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别样的风景 —读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如今，提起几年前的事，一个时髦的说法是：“上个世纪末”。这平平淡淡的几个字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人生仿佛一下子被拉长了，素来隔膜的历史烟云正太阳一般悬挂在我们日常的头顶。我们被“新千年”、“跨世纪”之类的媒体语汇突然“洗脑”，在王朝更迭、年号变换造成的心理阵痛缺席了近一个世纪后，另一种人类发明的数字巫术正蛊惑着我们的心智。就像央视春节联欢会的“撞钟”仪式引起的欢呼一样，“世纪之交”的人为盛典也流感一样潜入地球村的每一扇窗户，于是，黄口小儿的几声咳嗽听上去也陡增了许多“历史感”。

        如果我们的记忆力足够好的话，两三年前发生的事应该依稀记得。那时，文化界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到处都在“盘点”，且算的都是“世纪账”，“百年账”。很多人被时间的灰尘呛得咳嗽，流泪，有的干脆患上心肌炎。在学术圈，“综述”类文章最为抢手，怀旧的气息弥漫；而文坛，不知怎么竟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盘点”升级为“清算”：这里在上演名为“断裂”的行为艺术，那里在宣读致20世纪文学的“悼词”；北京有人在“剥”大师的“皮”，陕西有人在搞“十作家批判”；鲁迅也好，金庸也罢，见一个“灭”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周星驰理当“优待”……这种“狂欢节”般的言说盛况正应了一千多年前，钟嵘在《诗品序》里所作的描述，真是“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诚然，这些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的“世纪末言说”大抵都有较强的观赏性，然而观看了太多的“文化杂耍”之后，受众的味蕾开始麻痹，面对文坛小子们的“生猛表演”，我们总算学会了报以几声哈欠。我的渐渐趋于鲜明的态度是：如果那些炙手可热的出版物老是贩卖奇谈怪论和别字病句——就像不学好的盗版书——不去凑那个热闹也罢。这么说，是否偌大一个图书市场真就找不出几本“养眼”一点儿的书呢？那倒也不是。手边这本骆玉明先生的新著《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就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读这本书的过程很愉快，作者的睿智每每让人如沐春风。他在《引言》里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人们关注名人终究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从中得到对所处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在世间生活的资财”。我承认我对这话的理解透着俗气，因为它让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不过，对照一下作者选取的对象——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我还真就不觉得唐突。试问这些人物当中，哪个不是为不同趣味的人曾经爱着、正在爱着或还将爱着的呢？

        正如书的封面赫然标明的，《述评》属于“编著”之书。书里的一部分内容，是海内外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的精心选编，另一部分是作者所写对上述名人的述评文字，以及对所选文章的“说明”；后者在表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有提要意味和连缀作用。作者说，“这一种结构似乎有些怪特，但考虑到既要保存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颇为珍贵的资料的原貌，又要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遂处理成为现在的样子。”（骆玉明：《说起那些名字》，《中华读书报》2001年2 月28日）该书的体例一如上述，而其目的也如作者所说，乃在于“多少引发一些思想”，给爱读书的人“提供一种有意义的阅读”。作者恐怕没有想到，这一部“结构似乎有些怪特”的书所引起的阅读反应也颇不一般——编选的文章固然增加了书的厚重，但是，“骆玉明怎么说的”更成了读者视线的焦点。因为是“编著”，选出的文章原本散见于各类读物，其各自的独立性已经确立，故而这书的“活页”效果就很特出，骆氏的9篇“述评”和为数不少的“编选说明”（计52篇）不仅完成了“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的任务，而且，其自身亦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系统。据我所知，将作者的述评文字率先拈出一睹为快的人不在少数。

        我是情愿把《述评》当作一种新的人文研究著作来看的，它的信息量和启发性、文化趣味和学术含量实在也并不逊色于一部同样厚度的学术专著；但厌烦学院作派的读者正不妨在其中读到难得一见的美文。你会觉得作者很下力气地在发掘着什么，他的目光在流年岁影中穿梭游移，在白纸黑字中绕来绕去，不紧不慢的叙说，棉里藏针的点逗，黍离之哀，人琴之悲，就那样一笔一笔地皴开去，一波一波地漾开来，遂让人唏嘘咏叹，不能自已。而持论的允中、结构的灵动，笔触墨色间的张力、转关接穴处的圆融，更体现了文章学的圆熟老到而自备一格，可观亦复可喜。流连在作者那时而冷峻睿智，时而幽默婉转，将哲学思考、历史洞见、现实关怀和人性了悟“勾兑”得恰到好处的文字里，读者常会感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陈寅恪的意义》里，如下的表述不能不让人动容：

        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原比古代复杂。尤其是，所谓“西方文化”，究竟只是多重地域文化中的一种，还是同时也代表了就人类文化总体而言的较高的发展阶段（波普尔认为是后者），这是值得深思的；近代以来，中国人从西方所汲取的某些核心价值观——个人权利、民主政治、科学精神，是否为中国人所理应拥有和中国的发展所必不可缺的，这也不容回避。无论怎样说“民族文化本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离开上述基本问题，就很空洞。陈寅恪在这些方面，现仍有守旧的表现。它对君臣纲常之类每多留恋，而对民主政治实无好评。……总之，陈寅恪身上颇有矛盾的东西，若以其守旧的一面来支持“国学”潮，这“国学”的价值令人怀疑。

        作者自然是尊敬陈寅恪的，就象他未尝不深爱自己所从事的“国学”，但话题涉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时，又能大处着眼，周而不比；胸次浩然处，正可对照出那种“敝帚自珍”心态的局促。“显处视日”时收拾得利落，“牖中窥月”时也细腻精致得毫不含糊。在《张爱玲传奇》里，作者写道：“张爱玲的许多照片，都是以仰视的角度拍成，那聪颖的头颅再微微抬起，目光傲然而冷冷地打量着浮幻的世相；若是低下头，那便是顾影自怜的样子，对自己用着感情。她喜欢要人看她，却找不出解释的方法。” ——小小照片所伸发的感想着实适合那观察对象的私密性情。而说起大侠金庸“火”起来的原因，理由又“刁钻”得让人忍俊不禁：“不少作家对自己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身份看得很像一回事，自个的灵魂尚且弄不明白，却喜欢对读者的灵魂动手动脚。”“内地的读者过去其实不大受作者和出版家的尊重，就像在商场里不受营业员的尊重。所以金庸作品的风行，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读了这样知冷知热的体己话，读者自然容易拾掇起那被遗忘太久的尊严感。此外，作者的好处又在于念得一口“藏”字诀，月旦臧否，不落言筌；对李泽厚的“寂寞”，对巴金老人的晚境，对杨绛回护钱钟书的做法，对顾准“苦难”之所由出的追问，一律“形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言外之意则一任读者自己琢磨。

        关于《述评》，有人以漏选王朔和余秋雨为遗憾，而我，则想起另一位显然更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猝死几乎成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钱钟书的驾鹤西去，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人的英年早逝，则宣告了一个尚待命名的时代的开始。这个人，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去世八年多了，余温犹热，其“门下走狗”众多，大多文坛“骂客”都乐于在唾沫横飞时向这个人暗送秋波。我想这不是敬畏死者的老传统在作怪，而是王所崇尚“思维的乐趣”，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当然不仅是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