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社论：和平发展框架——一个中国的两个版本

大陆全国政协通过“政治决议”，其中提出：今年要推动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有些观察者认为，这是北京在两岸关系上致力于“由经转政”的兆头；若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ＥＣＦＡ）的“经济框架”相对应，政协所提出的这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俨然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政治框架”。 

　　要谈两岸政治关系，首应注意“一个中国”这个概念在近年来的演化递变。两岸政治关系近年来最重大的变化，即在北京当局从“旧版的一个中国”移变至“新版的一个中国”。 

　　旧版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消灭的一个中国”，亦即认为必须先消灭中华民国，始能有“一个中国”；新版的一个中国，则是指“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中国”，亦即认为维持中华民国存在的现状，仍是“一个中国”。 

　　旧版与新版的核心差异在于：旧版认为“一个中国”的问题未解决（因为中华民国未消灭），新版则认为“一个中国”的问题已在解决中（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从胡锦涛的一段重要谈话，即可看出从旧版向新版的递变过程，下文括号内文字为本文的演绎，胡锦涛说：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承认分裂分治），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即使尚未统一，仍是一个中国，亦即“一个中国”已在解决中，而非未解决，这也就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再者，“大陆”与“台湾”是对等的“同位概念”，“中国”则是中立于二者之上的“上位概念”，这是“屋顶理论”）；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实（再次承认分裂分治的现状）。这不仅是我们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认知到中华民国的一中宪法，亦认知到一中各表）。以上这段论述，可以视为胡锦涛“和平发展”理论的精髓，其中由“旧版一个中国”向“新版一个中国”的移变殆属清晰可辨。

　　再从几十年来北京主轴论述的变迁，也可看出旧版的淡出与新版的淡入。最早的“老三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改变的主轴论述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此一“原则”已经超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铁杆主张，因此“一个中国”就有了多元及弹性定义的空间。再接下来的移变是“维持现状”、“九二共识”、“和平发展”，其潜台词则是“一中各表”。从以上北京主轴论述的流变，也可清晰地看出从“旧版”到“新版”的递嬗。 

　　我们不愿对现在是否已是谈论两岸“政治框架”的适当时机作出武断的评论，因为拟议中的“政治框架”的内容究竟为何，其实是衡量谈论时机是否适当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北京认为，这个框架将建立在“旧版的一个中国”之上，那么此时当然不宜，而恐须等到中华民国被消灭以后再说；但倘若是建立在“新版”之上，则如前引胡锦涛语，其中应当颇有讨论空间。 

　　北京当局从“旧版”移到“新版”的脚印是历历可见的；但这些脚印显现的进退犹豫亦是有目共睹。过去，中南海一直持守“中华民国消灭的一个中国”的旧版，即使中华民国明明未消灭，仍要片面宣告“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灭亡”；然而，毕竟北京当局的脚步现在走出旧版已有相当距离。不过，再回到前引胡锦涛的重要谈话，虽然句句透露“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屋顶理论”、“认知到中华民国的一中宪法”、“一中各表”，却是欲言又止，欲进还退，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两岸关系若要“和平发展”，或用本报《元旦六论》系列社论的语汇来说，两岸若要“从合理的过程到改善之目的”，北京当局必须在“中华民国消灭的一个中国”，与“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中国”的新旧两个版本之间，作一明智抉择。 

　　为何有此说法，经纬万端，限于篇幅，只举两个理由。理由之一：在北京的思维中，常将疆、藏、港、澳、台视为同一性质的问题，却不能认知台湾的特殊性。例如：北京的“一国两制”可以迟滞香港直选特首，但除非诉诸武力，难道有可能教直选总统的中华民国，回过头去接受北京官派特首的“一国两制”？理由之二：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深入人心，北京对台湾的沟通对象，其实不是国民党或民进党，而是全体台湾人民；如果北京不能面对中华民国，如何能教台湾人从“中华民国是一部分的中国”的认同之中，进而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又如何谈“一个中国”？ 

　　台独是两岸关系的难题。台独今日在台湾社会仍有政治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北京“旧版”的阴影仍在，而“新版”的手法又不够明快俐落。试想，直到去年高雄世运及台北听奥，才打破观众持国旗的禁忌，类此种种，皆是极度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北京应当知道：台湾人民若不能先从“中华民国是一部分的中国”中得到尊严与利益，其他的“一个中国”论述皆是空谈。这也就是我们全力主张筷子理论、杯子理论与屋顶理论的原因；而且，若能朝“主权共生／治权双赢”的方向思考，这应当也是“基础最坚实、支撑最有力、内涵最丰富”的“两岸政治框架”。 

　　北京应当作出抉择：“一个中国”究竟要待“消灭中华民国”始能解决？或是在承认并维持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上（如东西德互为“非外国的国家”），使“一个中国”成为已在解决、并可待发展的工程？ 

　　大陆智囊章念驰指出，北京现在面临的情境，已从“危机管理”转向“机遇管理”；在“放与收”和“予与取”之间，要大开大阖，勿重蹈覆辙。此说颇具深意。我们认为，若为当前的两岸机遇作一定义，那就是：从“旧版中华民国消灭的一个中国”转向“新版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中国”，亦即“一中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