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人物]变局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变局——几位“卖国贼”的侧影


什么是国家？
这个问题困惑过所有人，即使是现在这个民族国家已经遍布的世界，还是会有人无意间发问：“什么是国家？”然后，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的人，一时还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原本以为早就明了的问题。
政府是国家吗？元首是国家吗？人民是国家吗？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在中国，这个问题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当中古的中国被强拉硬拽的来到近代之后，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那么不可琢磨。
而在中古的中国，这个问题是简单的，不需要也不允许迟疑的，回答非常直接、果断——朝廷便是国家，忠于朝廷便是爱国。
那时候，国家称为社稷。社指土地神，稷指五谷神，合起来代指祭祀，古时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所以渐渐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连：“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话也讲过，充分强调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也就是“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君权而压制仁，漠视仁，是儒家所反对的。
可到宋明理学兴盛之后，二程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欲动情胜则不能静”，无欲才能体会仁。他体会的仁就是“三纲”中的为他达到彻底忘我。这自然也不能说就是虚伪，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动心忍性达到这一标准，就如佛家之禅宗，渐悟可以，顿悟亦无不可。但用于实践就必然要求一个人绝对从属父母、君主、或丈夫，使人格依附达到极限。如果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不伤大雅，不幸的是程朱理学被南宋与明、清朝廷推崇与实践，儒家的真精神就被遮盖了。
于是乎，历代皇帝、士大夫以至于在社会底层的百姓，都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君主、社稷和百姓的关系——君主是社稷的代表，社稷是百姓的保障。君主不存，则社稷倾覆，社稷倾覆则百姓流亡。因此，无论怎么说“国以民为天”，保社稷还是重要的，社稷都没了，民还拿什么保？怎么保社稷？那就是要忠君。
至于黄宗羲所提出的“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之类言论，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即使听说，也是认为“大逆不道”的。
岳飞“精忠报国”，是为了匡扶赵宋，也就是为了保国保民；文天祥在囚室里作《正气歌》，是在申明自己忠于赵宋朝廷的心志，也是爱国情操；明末志士前仆后继，舍身抗清，就是“反清复明”，恢复朱明朝廷。
至于五代冯道，虽然有爱民之心，福民之举，但因为任职多朝，便被后人唾骂。
文武百官要想名垂青史，自然要“为生民立命”，但更要“为圣上分忧”，两者能统一最好，不能统一便要取后者遵行。因为“圣上”是根本，做事要从根本入手。
南宋之后，除元朝因始终未能摆脱外来王朝身份不足百年而亡外，明、清均是中国历史上承平时久，内乱难兴的朝代。对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人民之安居乐业，毕竟有些好处。朝廷即国家，由此根深蒂固。
直到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到来。
近代中国，转型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但延续几千年的观念却不可能变幻无常。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魏源便提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但在半个世纪后的义和团运动中，视洋人为夷狄，仍是很多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共识。
我们在看近代史时，排除那些教科书的干扰，总会发现，按传统标准，实在找不出什么铁杆卖国贼，可按今天的标准，又是卖国贼成群。缘何会如此？
什么是国家？朝廷和国家，两者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这两个问题组成一个大大的陷阱，把众多人物构陷其中。“民族英雄”、“汉奸”、“卖国贼”，一个个帽子向着不同的人头上戴去，戴上就再也摘不下来。无论其人本身愿不愿意。
从卖国贼看中国近代史，什么是国家的问题往往比从“民族英雄”看更为清楚。
（一）耆英
《南京条约》签订时，有三个清廷大员参与其事：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和曾经的两江总督时任四品乍浦副都统伊里布。
其时，伊里布因为收复定海不力，被革职，后以七品职衔随耆英“督办夷务”，后虽然由从五品而升至四品，自称“钦差大臣头品顶戴前阁部堂署乍浦都统红带子伊”，其家人张喜也是中英谈判的重要人物。可毕竟获咎在前，“钦差大臣”、“头品顶戴”都是虚张声势，只能“赞襄”，断不能主事的。
而牛鉴，防守浙江失利，丧城失地，被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参与对英谈判，虽有戴罪立功的心思，毕竟难逃日后被清算的命运。参与其事，也仅仅是“参与”，属于过年的凉菜，有他无他不伤宏旨。
真正在对英谈判中折冲樽俎，即对道光帝负责，又要挑谈判大梁的，是耆英。
何况，以后的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的中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耆英的主持下签订的。
在李鸿章之前，耆英恐怕是签订“卖国条约”最多的“卖国贼”了。
耆英是何许人？大清朝有何对不起他，竟然如此不顾天良？
看他的履历，朝廷并不有负于他。
耆英，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是满清宗室贵族。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历任理藩院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礼部、工部、户部尚书和热河都统等要职。
而在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前，耆英的所作所为，也从没“有负皇恩”。
1838年，道光皇帝开始在全国开展颇有声势得禁烟运动。9月，因原盛京将军宝兴禁烟不利，道光帝命时任热河都统的耆英迁盛京将军，上任头把火，就是要奉旨禁烟。
盛京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宗室众多，不是皇亲便是国戚，于朝廷中枢的关系盘根错节。而贩卖、吸食者，也大多是宗室皇亲。禁烟的难度，要比林则徐的广州、琦善的直隶大得多。耆英却是显现出相当的干练，着手大力整顿。
首先，1838年11月，耆英将玩忽职守，暗中阻挠禁烟的奉天知州鲍觐堂，署复州城守尉协领博庆，宁海县知县袁振瀛，前护理金城守尉佐领王安广等官员撤职查办。同时，“严札奉天宗室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并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以凭稽查，一经核明，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即行饬拿，从重定拟具奏并将查报不实之该管官员严加参办”。
如此一来，宗室们噤若寒蝉，自是不敢再公然吞云吐雾，至于走私，更是要转入地下。
之后，便对一般旗民下手，“饬督旗民出具十家联环互保，彼此稽查，一遇兴贩吸食之人，即行举出。倘有一家有犯，九家联坐”。为了避免互保十家阳奉阴违，彼此相互隐讳，耆英又责成各地方官吏随时设法留心详查，并亲自拣选亲信干员秘密分赴各地口岸稽查，对徇私舞弊之徒，一经查实，从严惩办，株连九家，以示儆戒。
奉天历年远洋而来的闽粤人员络绎不绝。为堵绝烟源，耆英又下令对在奉天居住的闽人进行了彻底清查，共查出人数1385名。对兴贩吸食之徒，直接惩处，捣毁窝巢。而游手无业，但未吸烟贩毒之闽人，则妥为驱逐，不准容留。后为便于管理，发给执照，陆续分批饬令附闽船解回原籍。对那些有正当职业且不违法的闽人，除愿返回原籍之外，其余的人令各地方官选具清册，集中编于保甲。
经此雷厉风行，到1839年5月初，“共搜获烟土烟膏4500余两，配药烟灰550两，烟枪烟具186件，并拿获收藏烟土及吸食人犯38名。又在没沟营关闭杂货铺内搜出道光十七年烟帐1本，内开出卖烟土1400余两。到该年7月，又陆续收缴烟土3700余两，烟具360余件，缉拿烟贩97名”。
这看起来，似乎数量不多，但对于远离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奉天来说，已经是所能够达到的最大成果。
而在鸦片战争前期，耆英的表现也不输于林则徐、裕谦。
英国的战舰到达定海的时候，耆英接到了有关鸦片战争的第一一道谕旨：“盛京为根本重地，朕心尤为廑注，该处港汉何处可进大船?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著耆英确切查明，先行奏闻。至现在作何筹办，固不可先事张皇，不得不豫为准备，以致临事周章。如果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即督属堵御，相机办理，毋令逞志”。接到谕旨后，耆英立即奉旨而行，向道光汇报了盛京沿海地区的布防情况，“以期仰副我皇上有备无患之至意”。
1840年8月，英军军舰出现在奉天洋面，耆英发现后，立即着手进行战备。英军占领厦门后，道光帝下令各省严防海口，耆英挑选1000名甲兵备调，上奏道：“查英夷逆匪胆敢肆其鸥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眦裂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擒制。奴才愚昧之见，唯有整顿天兵，筹拔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
听说有不明战船出现在复州，耆英亲自带兵前去查看，船转至金州后，他又加强金州防卫，做了当时条件下力所能及的准备。甚至想到了遴选水手扮作渔人，见有英船乘机攻剿的办法。为了更好的布置防务，还下令绘制了盛京地区较为详细的地图。
这一切的一切，耆英都符合传统的能臣干吏加忠贞之士。
道光皇帝对于耆英也是很赏识的，在奕山、奕经、杨芳等人都无法遏制英军攻势的时候，想到了他。
1842年3月29日道光帝谕内阁：“耆英著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稍后又被改命为署理杭州将军。4月7日又获颁钦差大臣关防。
可以想见，身为天皇贵胄，有多年封疆大吏经验，又自认颇知兵的耆英，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都是志得意满的踏上征途的。但是当他偕同复出的伊里布抵达杭州后，眼前的一切，让他从幻梦中惊醒了过来。
耆英在杭州稍作停留后，即赶赴前线，在萧山见到了奕经和文蔚，二人刚刚经历了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的失守，奕经随即向耆英介绍了整个战况。经过这种介绍，耆英对英人的船坚炮利有多大的认识还不好说，但对于裕谦、余步云、杨芳等人，他应该是很了解的。这些人不是优秀的官员就是战功赫赫的勇将，而在“逆夷”的进攻下，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而局势的恶化，更让耆英目瞪口呆。
得到增援的英军相继攻陷乍浦、宁波、吴淞、镇江，无论是陈化成的死战不退，还是乍浦、镇江八旗官兵的奋勇搏杀，都没能够挡住英军的脚步。
耆英除了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相对而泣”外，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眼前的局势。虽然道光帝在一连串失败后已经有由“剿”到“抚”的松动，但皇帝的面子让他给耆英的谕旨是“先剿后抚”。也就是说，虽然要讲和，但也要先打一次胜仗才行。
耆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打一次，哪怕是一小次胜仗的可能。而他又不想如奕山、杨芳那样用扯谎来讳败为胜。他做了忠臣的选择，和皇上实话实说——这是需要勇气的，在他之前，琦善实话说的最多，落得个“斩监侯”。
耆英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毫不避讳的说出了交战各省官员早就想说，而一直慑于天威不敢说的话：“该逆船多至二十余支，凶焰甚炽，其炮火又极猛烈，实恐难以抵御”，“二年以来，合数省兵力，言剿言防，总难得手，……且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覩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是彼逸我劳，彼灵我笨，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江、浙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若不借此转机，速为招抚”，则“祸患更难枚举”，从而建议“暂时羁縻，以作缓兵之计”。
毕竟，英军此来不是为了灭亡大清，而是要逼着大清开放，既然无法拒绝，为了避免对于国家更大的损失，耆英理所当然地想到了谈和。他没有现代国家那么明确的主权观念，他要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安定，既然用和谈可以换来安定，他的选择就是合情合理。
在也经不起失败刺激的道光帝，终于同意谈和。7月27日允许耆英等人“专意议抚”，“便宜行事”。
“诚信”，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儒家行为处世的重要准则。传统中国的历代历朝的统治者，都大力昌扬“诚信”，并奉之为驭民治国之圭臬，在处理同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往往强调“恩信远播”，使“夷民外族”“向化幕义”，这是一种宣扬国威和炫耀优越文明的手段和方式。
耆英主办和谈，自然不会放弃对洋人“示以诚信”，让他们“向化幕义”。
秉承着“讲信义，无欺诈，行笃厚”，耆英在外交礼仪上，他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势，同英人直接见面，不分尊卑，与外人谈话显得坦诚，温和，问长问短。南京订约，耆英在英国兵船上，问及每一件武器以及英国乐队，甚至问到巴夏礼读什么书等。耆英这种平易作风，与同时代其他顽固官吏相比，显得开明，豁达，尤其是耆英与朴鼎查的个人情谊，则更让洋人感受到他的真挚可亲，诚信无欺。在朴鼎查的回忆录中，曾写道，耆英称他为“英地密特朋友”“并想让他的大儿子给耆英作养子。”在朴氏回国之际，耆英致函给朴鼎查：“彼此心心相印，我们身虽分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见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侧。”
耆英的这一系列做法，被今人看作是“媚外”。但是，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儒家诚信原则所强调的以个人情感建立信义的悠久传统在对外交涉上的延伸。自古以来，军事上软弱而文化上优越的中国统治者也常常采取这种方法来同化和软化人侵者。耆英深诸此道，他想竭力搞好与各国外交使节的关系，以便通过良好的私人交往使得棘手的外交公务变得容易些。
可惜，他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些在中世纪凭着野蛮和武勇破关而入的游牧民族，而是有着一套自己文明规范和处事原则的近代化国家。他的这一切努力，都在对于近代国际常识的无知中化为乌有，在他认为的一些细小问题上，国家主权不经意的流失了。
早在南京和谈之前，耆英认为英国人“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
道光帝对于英人的勒索的答复是“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其住据为巢穴，”并拒绝开放福州。对于道光帝的答复，耆英以为英人所求“均有难以拒绝之处”，“婉拒”了道光的谕令。
《南京条约》当然是按英国人的意愿签了。在与英人在广东商约之前，耆英认为如单独与英国订约，其结果必然是“英夷竞可示德于各夷，而阴操我国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于天朝，而维系英夷之手足”，故而建议：“如咪唰坚等国必欲在闽、浙、江苏通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任其所之。”道光帝最终只是笼而统之的要求其“妥筹定议”。耆英此后基本上是按此思路行事。在与英人商约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关键条款未予重视，往往在损失利益之后还不自知，因为这些条款在耆英及那时的帝国君臣看来，实在没有重视的必要。
如“西洋各外国商人，如准其一体赴各口贸易，即与英人无异。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就是在耆英认为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给予英国人的。而“领事裁判权”条款耆英更是认为这是省事的好办法。
在与美国人商谈之时，耆英的宗旨为：“其有关贸易之款，仍遵照上年所订章程，以免歧异。其无关贸易之款，有见于上年善后章程案内者，亦即准行。间有新章所未载而事非难行无关紧要者，不妨姑如所请。倘有于新章有大相龈龋及制定不便更易者，均即严行驳斥。”美国人由此除了获得英人已获权益外，还扩大了其享有“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其后法国人在此基础上，则获得了恢复教产和传教的权利。
在耆英看来，天朝大国应该对所有外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各国视天朝相待之厚薄，以为国体之尊卑，其可以控驭羁縻之处正在于此，自当持以均平，不失觖望之隙，俾得互相观感，向上之忱”。而且，这样做对海关税收并无损失，广州少收，而其他四口增多，“挹彼注兹，仍于国课无碍”另从国防考虑仍不失为上策，“将一处之夷船，散之五处，其势自涣，其情自离，藉以驾驶外夷，未始非计”。
至于传教的权利，耆英认为：“欲使英夷有所畏忌，必先不失法、美两夷之心，而该夷等之崇奉天主教，无异蒙古之信喇嘛，今若习教之人奉有恩旨，不独法夷借以笼络，即美夷亦因而悦服，英夷闻之，亦可稍械其桀骜之气，似与以后办理夷务不无小补。”
第一批条约的签订，就让中国一口气损失了“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等权利。耆英罪过委实不小，而这一切，又是在维护天朝体面，避免夷人进京，让中方少些麻烦，“以夷制夷”，“怀柔远人”等等观念之下做出的决定。
在众多谈判中，耆英作的唯一使今人可以称道的，是坚持主张不可开禁鸦片贸易。
中英南京谈判中，朴鼎查就鸦片问题向耆英进行了一系列游说活动，竭力证明鸦片贸易是禁止不了的，并旁征博引，从印度到欧洲，从烟酒因禁运无效而变通征税，到中国无力禁止鸦片走私，不如依法炮制。对于朴氏的要求，耆英婉转拒绝，并复照他，认为大清皇帝不会听从这种议论，鸦片弛禁之事，不便遽然奏请，鉴于当时的复杂情势，耆英曾就此事上奏道光，并道出自己的忧虑：“当此夷务初定之势，弛张均无把握。操纵实出两难”，请求道光帝裁夺。道光帝对鸦片深恶痛绝，明确谕示耆英：务必从严禁烟。耆英在此后的鸦片贸易问题的多次交涉中，都秉承道光帝之意旨，给予拒绝。
1843年10月中英《虎门条约》的谈判中，英方代表小马礼逊根据朴鼎查的授意正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耆英批示中方谈判的直接代表黄恩彤“设重税以难之”。然而，英方代表朴鼎查并不就此罢休。同年11月，朴氏再次向耆英递交鸦片问题备忘录，他历述以往交涉要点，重谈鸦片弛禁的好处，并告诉耆英，英方将禁止鸦片进入香港，这样会迫使载运鸦片的船只深入中国内海，事情将会变得更糟。耆英仍坚持“烟禁”原议。并对英使说自己“无意更改原议，也没有权力变更帝国的法律”，并要求英、法等国领事官与中国政府合作，共同查禁烟毒，不准烟土进口。朴氏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尝试再次遇挫。
在多方努力不得得情况下，朴鼎查发布公告，通知英国商人“不要把鸦片认作是一种未列举的应税品目，可以按值百抽五的进口，”并警告说：“任何人根据这种假定去行事，就要自己去担当这种行动的危险，既使他是一个英国臣民，他也不会得到英国领事或其他官员的支持”。
英国公使德庇时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使这种贸易合法化，我自己和朴鼎查曾用尽了每一种努力，以图说服耆英去影响北京政府，但是全未成功”。
英国的失败，法国、美国也同时遭遇。
中美《望厦条约》中明文规定：“美国人携带鸦片等违禁物至中国，听任地方官吏自行办理治罪”。而在附于中法《黄埔条约》中作为该约的部分税则里，鸦片被认为是违禁品。
耆英履行了一个朝廷忠臣竭尽所能为主分忧的本分，但无知又让他成为一个不自觉地“卖国贼”。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的身份主持对外事务，自认办理夷务得法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还多了一项：竭力避免边衅。
为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耆英奉行“外示信义”的原则，即所谓“唯抚外夷，首重诚信”对外人守承诺，讲信用， “条约为信守之凭”，“惟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
1845年正月．英国提出提前交还鼓浪屿，耆英以为：“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惟有坚守条约，庶可杜其反恻之萌。先与鼓浪屿固属其善，但与成约不符，且鼓浪屿既可以先交，则舟山亦可迟还，反伤和好雅谊，不如挨乙已年银数全行交足，将鼓浪屿、舟山一并退还，更为直截了当。”在得到英方代表德庇时的具文保证之后，耆英始同意接交鼓浪屿。其后，德庇时将归还舟山与广州英人人城相并提，要求容许英人人城和租地造屋，否则舟山不能届期归还。
舟山归还，是<南京条约》第12款的明确规定，而人广州之事并无明文规定。因此耆英坚持“惟有固守成约，责以大信，令其归还舟山，而进城之准行与否，则取决于民情。”几经力争，舟山得以届期归还。
“惟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自然是近代外交必不可少的优秀素质，也可做到“避免边衅”，但作为不平的条约，坚守就必然被后人诟病。而为了不开边衅，对于民众和洋人的冲突，耆英只能是对内不对外。
在粤东的“民夷”冲突中，外国歹徒在中国领地蓄意残害、枪杀中国民众，耆英以条约中的有关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而对凶犯听之任之，甚至抑制民众的反抗。1844年6月，美国歹徒枪杀广州无辜平民，耆英听由美方“准按公义了结”，劝胁民众“勿得私相报复，致酿事端”。
耆英的“抑民奉夷”，颇受当时舆论的谴责：“逆夷之敢于猖獗至此者，皆由耆英为之内应，背君害民，丧良昧理，以勾通英夷暗助其叛逆之谋耳”，“自有权奸以来，未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
耆英自己也颇觉委屈，“本督……爱民尽职奉公之心，如有不诚，天祖鉴之，近年外国订约，尽我心力，无非欲安我人民，岂有厚待外国，薄待我民之理矣!”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如此作，就是为了避免夷人不跳起边衅，是为了让皇上安心，也是为了百姓平安。在内心中，他是很瞧不起夷人，视夷人如犬羊的。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指责？
这样的陈情表白，民众当然不能谅解，也无法理解，今人更不能理解。而在根本没有办法“制夷”的前提下，“抑民奉夷”不能不说是把损失降于最小的方法。中国近代历史的屈辱，局限了太多地视线，人们总是看到屈辱，而想不到如何避免屈辱。
陈旭麓先生说耆英是“苟且办国事的人”，苟且二字颇具神韵。但以耆英来说，不苟且，也无其他办法可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都没有什么反应，况耆英乎？
以后的耆英，备极荣宠之后，终于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
1848年2月，耆英赴北京觐见道光帝，随即被留在北京供职，道光帝赏赐双眼花　　1850年咸丰登基之后，耆英仍对新帝陈述英人可畏，应该周旋而不可强硬，为咸丰所不喜，最终被降职为五品候补。
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耆英重被“弃瑕录用”。咸丰随即赏耆英侍郎衔，与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华沙纳同赴天津与西方国家谈判。然而，是年1月，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劫掠叶名琛的督府之时，缴获了装有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办理夷务期间的奏折、谕旨和皇帝对外交条约的批复原件等外交文件。这些文件清楚昭示了清朝官员办理夷务的具体做法。表面以诚信示人而在背地里诋毁无所不用其极的耆英，终于被“英地密特朋友”所厌恶。
结果，在津与英国代表会晤时，“英夷威妥玛于座前呈出一件，即系当年耆英具奏驭夷情形摺，语多贱薄夷人，且有宣成宗皇帝朱批”，英国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当场就拿此奏片奚落耆英。
已经七十余岁的耆英受不了这种羞辱，“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可也不能避免“为王大臣论劾”，被咸丰帝“赐自尽”的结局。
耆英死时，可能还会暗地里埋怨咸丰皇帝不听自己的忠言，激怒英夷导致国家再次陷入战争。自己为了朝廷殚精竭虑，不惜蒙上污名和为自己所厌恶的逆夷周旋所维持的局面，被这个新登基的皇帝给毁了。
他并不明白，自己的忠心，皇帝体察不到，后世也是体察不到的。在时代转型期间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都免不了会是这个结局。
有人说，从1842至1848年，可称得上是耆英外交时代。耆英的时代过去了，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得炮火还在继续，他身后的“卖国贼”，还将层出不穷。
参考书籍：
（1）《鸦片战争史料丛刊》第一、二、四册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3）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上册
（4）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
（5）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6）夏燮：《中西纪事》
（7）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
（二） 叶名琛
这个名字，也许并不应该列入“卖国贼”的行列，他是一个“误国贼”，一个因为自己的愚蠢害了国家的人。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作为大清王朝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用这种方法面对外敌的节节进逼，最后落得个被俘辱身，客死他乡。
当初看到历史中有这个人物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出现那句调侃的话来：这个人脑子进水了不成？
自然不可能，这位湖北汉阳的才子，26岁中进士，38岁作巡抚，43岁作总督，46岁时便已经官居极品。
若要说人品，《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性木彊，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不算好评，但也看不出人品不好。而记录他的功绩，却可看出他是一个难得得干才：
“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土，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智商不会有什么问题。
作为对手的英国人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褒词。
在叶名琛被关押在印度期间，英国人柯克曾经采访过他，后采访经历记录在自己所著的《中国》一书中，对于叶名琛的形象和性格有详细描述：
“叶名琛身高1.8米，肥硕，留着中国式长而薄胡须，前额缩入，头颅甚大，耳轮圆形，后脑稍涨满，头发稀少，不留长指甲。杏圆眼时他相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他意志坚强，性情顽梗。
他不抽鸦片，只饮热茶，早餐素食。生性简朴，所穿之袍褂油渍光硬，据他自己说已穿了十年；他在中国的家属要求给他三千元作为在印度的零用，但致死未动用过分文。所以柯克认为，在私人生活方面，叶名琛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
这么一位人物，怎么就会有那么愚蠢的举动？竟然误国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让人疑惑。
1852年8月至1857年2月，叶名琛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理中外通商事务。这不到五年的时间，叶名琛在广州究竟干了什么？是什么让他竟然对洋人采取“六不”政策？
难道仅仅是“颇自负”？
叶名琛在广州的时期，中国的内忧已经从零星火点逐渐发展为燎原大火。1850年夏，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一路上所向披靡，1853年3月占领南京，与满清王朝分庭抗礼。而广东也从1850年开始频频出现农民和会党起义，直至1854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洪军大起义。
原本尚还无事的“外夷”，这个时候也向清政府提出了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清政府却极难接受的条件：修约。
1854年，美英法等国根据中美、中法条约中的届满l2年后修约的规定，分别到上海提出修约要求。根据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只有两广总督才有处理中外交涉的权力，因此，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再三劝导外国公使，令其回广州听候叶名琛查办。
先为巡抚，后为总督，叶名琛对于广东河南中国的动乱自然是全力剿洗和堵截。先后部署兵力，镇压了清远、英德、廉州、詹州、高州、韶州的起义，并在广州保卫战中，击退了号称有二十万之众的洪军，确保了省城安全。而对于太平军，叶名琛组织精兵防守各地，严防其进入粤境，并派骁将福兴率兵入湖南参战。同时还接济邻省大量军需物资，“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
在他的积极防守下，洪军虽一时还不能被消灭，但已成不了气候。对各省都是如入无人之境的太平军，也对广东这个富庶繁华之地绕道而行。
而在对外方面，叶名琛也并不是如教科书所说，一无作为，或如清史稿所言，自负误国。
秉承着朝廷“于该夷到粤后，务当晓以大义，于抚慰外夷之中，仍当坚持定约，万不可听其别有干求，致生枝节”，“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之类的的谕旨。叶名琛在对内应付的同时，开始对外邦交。
1854年，美使麦莲、英使包令先后到达广州，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同照会叶名琛。叶名琛复文说：“天朝臣下，但知谨守成约，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同时派员面见英法翻译，称尚未奉有修约的谕旨。
英美法三国公使于是联袂北上，其中英美公使到达天津。清廷派崇纶与英美公使会谈，答应其可以就上海欠税、广州茶捐和中外民人相争等三款分别与两江、两广总督会商。英美公使没有答应，无功而返。
对于清廷答应会商的三个条款，叶名琛认为：中外民人相争一款，前定条约已有规定，但现在民人相争大多是因为外人欺压过甚，国人复申前议，“无非复欲逞其骄横之势”。免上海欠税一款，将关系到通商全局，“必须令其仍在广东妥为筹度，免有碍全局”。至于广东茶税每担抽二钱，系事出有因，而且抽自中国商人，与洋税无涉。这些条款，都是外国人的无厌之求，因此都不予理睬。
这里，叶名琛在内外交困中，仍然条例明晰的作出分析，实属难得。获得了咸丰帝的赞赏，认为是“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
1856年，伯驾继任美国公使，并且在取得英、法支持的情况下，再次提出修约要求。
1月，叶名琛也接到伯驾要求修约的照会。叶名琛认为伯驾他可能与英法公使联合北上，便上奏要求“嗣后该夷无论行抵何省，如有恳求代为陈奏之件，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自当恪遵叠次训示，坚持定约，俾得随时驾驭，设法箝制，庶可消患于未萌也。”咸丰帝一面谕令沿海密为防范，如有北上坚决劝其回广东商办；一面告诫叶名琛“惟当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果伯驾坚持修约，“只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同年6月，伯驾乘船到福州和上海投递修约文书，坚决不肯回广东谈判，并且声称如果谈判未果则北上天津，后终因兵船未到而作罢。
叶名琛“谨遵圣训”，对于英法美等国采取的政策，无一不是按照朝廷的既定方针。决非因自负而自作主张。
各国公使所要求的两次修约谈判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武装要挟，也就在所难免。
1856年9月，英国水师在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率领下进攻黄埔炮台，率船队驶入省河，占领了广州城下游四哩远近的江口各炮台、沿澳门航线的各炮台等，同时又占领并据守住商馆。十月，英国水师又进攻虎门、横档各炮台，后又摧毁大角头炮台及亚西娘炮台。
对于英人的入侵，叶名琛一面率领清兵进行抵抗，一面发布告示，激励兵民抗战。
其告示云：“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叶，位晓喻事：照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合行晓喻，共同剿捕。为此，仰合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尔等务即戮力同心帮同兵勇，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银三十大元，携首级赴本署呈验。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在这位叶部堂的激励下，广东民众群情激忿，对英军多方打击，“时洋艘至粤者，为义勇沿河截击，人船多伤，官不能禁”。同时为了泄愤，广州民人还烧毁了六座洋行。
10月29日，西马糜各厘和巴夏礼率军攻入广州城，遭到清军顽强抵抗，死伤三十余人，后虽然占领了总督府，但三天后因站不住脚被迫退出城外。
于是英军在城外用大炮轰击城墙，可轰毁的城墙到夜间便被修补好。在水面英军舰船又频频遭到清军兵勇水雷和火药瓶的袭击。这种骚扰使得巴夏礼甚至想到从香港调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来增援。
在广东军民的奋勇抵抗下，英人的军事行动被强行阻止，凭借其水上力量封锁了广州的海面。
叶名琛在一系列战斗中履行了自己作为封疆大吏的守土责任，他对于大清，是问心无愧的。
可问题是，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英军还在虎视眈眈，援军正在赶来，法国也将和英军联盟。而叶名琛麾下的主力部队都分散在各地防守起义军，根本调不回来——也不能调，起义军是要推翻大清的，而洋人毕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孰清孰重，叶名琛不会不明白。保大清和保中国，御外辱和防内乱，他必然要选择当时的人必然该选择的。
1849年，广州入城危机的时候，广州尚还有10万兵勇，但在击退洪军之后，财政极为困难，便解散了。而已经出了大笔军款的绅商此时也在无能力出钱，广州可用之兵不过数千，而临时招募的团勇一万四千人，“嗣因惜赏，各街团练壮勇不愿出力”，更不太可能作有效的抵抗。
叶名琛只能用他官场多年所磨练出来的意志来维持危局了。
于是，我们就发现叶名琛在英军“驾炮往击总督府”的时候，“司道冒烟进见，请避居”而却“叶相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
就会看到在英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将军巡抚司道进见，商战守策，而叶相谵若无事然。”
他并非不战，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战；他并非不和，朝廷不和，他必须遵行；他并非不守，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衙门中；至于不降，这是必然的，无需多说，即使讽刺的他的人也不会真希望他向洋人投降；他也不能走，守土有责，擅离职守是死罪难逃的。
当英军的援军和法军都齐集广州城下的时候，叶名琛的冷静也于事无补了。
1857年12月12日，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额尔金的照会提出：中国五港口，独广东何以不准进城；请中国特派平仪大员，与其另行商议条约；上年起事，所有英民及英属受害者，皆当照数赔补；在河南地方及各炮台驻扎英国军士。如果能允准，即可将广州附近的兵船撤去，中外通商照常。并声称，英、法两国政府“一致下定决心，要以有力的断然行动，为过去的损害求取赔偿，并为防止日后的损害谋求保证”。
葛罗的照会则特别着重就马神甫事件提出赔偿、处理西林县官等要求，提出要赔偿中英广州冲突以来法商的损失，以及行使广州进城权等要求。同时，两国公使还共同发布一项联合公告，警告广州居民，如十天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即将开始攻城。
对于英法公使的照会，叶名琛虽然知道无力抵抗，仍然进行了反驳。
针对英使的照会，叶名琛指出，广州进城一事是因为民意不允，已奉圣旨，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体察民情而纾商力；修约一事，前已谈判，况且中外通商，均沾利益，无不照约办理，实为妥善，没有修改的必要；赔偿一事，“亚罗号”事件中方已将水手交还，已属情理兼尽，而巴夏礼趁机兴兵，应是英人理屈，况且中国的损失比英人更严重；河南及沿河各炮台均属绅民捐资兴建，英国军士驻扎该处，恐致酿成事端，更不可行。
针对法国公使的照会，叶名琛指出，马神甫系马子农，是广东人，且因抢劫、奸淫被正法，与法人无涉；上年法人的损失是因为英国兴兵，理应找英人索要赔偿；河南驻军，因绅民众多，恐致酿成事端。同时劝慰法使：“本大臣总以两国和好，如有通商事宜，彼此皆可妥办，幸勿惑于浮言，转为代人受过。”
叶名琛还是认为自己的驳斥是入情入理的，是可以让英法两国产生嫌隙的，是应该能够阻挡英法联军的进攻步伐的，以下的话，可以看出他的心境：
“惟英、法、美各国自立条约以后，犹复贪得无厌，狼狈为奸，其要挟固结之心，几于牢不可破，经此设法反问，已令自相携贰，果使英国之势先孤，定知各国之心亦转。”
“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叶名琛太乐观了，这种乐观来源于他的无知。
英法两国自然不会因为他的乐观而给他一个乐观的结果。1858年1月4日，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城，虽然付出了128人的代价，但广州还是升起了两国的国旗。留在衙署中的叶名琛被俘。
成为了俘虏的叶名琛，是因该去死的，应该如裕谦、姚怀祥那样自杀殉国才对。也许，自杀的他就不会受到那么多指责和讥讽了。
他没有死，他安然作了俘虏，这是奇耻大辱。
他为什么不死？他在被关押的军舰上和后来的关押地加尔各达以“海上苏武”自居，是不是作秀？
1859年4月10日，叶名琛死于加尔各达，他是绝食而死的，随身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他不愿食英黍。
他的仆人记录下了他的遗言：
“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启衅，究竟孰是孰非，乃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他做了伯夷叔齐，为自己的朝廷而饿死。
而他的朝廷，却彻底抛弃了他，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视他为罪人：“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他是忠君的，他所作的，都是朝廷允许他做的。他的错，是朝廷的错。可朝廷是不会错的，错的只能是他。
参考书籍：
（1）《筹办义务始末.咸丰朝》
（2）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3）《清朝柔远记》
（4）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班兄久不来人物了，呵呵，好像没有发完阿？
回复日期：2006-12-6 19:16:00
陈兄久违了，总是没有像样的东西，所以不敢来：），这个东西自我感觉还凑乎，就拿来了。还没写完，后面还有崇厚、曾国藩、奕欣和李鸿章。
回复日期：2006-12-9 0:57:00
（三）奕
他被称为“鬼子六”，因为他倾心洋务。
他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原本应该获得好评，但也被骂作“卖国贼”。
因为他主持签订了《北京条约》。
他是道光帝得宠的儿子，但因为锋芒太露，败给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咸丰。但他毕竟是天皇贵胄，使清王朝这个金字塔利在顶端的人物。何以要卖国？如果别人卖的是国，他则还要加上一个“败家”。
败家子都是糊涂和不思进取的，是一味寻求自己享乐的。而弈并不是如此的人。
他虽然在皇位之争中失败，但对于大清还是忠心耿耿的。
1852年，奕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入安徽，杀人河南，直逼直隶。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他在抵挡太平军北伐期间“军机大臣上行走”，奕“参赞军务，夙夜勤劳”，为清朝立了大功。
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才干，又疑他势大难除，就借口他在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新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职，命仍在内廷行走。
奕是有理由对咸丰帝不满，从而萌生“卖国”之心的。可是他没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奕是主战派的一员，对妥协言论指责严厉．他反对朝廷用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夷务，指出“耆英从前输亮务，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畏夷如虎，槐民如草，以至养成巨患，流毒至今”，认为“倘一味示弱，或至敷衍了局，射惟誊英悬问”。
在成丰帝准备接受桂良的建议，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时。奕强烈反对：“与其一味示弱．弃江岸以为了事，后日虽欲追悔而无及者，利害不啻百倍”。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方案：“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坚持而虑其豸突，则津、通之激励兵勇，与广东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薄胜算也 ”“香港乃其赞物橐处．成本甚置，必不敢弃而不顾，广东一经动兵，夷船闻信必返。臣则谓其内履翼亢．亦不能在外持久”，“至今日而言战，战更有无可恃者，然臣谓总在办理之得人耳”。
此时的奕26岁，属于“愤青”的年龄。言论中，一个年轻亲王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可战争的发展，并不能如弈所期望的那样。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战役，清王朝倚为长城的满蒙骑兵在悲壮中被英法联军打得尸横遍野。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在慌乱中，被罢黜的奕受命留京议和。
奕仍然年轻，但已经不再是“愤青”。
他看到了夷人的先进和自己国家的落后。他明白了被他指责“畏夷如虎”的耆英为什么会对夷人“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了。被留在京城近距离接触夷人的他必须“统筹大局，追于时势，不得不为目前之计”。
此时，帝国的首都在夷人的占领之下，北方一片阴云。而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又趋高涨，更是风雨飘摇。局势再不容混乱下去，必须使国家安定下来。
太平天国是要改朝换代，自然是不共戴天，而夷人“彼之来意，实为通商，并不利我土地人民”，是可以“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
曾经对妥协大加挞伐的奕现在也要和夷人妥协谈和了。可是，妥协是极度痛苦的，没有几个人是甘于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心甘情愿的卖掉自己的家产，更是绝少。何况，当时英国公使额尔金为了使清政府感到所签的不是一个和约，而是一个征服的条约，在签字仪式上对的奕态度非常傲慢。这不能不给年轻的亲王以极大的刺激，愤恨的他发出“要挟情形实堪痛恨”的感叹。
回复日期：2006-12-9 0:59:00
光愤恨有用么？没用。妥协谈和就完事了么？不能。耆英的苟且不能救国，叶名琛的决绝也不能救国。能救国的，只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句口号，12年前，魏源提出，却没有有人响应，今天，只能由奕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面对着清廷以往对于洋人“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的状况，奕在日趋频繁的对外交涉实践中开始审时度势，改变了非“剿”即“抚”的对外交涉路线，代之以一种“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策略，即执条约为据，以信义笼络外夷，执行一种缓和的外交手段。
他倡议成立了第一个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这不知被多少人骂为卖国衙门的地方。
咸丰帝的外交水平还停留在父亲道光帝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众多大臣的水平之上，还认为对外交涉无非就是通商贸易方面的事宜。在其批准筹办夷务全局章程的上谕中，将奕原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与原旨相差甚远，二字之差直接涉及对外事务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中外关系。
奕不是父亲，不是耆英，不是叶名琛，更不是躲在热河沉溺酒色的皇帝四哥。他已经看出“通商”根本不能涵盖对外关系，中国的外交思想不能再停留在父亲的时代。
他上奏申解：“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有大员驻扎专理，臣等在京，不便遥制，况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
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兴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兴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拟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藉口。”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处理一切涉外新政的政府机构——“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
天朝的崩溃，从道光朝开始。而天朝之梦的苏醒，却是从这个衙门开始。
条约签订了，北京又回到了清帝国的手中，而一直压在奕头上使他不得施展的咸丰帝却回不来了。1861年8月，久病不治的咸丰帝死于承德，临终前留下遗言：立叶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权的奕被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奕自然不会再让人横挡在自己面前，他和叶赫那拉氏联合起来发动了“辛酉政变”。
从此，奕集团入主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核心时间长达24年之久。奕以议政王之尊领衔军机处，具有议政和施政权。
没有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洋务实践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是地方实力派，但毕竟是“地方”。
而作为洋务运动思想传播，面对传统势力的责难，与传统士大夫的论战，更是地方势力的曾、左、李所不会或很少遇到的。奕必须承担这一切。
同文馆的设立，采用西法练兵，扩大对外贸易，派遣驻外公使，支持地方督抚的近代工业……，几乎每一件举措，奕都面临着传统的攻击。我们在教科书中，往往强调他所面对的是倭仁这样的守旧书生，而忽略了这些书生身后强大的传统力量。在这样的力量之下，即使是摄政王，也有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除此之外，奕还要面对曾经盟友叶赫那拉氏慈禧的权力争夺。他毕竟是臣，即使对洋务的理解远超时人，即使他入主中枢威风八面，即使他是皇帝的亲叔叔，他还是臣。在一个有着极强权利欲的主子面前，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获胜，除非他不愿再做臣。
“甲申政潮”中，奕败了，彻底的败了。闲居10年之后，在甲午之败的巨大国变中，已经锋芒殆尽，委靡不堪的他被重新起用。这和他当年临危受命在北京主持“抚局”时一样，都是来收拾残局。但无论是大清，还是恭亲王，都已经今非昔比。
在人生最后一次出场中，面对着自己毕生事业的毁灭殆尽，奕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这位“鬼子六”，仍然念念不忘西化。而在甲午之后，顽固派一改以往的从属地位成为朝廷的中坚：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他们都全力反对西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奕自然成为“卖国贼”。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摆脱卖国贼的帽子。
参考书籍：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4）黄遵宪《马关纪事》
回复日期：2006-12-9 21:29:00
记号。
回复日期：2006-12-12 15:52:00
(四)曾国藩
前些年，曾文正公颇红火了一段，《家书》、《文集》都成为畅销书。挂着他的名字兜售的“经商宝典”、“官场宝典”更是让人们趋之若鹜。
可他还是不能把“卖国贼”的帽子从自己的头上摘去。无论崇拜和喜欢他的人有多少，一旦谈起他晚年经手的一件大事，便要么闭口不言，要么也得说些谴责的话。
这位获得“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评价的中兴名臣，毛泽东少年时和蒋介石终身的偶像，一生的功业殊勋、品德魅力几乎都在一件大事上丧失殆尽。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和他粉丝们永远的痛。
这个案件办理完毕之后不到两年，曾国藩就在悔恨和负疚当中死去，可以想见，临终前，他的心境是如何的不平静。这对于毕生讲求修身养性，以中庸隐忍为作人做官准则的曾氏来说，是巨大的人生悲剧。
他曾提出不同于传统理学的君子小人观，谓：“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昏暧即为小人。”得出“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的结论。
然而这一次，他虽自问“晓事”，却也不能改变天下称自己为“小人”。
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曾国藩功成名就了。作为清王朝的汉族官员，他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作为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老师，他的门生个个有出息；作为对这传统文化有着历史责任的读书人，他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的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
他曾经说过自己“寿命歹不出六十”，在这个岁数到来之前，该做的都做了，可以安享晚年了。
可惜，天津教案发生了。
案件的发生，比较偶然——I870年5月，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批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百姓中间流行着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正好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被百姓认为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公平的说，基督教随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虽然开端不光彩，但做的事情，有不少还是传播福音，行善积德的。就以育婴堂来说，就挽救了不少被遗弃孩子的生命。
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育婴堂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度邪恶和恐怖的印象。
按照传统的民间习俗，婴儿夭折之后并不给予厚葬，也无棺木，仅以一张草席包裹，且不入祖坟。而按照天主教的观念，即使是婴儿，只要来得及在死亡前实行洗礼，也就是拯救了他的灵魂，所以是有资格享受体面些的葬礼。
但在瘟疫中，幼儿大批死亡，来不及制定棺木的育婴堂便“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加上“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其底里”，“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便就难免“浮言由是大起”了。
何况，早在咸丰年间，民间就有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只迷汤，蛊心惑志”的说法，到了同治元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的谣言。这些早年遍行于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也散播到了北方一带。
这些谣言，伴随着一些入基督教的流氓无产者，势力“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粮钱，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百姓对于洋教的痛恨便无可扼制的喷发出来。
回复日期：2006-12-12 15:53:00
也是凑巧，在婴儿尸体曝光之后，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在用迷药行骗时被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是受教民、天主堂华人主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并说曾迷拐过一人，得洋银5元。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并提审王三与武兰珍对质。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得出并无挖眼削心之事。
事情到这一步，原本可以解决了。但谣言和愤怒并不会因为这么一次对质而化解。王三在被护送出县衙的时候，围观百姓齐声大骂，并用石块击打王三。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了丰大业。
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原本就愤怒不已得百姓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
打死法国领事，这原本是极为可怕的罪过，但在此时，百姓们已经无所顾忌。群起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并在仁慈堂杀死修女1O名，又去了法领事馆杀死四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此外，打死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此时的曾国藩正在病中，收到谕旨，“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这事情太难办了，若要顺从洋人，自己一世英名势必毁于一旦，若要顺从民意，边衅一开，自己操劳半生换来的和平建设局面就会被打破。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海上船炮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战，处处宜防，年年议战，亦属毫不把握”。那么，完全顺从民意是做不到的，这也就必然会走到第一条路上去。
可曾国藩别无选择，他秉承一生“忠、信、笃、敬”不允许他推诿责任。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走上了他人生的不归路。
根据清廷的谕旨，曾国藩来天津查办天津教案的任务有三:一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如查有实据，应与洋人指证明确，按律惩办;二是百姓聚众殴死领事，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三是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
曾国藩于7月10日抵达天津。
事情虽已过去了20天，但“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绅民拦舆递禀者，填街溢市，“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官绅纷纷进谒，“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
看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为了稳定局势，曾国藩“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以“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
此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到津后，提出此案系府县主使动手，帮同行凶，须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及天津镇总兵陈国瑞三人抵命，不然，“该国水师提督到津，即令便宜行事”。不久，罗淑亚再次照会曾国藩，坚持三员抵命，曾国藩坚持不允。8月初，罗淑亚表示不再谈判，径自回京，摆出一幅随即开战的架势。
已然得到普法战争消息的曾国藩认为当前法国已“无暇与我求战”，并不受威胁。何况他认为“外国论强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因此，他主张应调遣军队备战以作为据理力争的后盾。在和谈中，他一面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另调刘铭传赴直隶统率铭军。此外，还要求清政府加强各口防御以便配合谈判。
但清廷对普法战争全然不知，坚持将天津府县解津候质。朝廷的无知让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忧愁之中”，他的幕僚也抱怨说:“此次办理夷务，无一顺手，被谤受气，不一而足，可发一叹。”
他要爱国，但更要忠君。无奈中，9月初曾国藩亲自审讯，府县二人，随后上奏清廷说:“该府县等临时失于弹压，事后不能缉凶，揆其情势，虽亦不无可原谅，唯地方酿成如此大变，边衅几从此开，自非寻常因案被议者可比，相应请旨，饬下刑部核议具奏。”
曾国藩在惩办两位官员之后，感到：“此次中外无不知此狱之冤，其议令远戍，全系曲徇洋人。”为了弥补愧疚，深知官场险恶的曾国藩，一面在上奏中极力保全，另一面也作着该做的安排。亲自致书刑部尚书郑敦谨，请他“力持正论，曲为保全”；“如不得已而发往军台，则下狱之费，军台之费，由敝处量为筹措，稍表歉衷。”同时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府县下狱之费;及至二人从重发往黑龙江，曾国藩又写信给盛京将军、吉林将军，沿途予以照料;致函黑龙江将军，到戍台后加意优待。并另筹银一万余两，作为二人赎罪之费。
官员惩办了，剩下的便是老百姓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自编《爱民歌》的他，在对于追查凶犯问题上，更显得无奈：“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祸连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面对着“平民亦与誓同生死”;“百姓团结一气，牢不可破。已获之犯，人人为之串供，未获之犯，家家为之藏匿。官府万分棘手，而百姓仍复自鸣得意，近将杀人烧堂之事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留传，并闻有编成戏曲者，虽经查禁，而其人气焰嚣张如故”的状况，当年的“曾剃头”不得不回来了。
曾国藩设立了发审局“日日购线缉捕，日日审犯求供”，最后在9月将首批“要犯”32人奏报清廷，其中正法15人，徙罪者17人。10月又将二批“要犯”9人奏结，其中正法5人，军徙4人。
就如对官员惩办后也要保全一样，对于百姓中的“凶犯”，曾国藩也“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他知道“以此案不同寻常，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事情总算了解，他也被调任两江总督，远离了是非之地，可他所担心的全都发生了。
曾国藩的判罚一经公布，立即招来了国人的谴责，他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在以后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心境折磨之下，直到离开人间。
参考书籍：
（1）《清末教案》
（2）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3）清朝柔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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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崇厚
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无可多说。他和前几位人物都不同，耆英“卖国”是因为不了解近代外交又急于让皇上安心，叶名琛误国实在有些冤枉，奕和曾国藩都有着不开边衅，蓄时自强的心思。而崇厚不同。
他是在左宗棠横扫新疆，军事进展顺利地情况下出使俄国，商谈伊犁归还事宜的，但他却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使中国凭空损失大量权益和土地。不但举国大哗，连外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与战败国的，但绝不能是由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
可说最了解洋务的晚清名臣郭嵩焘曾对崇厚又过这么一番评价：“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其心也”。
既然“徒知其可畏而已”，那么卖国也就自然了。还有什么可说呢？
有的。
他的谈判过程，有的可说，因为他而引起当时朝野的争议，也有的可说。
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34岁时任第一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理过直隶总督。同治六年(1867)后，先后与葡、丹、荷、西、意、奥签订过通商条约。天津教案发生后，奉命使法道歉，回国后擢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年(1876)，又署理盛京将军。其在当时办理洋务的官员中，颇具声名。外国人多以为崇厚具有令人愉快的品格，英国外交官称他“无论如何要比一般中国官员有礼貌”。美国外交官却以为崇厚“资质异常愚鲁”。
1879年（光绪五年），为了收回俄占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使俄交涉。
伊犁交收的主动权在俄方，消廷根本不知俄方的意图所在，所关注的也仅在伊犁的归否上，所戒备的是俄方的“多为要胁”。俄方“要胁”的凭借就是潜在的战争讹诈。
但这种讹诈是站不住脚的。经过俄土战争及柏林会议(1877-1879)，俄国财用匮乏，外交孤立，内部不安，实无心力为争夺交通困难、征调不便的中亚边地而再启兵衅。就国际形势看来，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在伊犁问题上都不支持俄国。
但清廷消息闭塞，对于这些有利因素并不知晓。害怕与求快构成了总署的主要心态，而“相机筹办”则是指导大臣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清廷如此，空有声名，而实际上对洋务“无所得于其心也”的崇厚，就更是以怕和快作为自己对外谈判的准绳。只想着赶快签毕，尽快回国。
崇厚与头等参赞邵友濂、同文馆德俄语教习夏干及税务司葛德立等三十人于1878年十二月初八抵俄，旋即递交了国书。俄方出任交涉者有：外务大臣格尔斯，外务部首席参赞热梅尼，亚洲司长梅尼阔夫及驻华公使布策。
崇厚是很着急的，从一开始的时候便是。头等参赞邵友濂在回忆谈判的时候，说道：“顶可笑此老一到俄国，就即刻打算回去。”俄国谈判代表布策、热梅尼也看出“中国大使急需完毕交涉”他们抓住崇厚这一心理，真个是“我愈急，彼愈缓；我愈退，彼愈进，不餍其欲不止，餍其欲方止”
到达俄国后，接待的俄方官员当即询问他是否是“全权”钦差大臣，因为全权字样在国书中未经载明。十一日，崇厚亲自去见格尔斯，格尔斯也同样提出“全权”问题。这种对于是否全权德关注是基于对清廷的了解之上的，但也是拖延时间的借口——正式会议在两个月后才开始，而以后的二三月的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最后，俄国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给予俄国在中国的通商贸易的特权；修改中俄边界并赔偿军事占领费；要求割占帖克斯川的建议；索取500万卢布。1879年三月二十三日，崇厚向总署发来喜讯：俄外部声明将归还伊犁，并且说已允其通商，还表示愿付俄代收、代守及商欠、恤民的款项。崇厚如此干脆地答应了允许俄人通商 — 这张清廷唯一可打之牌，显然是对俄应允归还伊犁的回报。其答应偿款也是有凭可依的，军机大臣文祥早年就许诺如果俄国归还伊犁，就会给其偿款。
但以后的事情，就出了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崇厚上折认为：凡两国有益之事，皆可允行。并且在折中说俄归还伊犁后“力量稍弱，故不得不稍宽其界”。此处禀报的“稍宽其界”，其实指的就是割让帖克斯川。
五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崇厚就俄人要求解禁新疆边贸之事发电报给总署。崇厚的意见是同意俄人要求，为的还是从速办理交收事务。总署惧怕俄国得到通商好处后，再拖宕伊犁的交收，岂不是大上其当。但如果不允又怕俄国因此“生疑”，窒碍了交收大局。所以总署最后意见是一而解禁，一面议约。在总署的奕感叹：“倘照此收回伊犁，或与未收同，或还不如不收之为愈。”此时他已经收到崇厚寄来的分界图说。只是因为崇厚寄来的地图是照俄国地图临摹过来的，地名多有不同，难以核对，但已略感所订条约前景不妙。
果不其然，六月二十日，奕接到崇厚所议的17款条约，不免大惊失色。根据条约，第一，俄国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给中国，但中国要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帖克斯河流域宽200里、长4O0里的土地；第二，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约合银280万两)；第三，俄商在蒙古地方、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辟新的陆路通商线，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第四，准俄国在乌鲁木齐、嘉峪关、哈密等七处添设领事；第五，改定塔儿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第七，俄国船只可在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讷(今吉林扶余)。——条约对中国危害不可尽数。
八月初七崇厚给总署拍电，说条约全部定妥，八号将赴黑海画押。十七号的电报称已经签押了！
崇厚的求快有些超过底线了。
他的行为为何如此令人费解，即使求快，也不能昏聩到如此地步。他真的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
崇厚自己地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他如此作的原因。
十月十九日，崇厚于八月十五日上的关于伊犁条约的专折得到批复。这份折中，他诉说着自己“每议一事动阅兼旬，并与格尔斯会商十余次，计前后晤商数十余次，辩论不下数万言”艰辛。
清廷最关心的伊犁西南之界。俄国想在交还伊犁后，能暂时在绥定(伊犁九城之一)驻兵，崇厚以为此事不能答应，等到高甫满前来特别商议，崇厚答应把西南地方让给俄国。从条约的其他款项来看，崇厚所作的努力是微乎其微的。崇厚自己总结：“其余约章所载，或变通办法，或扩广旧章，第有便于商情要无妨乎大体。窃念两国邦交之重，万里边界之遥，在伊犁之交还固大局所攸关，而约章之定明实伊犁之所系。前者，大学士左宗棠督师西下，将士用命转战多年，将天山南北路全境肃清，人心望治。今出水火而登诸衽席，休兵息民，诸事可从容布置，臣叠承恩命，指授机宜，统筹中外之情形，审慎事机之轻重，惟愿我国家收回伊犁，安边民以副苍生之望，允开商路睦邻国以宏怀远之谟。”
至于他对俄国人态度的暧昧，却是对于俄国的惧怕和对俄国交还伊犁的感谢。
他认为自己是十分顾全大局的，唯愿国家安泰，休兵息民，并且时时以两国邦交为重。但他的糊涂、苟且却丝毫体现不出他所自称的这些品质。
回复日期：2006-12-16 2:19:00
条约签订后格尔斯在给热梅尼的信中欣喜地说道：“余兹幸已将中国人摆脱矣!”全程参与谈判的热梅尼对如此轻松得到巨大利益都略感不踏实，在致格尔斯的信中说：“条约尚在送往北京之途中，而吾人亦不知中国政府对此事意向如何，以及该政府为此所将采取之措施如何。布策也说：“贵国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竞将伊犁好好安坐而得之，天下竟有如此便宜之事乎?”
奕诉无所适从：“虽寄崇厚电信有各事均候批准，再行举办之语可为退步。然中外情异势殊，实觉毫无把握。”言下之意俄国人不好惹，若是不照办，两国有可能交战，一旦战败，那将“所失更多”。于是请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金顺等人一并筹议。
作为大清“鹰派”代表人物的左宗棠表现了他以一贯之的态度。首先指出了崇厚签订条约的危害：“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尤何极，可为叹息痛恨者矣。”进而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在左宗棠看来，中国不但应该为改约而战，而且具备战的条件，他从势与理两个方面论证了武力改约的可能性，即“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
新疆战事的顺利进展，左宗棠对自己的军事势力很有心信，光绪五年（1879年），他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此次平定南疆，声威之盛度越寻常，而布置精详，尤令远人钦服。不但海上用兵以来仅见之事，即周、秦以来驭边怀远之略实鲜其比。观俄、英各国议论，无复从前嚣凌气志……以势理观之，彼人固无词可以借口”。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表示：“中国戡定齐州，人才辈出，兵力视昔为强，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
在左宗棠看来，不但中国的兵力可与俄国对抗，而且俄国国内问题重重，“难与中国并论”，“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中国并论。频年黩武不已，仇衅四结。英德各雄邦均不义其所为。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议，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复与奥亚里加构兵，法助俄而德助亚。……彼方务于西又肇衅于东，似难逞其毒。今日附近各部苦其征敛横暴，颇有急盼大兵之意。”
另外，就中俄理之曲直而言，左宗棠认为理曲在俄：“地山虽以全权出使，而所议约章均须候御笔批准，是先无所谓允也。……且俄自踞伊犁，堕我九城，久假不归；纳我叛逆，屡索不与；四纵逋寇，扰我边境。……是俄先已启衅。曲本在俄。”
在这些分析之下，左宗棠得出“以言乎理，则兵以义动也；以言乎势，则盘马弯弓，惜不发也”的结论，对战胜俄国信心十足。
而李鸿章则从三方面阐述了他对崇约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看法。
就崇约利弊而言，他认为纰缪多端，有弊无利，并对条约内容关系重大者逐条驳斥。他说，关系商务诸条“在彼获益不少，在我耗损已多”，而与商务相较，界务损失尤重，“伊犁割去南界数百里，跨距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来要道……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生气中梗。……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谈形势者谓‘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临敌，将成孤注，自守方不易图，岂足控制南路？”
就理之曲直而言，他认为崇约虽有弊无利，但如翻约，则理曲在我。在李鸿章看来，此次崇厚出使，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权。因此条约“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悔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我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讪笑，则所失更多”。
回复日期：2006-12-16 2:24:00
最后，李鸿章认为翻约与否，关键要视双方势之强弱而定：“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至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完固、军饷充裕，足够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国闻之，张其效尤”。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势力强于俄国，则约可翻；否则只能尽力补救。对于敌我实力，李鸿章分析：“俄在西国为最强，其与中土沿海沿边交界三万余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而中国“粤捻平后，谴将裁勇，而饷源愈竭”，“无饷则无精兵无利器。淮军协饷亦十去其四。上年奉部议饬裁一万余人，又分防南北两洋，势可谓强耶？不但南北洋兵势不足，“黑吉两省，既乏将帅，更乏劲兵巨饷，断难与俄抵敌”。即使是左宗棠最为得意的西北军队，“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将来俄人不必遽动大兵，止令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及白彦虎之众入境肆扰，数十万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顾”。
基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尽管认为崇约纰缪多端，却反对废约开衅，而主张“徐图补救”；如若不能补救，则只能隐忍接受。否则，衅端一开，中国势力不抵俄国，俄国势必“变本加厉”，“有条约外之事”。他并因此对左宗棠等人的主战大加抨击：“左帅主战，倡率一斑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认为“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顾后艰”。
自然，李鸿章敌强我弱的认识是片面的，他过分强调了中国的虚弱而对俄国内部的情况缺乏应有的了解与分析。对左宗棠西北军队不堪一击的描述，也搀杂了太多的个人偏见。
但左宗棠多年用兵西北，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少，其西学知识远远落后于沿海督抚，而与其当年在闽浙总督位上引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辉煌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伊犁问题上，左宗棠多次表示，俄国外强中干，虚声恫喝，认为俄船为英人所扼，不能出黑海，船政局所造之船足以与俄鏖战。并多次强调水雷的重要性，以中国无此物为憾。对此，刘坤一不以为然，并致信彭雪琴逐一驳斥：“谓俄船为英人所扼，不能出黑海，则大谬不然。张香涛之折亦有此论，为外洋所笑，乃左相复踵其说耶？查从前英人惮俄人之强，合纵德、法等大国与俄人立约，不准俄船出黑海；及同治九年，德、法之战，俄人乘机布告各国，将此约作为废纸，俄船随意出入黑海，英人无可如何。左相近在西陲，何于此节毫无闻见？水雷一事，沿海沿江各省早经购置，并自能制办，而左相犹以为独得之奇。此两层恐总署与合肥嗤其为门外汉也。至谓船政局之船可以与俄鏖战大洋，则未免护前。”李鸿章对左宗棠更是大加讥讽：左“于近日洋务尚多隔膜，即如奏称船政造成各船可敌俄人东来铁甲，可为笑柄”。
无论怎么说，清廷还是不能接受崇厚的条约，但全面开展又没有把握，便只能派人修改条约。
1881年，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主要使命即为“将崇厚所定约章再行商议”。
回复日期：2006-12-16 2:25:00
曾纪泽对出使沙俄的艰巨性看得非常清楚，认为这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在交还伊犁问题上，曾纪泽认为帖克斯川地当南北要冲，形势险要，若任其割据，则俄有归地之名，而我无得地之实。于是，他“舍西境不提，专争南境”，最后崇约割让之地虽未全数索回，但总算争回了伊犁南境帖克斯河流域、莫萨山口诸要隘，使伊犁安全获得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从北疆到南疆的交通命脉。俄在喀什噶尔划界问题上坚持照崇约原议，把中国现管之苏约克山口等地划归俄国。曾纪泽则坚决反对，强调“已定之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俄要求中国从已定之国界再向后退，毫无道理。俄不得不同意中方继续保有苏约克山口等处领土。此外，在嘉峪关通商、松花江行船、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等方面，新约也比崇约要少损失若干利益。在偿款问题上，俄方要l200万卢布，并且声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针对俄方的“恃强”，“未为稍屈”，提出倘若开战，则“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
经7个多月艰难谈判，中俄于1882年签订新约。新约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的大片国土，使得边疆重镇伊犁有了重要屏障。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格尔斯惊叹地说：“我办外交4O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西方著名史家马士也评价：“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它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它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
但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曾纪泽的虎口里夺食，仍不能完全弥补崇厚的罪过。崇厚回国后，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上折请定崇厚专擅误国之罪，并且说他“于上海等处节节逗留。欲伺上意渐解再图入见”。上谕于是称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回国，着交部严加议处。在清流派一片咒骂声中，崇厚被投入了刑部大牢。此事惹恼了俄国人，还惊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出面电请慈禧赦免崇厚。清廷为了促使二次交涉成行，于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十九日赦免了崇厚“斩监候”之罪。光绪十年(1884年)崇厚助军饷三十万两，才终于获释。光绪十九年(1893年)，67岁时去世。
崇厚死了，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必要仔细分析，他是在耆英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之后仍在重复耆英的路，耆英是错误，他却只能说是罪行。但他引出的争论却远非伊犁交涉所能完结。
无论主战还是主和，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内心都充满着矛盾与困惑，他们都是中兴名臣，都是深爱自己的国家。当然，朝廷和国家在他们心中还不能截然分开。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条件下理为势抑、势不能伸理都是极为痛苦的。李鸿章因主和而多次为清议所不容，且不说其因甲午战败遭受清议苛责后之狼狈，即使在中法战争中，他也同样为清议所不容。主和者固然要忍受清议责难之痛，而主战者也往往要承受战败之苦。中法战后，积极主战的左宗棠感慨良多，在遗折中痛陈：“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并告诫清廷“并力补牢，先期求艾”。这其中所透露的是“势”不能伸“理”的悲痛。
只有强势，方能伸理。因此，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无论主战还是主和，他们都将“内要自强”视为当务之急，并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但是，他们推行洋务的路上，阻力重重。无事的时候，清流指责他们办洋务是空耗国帑，而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国人以主战相期，清议以主战名高，他们却因受制于敌强我弱之“势”战和两难。此中的无奈，他们言之屡屡。
左宗棠曾经慨叹道：“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此次或无他虑。然事过若忘，当如之何？”李鸿章更是时时以自强告戒清廷、告诫国人：“师彼之长，去我所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但日迫一日的外患未能扭转朝野苟且因循之习，自强流于空谈，每遇战事，他们只能在战和间游移徘徊。而更可悲的，二人却又那么水火不容，被权势所累，半生为敌。左因主张“败局中亦非无胜著”而被历史褒奖，李却因指出“暂胜必终败”而被诟病，至今仍难脱卖国贼外衣。
参考书籍：
（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2） 《筹办夷务始末》
（3） 《左宗棠集》
（4） 《李文忠公集》
（六）结语
原本想在最后写写李鸿章，但左思右想，下不去笔。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但更是晚清最大的爱国者。这两个身份交错掺杂，多少人想梳理得开都未能尽全功，我这篇读书笔记类的东西又怎么敢冒然？
爱国和卖国，说得太多，说得太久。晚清时候的人物，一个个都似乎在卖国，又似乎都在爱国。究其一点，总是有着很多的证据。
其实，爱中国和爱大清，在晚清人物心目中，实在是血肉相连，难以分割的。清朝虽然是异族入主，但却继承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他是代表着几千年文化的中国面对着近代的到来。
它的一举一动，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对于从传统走出来的人们来说，何处不与中国息息相关呢？
保大清就是保中国，无论是耆英、叶名琛还是奕、曾国藩都不能越过这一点。
当革命党“保大清便不能保中国”的口号响亮提出的时候，这个死结似乎解开了。但也仅仅是似乎。
王国维、梁济的毅然辞世，罗振玉效力于满洲国，似乎都还告知着人们，爱国是爱什么仍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
当一个政府承载了文化、感情与认同的时候，抛下他总是那么艰难。为了给这个艰难一个理由，便不得不把政府和国家等同起来。
理解，这个词好写不好做。但多一些理解，便会少一些偏激，在生活中如此，在历史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试着理解历史上的人，我们会更理性的看待我们自己。
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国家概念
对国家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概括了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是V.I. 列宁 对K. 马克思 、F.恩格斯的国家观点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它包括3层含义：①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这说明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②国家是阶级统治。这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是哪个阶级的政权，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它们的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政治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政权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表现，一般都是通过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制国家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统治。③国家是机器。它形象地指出国家是由许多部件所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国家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能力，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官吏（干部），有实现这种权力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强制机关，还有供养官吏与强制机关的捐税和国债。这3项构成一种组织力量和物质力量，即特殊的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