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在复归？

　　如果从历史来看人类经历过的任何政治形态，似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大众政治时代。

　　大众政治的历史状况

　　大众政治，实际上也是个现代意义的名词，它衍生于古典时期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它的伟大实践范例即是雅典。不过，即使雅典每个成年男子(自由民)都能拿起手中的黑白石子(用于公共事务的投票手段)，这也并不能够代表它是个遍及全民的民主时代。但这已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接近民主形式的时代了，以至于后世任何时期都无法超越。古典时期的公民参政与宗教祭祀、战争动员、体育运动等众多活动相关，政治的要素遍及于自由民的一切严肃或娱乐的生活角落。这意味着参政必须有足够的闲暇才能事必躬亲这些琐碎的活动，这里没有可供宽容的政治冷漠的余地。在古典城邦，任何独立于城邦共同事业之外的公民是会被剥夺公民资格的。为此，要赋予这种直接民主以必要的生活基础，必须有一群供养这群赋闲阶层的劳动群体，除了劳作，他们没有公共生活用于填充时日。因此，除自由民之外，还有奴隶与女人，他们都被排斥在公民行列之外，用以换取自由民的丰厚物资基础。

　　亚里士多德将最高的“善”(good)定义为城邦的善，作为完整意义的人则是参与政治的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伟大格言的意义正在于此。为此，公民绝无法是被“劳作”所支配的人，就像马克思在人类终极理想的共产主义中描述的那样，只有技术文明最终取代了人类劳作，只有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人们才能成为精神文明意义上的人：他们上午参与政治讨论，下午朋友喝茶、打猎，晚上看书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闲暇——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如果说，政治不需要职业化的话，那么它最起码需要闲暇。然而，在进入了普遍人权的时代，没有了奴隶，女人也拥有了同等的政治地位，那么，除了自己的劳动，没有任何来自其它人群的供养义务。这也是现代性正当的基本要素，自由之父洛克说的很明白：财产权的归属来自于人们附加于其上的劳动。同时，共同体的事业趋近于某种团契，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尽可能的互相接触与感知，在共同的生活圈内构筑一个拥有感情锁链的团体。可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城邦或城市自治时代一去不返，大范围的国家治理使得小共同体的团契形态不可实现。这种时空距离的界限，阻碍着人与人之间感知的相互交流。因此，我们也绝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古希腊的全民广场政治。

　　作为法国大革命见证者的贡斯当，可算是自由民主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作为首个反对卢梭式民主构想的人，他深刻地判定出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根本区别：那就是，作为实现积极自由的基本要素——闲暇，已经从现代社会的分工当中被压榨一空。那么，为了保护民众剩余的消极自由，则只有代议制的可能;它在实现民意代表同时，把大众政治进化成一种职业化的政客形态。直到今天，作为古代直接民主的变形——代议制，仍然是支配宪政民主的核心政制形式，而这种精英化取向，实际上从本质上剥夺了原始大众政治的存在空间。

　　闲暇，即使可能的话，也只能实现于少数拥有较多财富的人群，他们享有了资本的支配权，最起码能为他们换来必要的闲暇，同时，他们也会利用闲暇去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为了获得政治资本，他们游荡于利益集团的门廊政治中，在美国这样的以利益博弈为制衡的宪政构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于是，有人说选举成了有钱人的事!或许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直接民主的古希腊雅典，还是在被我们奉为自由民主典范的美国;前者是被奴隶与妇女供养起来的自由民掌握着选举石子，美国的国会则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把控，而这些最有势力的群体则集中在数千位基督教白人群体中。或许有读者要骂我了，也会基于一些另一些事实来纠正我。不过这就是当今大众政治的无奈：对于政治，除了每个人的参与意识之外，实际上闲暇也同样不可或缺。

　　同时，大众政治也存在着其疯狂抑或懦弱的一面。这使得一些有经验的自由人士乃至保守主义人士往往对其保持着几分警惕或担忧。尽管民主赋予了国家领域内所有人(尤其是人民)共享政治决断权的权利，但是，历史上那些由人民作为政治实体的群体性显形，都或多或少充斥着些许恐怖氛围。如果不是作为极权政体的煽动性支撑力量的话，则显现为文革式“大民主”语境下的集体反抗社会管理机制。而在近代法治国良善的治理模式中，人民则被制度性地隐藏了起来，或许只能在某些适时的时机作为制衡性参与力量，例如全民选举、公投。在施米特的意义上，人民的政治实体性被隐藏在直接制宪权背后，作为政治决断的最终归属，它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现代性下社会分工带来的“人的异化”远不止剥去闲暇这么一个方面，但这一方面就足以对人类参与政治增添了不小的障碍。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子化的契约形式，也使得人群中个体的孤立与无能倍加体现，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亦即根本没有基于共同体价值意识的行动能力。而这种行动能力缺失的现状，往往也是暴政青睐已久的。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劳动，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就不可避免会发生这种孤立情形。

　　这么说来，似乎民主的最原始诉求——大众政治，永远只能面对悲凉而尴尬的局面么?但是，美好的理念留了下来。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的演讲打动了后世每个有志于城邦共同事业的人，如果放大在今天，也能鼓动起我们内心的民族情绪。基于时空上的限制，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内大众政治只能是个理想的整体想象。我们或许只能寄希望于科技进步，能够打破时空的天然界限，抑或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换回闲暇。

　　大众政治的复归?

　　网络的出现，似乎又让我们心中燃起了某种希望的火焰。世界被瞬时的信息交往压缩在一个可供每个人阅览的平面内，即时交流平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逃脱开了时空的限制。尽管平面纸媒以及电话、电视的出现也曾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时空的缩小，在民主国家曾经使得公共政治空前地透明化。但是，极权主义的出现，则使得它们成为了控制个人的机器。它们在全面控制的体系内更像是宣传、监控的手段，民众反而受到更加严酷的控制。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突破了这种障碍。

　　密室政治的难度空前加大，哪怕官方仍然掌控者核心的舆论关口。互联网的即时效应，使得公民参与政治的时空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检索能力，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能迅速地传达到每个互联网终端的个体。汇集成为某种公共情绪也不再需要人群走上街头，放弃工作(尽管这些仍然还是更有力量)，这种即时性参与平台的普及，使得传播学效应发生了重大革命。高科技使我们获得了意外的闲暇，人们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成本越来越低，实际上相当于为大众换回了闲暇。网络政治也因此可能演变成现代版广场政治。此外，还有短信，它也演变为今日的飞信，借助网络平台，手机也成为随身电脑。于是，人们很容易在瞬时被团结起来，哪怕他们平时保持着惯常的政治冷漠。这种瞬间爆发的监督力量，构成了当今我们社会的舆论特征。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戏仍在继续，只不过对于控制一方手段愈显贫瘠。作为国际上网络服务器供应商的思科，仍在马不停蹄地研究着各种过滤、锁定的手段。而它们也被运用在各国的关键部门。然而，突破禁区的手段依然是层出不穷，尤其是P2P技术的普及，使得不同私人电脑之间的资源共享变得异常容易。

　　在此，我并不想提及网络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或许，读者们会很容易去构想网络基于反腐、舆论监督的作用。然而，网络是否能够真正使得大众政治复归仍然是存疑的，至少它仍然无法撼动现代社会的劳作特征，团契式的社群仍然是原子化社会所缺少的。而且，网络亦不能够纠正大众政治隐含的民粹化危险。但是我们不能低估网络对于我们形成公民社会的潜在作用力，毕竟，它从侧面拉近了每个孤立个体之间的时空距离，同时也让人民这个隐藏的政治决断实体能够更容易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