甘地的一生并不是用在平息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对立。他的主要的政治目标－和平结束英国统治－毕竟已经实现了。与平常一样，相关的事实互相抵触。在另一方面，英国人确实未经战斗就退出了印度，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观察员在此事的大约一年前实际能预测到。在另一方面，这事是劳工党政府做的，可以肯定，保守党政府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尤其是在丘吉尔的领导下。但是，如果到1945年时英国已有一大批同情印度独立的舆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甘地的个人影响呢？而如果印度和英国最终达成得体有好的关系，有可能出现，这会不会部分是因为甘地通过固执地和没有仇恨地坚持自己的斗争而把政治空气消了毒？就是人甚至会想到问这样的问题也表明了他的地位。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对甘地感到某种审美方面的厌恶，你也或许会拒绝那些代他要求的圣人功绩（顺便提下，他自己从未有任何此类要求），你也可能拒绝作为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并因此感到甘地的基本目标是反人类和反动的：但是，把他简单作为政治家来看，并与我们时代的其他政治领导相比，他设法留在身后的是多么干净的气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