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国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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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广东大干旱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的一次春旱，群众打井挖塘，多级龙骨水车提水抗旱
□吴智文 曾俊良
近代广东曾遭遇7次大旱，最严重的是1943年的旱灾。这场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诱发了大饥荒，近300万人饿死或逃荒，造成了广东省有记载的死人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广东的这场大旱灾连同1942年河南省的大旱灾，一并被称作20世纪中国十大灾难之一。
全省80多个县田地龟裂
1942年，中原的河南省出现大干旱，旱灾还引发特大蝗灾。
当中原大地赤地千里时，广东却遇到了涝灾之苦，全省64个县市连续十几天暴风淫雨，致使早稻大面积失收。忍饥挨饿的农民，用借债抵押换来的谷种播下晚稻的秧苗，希冀着好运气。
谁知进入1942年冬，老天爷立刻换了副脸孔。从这年初冬到翌年5月中旬，全省大部分地区没有降过透雨。珠江三角洲、潮汕、东江、粤中、粤西均干旱严重。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从这年冬至（12月22日）到翌年春分（3月21日），没有下过一滴雨，田里正待成熟的水稻大部分枯死。春分后下了一场小雨（广州仅录得70毫米的雨量，正常年景春分前后应有1500毫米左右的雨量），但此后又开始亢旱，直至立夏，滴雨未降。
1943年1～5月上旬120多天，增城县没下过一滴雨，到5月上旬末段才有降雨。历史上从未断流的增江河出现断流，其余池湖沟渠处处龟裂，部分勉强插上的水稻大部分干枯，稻禾可以点得起火来。
台山县的旱情也十分严重。谷雨之前100多天，该地居然滴雨未下。接着就是五六月的连旱，全县有60%的农田因为缺水而无法种植。
兴宁县的干旱也使宁江河断流了。
1943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说：“广东灾荒愈加严重，素称余粮地区之增城、东莞、博罗等地，如今也是一片灾象。自增城属之南江以到深圳、广九路沿线，赤地千里，草木枯槁，东江沿河，处处皆町步涉，旱象极重。”
1943年广东全省有97个县，报灾的达80余县。全省八成耕地受旱，田地龟裂，禾苗尽枯，满目凄荒。
粮价半年上涨近9倍
上一年涝灾歉收，这一年旱灾，广东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三造失收，粮食骤然变得紧张，全省粮价在1943年4月开始飞涨。
1943年3月下旬，全省粮价大致保持在每市担600元左右（法币），3月底，阳江县粮价首先报涨，数日内每担涨到2000元，之后，涨风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像恩平，1942年秋收每担米为250元，到1943年5月，每担米暴涨至2400元，短短半年上涨了近9倍，到1944年3月底更涨至3500多元。有的地方，甚至涨至每担四五千元。
广州市区的大米，1942年底，每斗10～20元（法币），至1943年4月，暴涨至300～400元。
汕头市食品公司职工佘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1943年3月，汕头市每斤米4元（伪币），不到半个月，每斤米便卖至30元。他当时做店员，每月工资30元，领来的工资只够买1米斤。以后转为用米计算工资也只有30斤，仅够自己糊口，无法养家。
广东本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每年约欠3个月粮食，缺粮似乎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字眼。抗战前，依靠大量侨汇和发达的商业，广东每年都要从外省及海外进口千万石米粮接济。但自从日军占领香港、东南亚和广东沿海各地以来，外来米源已然断绝。
与此同时，生活在东南亚的几十万华侨，在日军的驱逐和迫害下纷纷返回广东家乡，尤其是侨胞最多的潮汕地区，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愈加紧张起来。
华侨的汇款，也因日军的经济封锁被中断，广东的侨乡如恩平等地大批靠外汇为生的侨眷陷于困境。
被占领的广东沿海，由于日军实行海禁，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大批靠买米过日子的渔民经济来源骤断，生活比农民更苦，在饿死的人中，渔民最多。
而国民政府在“配合战时财政各种需要”的口号下，在全国的控制区内推行“田赋征实征购工作竞赛”，广东省已连续两年超额完成任务。1943年2月25日，广东省已征购粮食251.4万石，超额完成了1942年定额任务1.4万石。而战时广东全省平常年份产稻谷也才1080万石（沦陷区除外）。连年的超额征粮，令社会粮食存量更减。
罕见的干旱、残酷的战争以及各种人祸掺杂在一起，饥荒的魔影开始向全省民众逼近。
挖田里的观音土充饥
1943年春节过后，很多人就没米下锅了。他们开始吃白薯叶，吃青菜，这些东西吃完了，就开始挖食野菜，凡是可以入口的野菜，如猴头、山蕨、香蕉头、野薯等，都被灾民作为充饥的对象。
野菜吃完了，就吃粗糠。粗糠就是稻谷壳，平时谷壳是洒放在牛栏间和稻草放在一起的，是一种让牛栏保持干燥的东西。此时，农民把谷壳碾碎，掺上一些具有黏性的树叶，做成饼子吃下去，吃了这种饼子，大便困难，身体虚弱者往往被活活憋死。
这些东西都吃完了，就开始剥树皮和挖草根吃。有的人还在田里挖观音土吃，这种黏土吃多了会淤塞肠胃，人便死去。
就这样，饥民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有的农民因食黄狗头、野菜等东西过久，肠脏薄弱，到夏收时一下吃得过饱，致胃肠破裂而死。
一些灾民在绝境中，出外逃荒，于是形成了庞大的逃难队伍。潮汕兴梅地区，传说江西有地可耕，没有灾荒，共有30万灾民向江西逃去。
当时，国民政府在江西省设立了难民收容所，然而从潮汕到江西，往往要奔波六七百公里的路程。这些灾民，又饿又病，身体虚弱不堪，再加上扶老携幼，往往需要半个月左右的风餐露宿，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人们最终在江西收容所登记簿上所能见到的，也就是几万人而已。大部分灾民实际上滞留于中途。
1943年5月16日《大公报》发自灾区的报道说，在兴宁滞留的难民有6万余人，在梅县滞留有3万余人，沿途到处是饿殍。
面黄肌瘦的灾民无以为生，就开始卖妻鬻子。沿途的投机商人，竞相贩卖人口以牟利。有人甚至在赣南筠门岭设立站点，专门收容青年妇女，贩买给瑞金、会昌一带的大户为妾为婢。可是卖的人多了，价钱也随之下跌。青年妇女一般只要四五十元。后来即使贱价出售，也找不到买主。灾民们还被迫将幼婴抛弃路旁，一任奄奄待毙的婴儿在死尸间蠕动、挣扎。
潮汕地区饿死50万人
曾经目睹这场人间悲剧的蔡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中追忆说：
“在曲江住了数天，即沿公路经连平至兴梅转惠来、海陆丰，沿途灾民结队而行，马路两旁僵尸甚多，老幼在途中行将饿死者亦不少。查各地饿死人数，惠来12万，陆丰8万，海丰5万，普宁3万，揭阳、潮安等县因近沦陷区，不知确数，统计各属(西江不在内)已饿死约50万人。在饿病中无医无食行将就死者，约20余万人。返往闽、赣、湘已登记者50万人。岭东大约如此。西江四邑方面只台山一县，饿死者约占人口十分之三。广府以顺德为最惨，全县人口约60万，除逃荒二成外，生存者已不及半数。”
蔡将军所不清楚的沦陷区，饥民的命运更加悲惨。1946年刊印的《潮州府志》是这样记载的：
“海门居民以捕鱼为业，沦陷后渔船或沉或毁，所存十无二三。而复不得自由出海谋生，饥死亡者已多，但是夏饥馑死尤众。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山窠，凡一万一千余具。其流落死他乡者尚不计也。至若沦陷区域达壕灾情严重，死者万余人，占人口三分之一。有万人冢千人冢各一，皆当日丛葬之所。庵埠饿死亦数百人，其后死者皆裸葬。”
原有5万人的海门，至第二年，仅剩下万余人。位于海门镇莲花峰北侧，有一“万人冢”，收埋的主要的就是当年饿死和病死的人，现已成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计台山县15万人，潮汕地区50多万人，其中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电白县沿海地区3万人，新会县城12万人中饿死了4万。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饿死了11万人。
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各地还出现了违反人伦的惨剧，状况之悲惨实不忍述说。 这次旱灾的死亡人数已无法准确统计了，但总的数量绝对是惊人的。
没能遏制住饥荒的赈灾
成千上万人口的死亡和逃荒，很快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广东省政府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43年3月1日，一项《广东省粮食救济民食计划方案》正式出台，其中除了抢购接近前线及沦陷区粮食并加强粮食封锁外，还有实施粮食限价、移民垦荒等。以后又陆续颁布其他一些应急措施。
经多方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府先后筹得款项约计4157万余元，这些款项大致是这样使用的：潮梅两属各筹500万元，惠属筹300万元，向余粮县及邻省购粮接济；国民党中央政府拨款500万元（由广东先垫付），在江西泰和设立移民招待所；英国援华会捐款3000英镑，连同政府补助共47.5万元，加上青年会救济费40万元，办理西江四邑急赈。此外尚有美援华会拨款250万元。广东军政首脑余汉谋、李汉魂各捐10万元。
广东省政府还将1943年广东征收的72万石余粮赈放。
与此同时，余汉谋还发动节食救荒运动，要求军政人员每月捐米1斤，结果共得6000市斤。余汉谋后来再捐赠了20万元。
民间的各种义赈，也在大饥荒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统治着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日伪政权，也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
如果完全否定这些救灾措施所取得的成效，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就实际的灾难后果来看，这些救灾措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到了1946年，广东再次由旱灾引发了一场全省范围的春夏大饥荒。
据当时广州市卫生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月20日因米贵饿死于广州街头的就有30多人。2月23日广州米价暴涨，由18日的每百斤2万元涨至3.5万元。3月份掩埋的路尸800多具。4月上旬路尸增加，每天多至30具，共有1562具。当然，这只是经市卫生局掩埋路尸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经亲朋殓殡的，死亡数字就更加惊人了。
今新华镇大陵村，当时有185户，饿死者76人，17户卖儿卖女。
饥荒发生时，广州市区抢劫案频频发生，并发生抢米事件。灾民在市区一救济站候领救济粮时，发生哄抢事件，被踏死3人，10余人受伤。
1943年和1946年的广东，人民生活在绝望中。
吴智文、曾俊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的一次春旱，群众打井挖塘，多级龙骨水车提水抗旱
□吴智文 曾俊良
近代广东曾遭遇7次大旱，最严重的是1943年的旱灾。这场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诱发了大饥荒，近300万人饿死或逃荒，造成了广东省有记载的死人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广东的这场大旱灾连同1942年河南省的大旱灾，一并被称作20世纪中国十大灾难之一。
全省80多个县田地龟裂
1942年，中原的河南省出现大干旱，旱灾还引发特大蝗灾。
当中原大地赤地千里时，广东却遇到了涝灾之苦，全省64个县市连续十几天暴风淫雨，致使早稻大面积失收。忍饥挨饿的农民，用借债抵押换来的谷种播下晚稻的秧苗，希冀着好运气。
谁知进入1942年冬，老天爷立刻换了副脸孔。从这年初冬到翌年5月中旬，全省大部分地区没有降过透雨。珠江三角洲、潮汕、东江、粤中、粤西均干旱严重。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从这年冬至（12月22日）到翌年春分（3月21日），没有下过一滴雨，田里正待成熟的水稻大部分枯死。春分后下了一场小雨（广州仅录得70毫米的雨量，正常年景春分前后应有1500毫米左右的雨量），但此后又开始亢旱，直至立夏，滴雨未降。
1943年1～5月上旬120多天，增城县没下过一滴雨，到5月上旬末段才有降雨。历史上从未断流的增江河出现断流，其余池湖沟渠处处龟裂，部分勉强插上的水稻大部分干枯，稻禾可以点得起火来。
台山县的旱情也十分严重。谷雨之前100多天，该地居然滴雨未下。接着就是五六月的连旱，全县有60%的农田因为缺水而无法种植。
兴宁县的干旱也使宁江河断流了。
1943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说：“广东灾荒愈加严重，素称余粮地区之增城、东莞、博罗等地，如今也是一片灾象。自增城属之南江以到深圳、广九路沿线，赤地千里，草木枯槁，东江沿河，处处皆町步涉，旱象极重。”
1943年广东全省有97个县，报灾的达80余县。全省八成耕地受旱，田地龟裂，禾苗尽枯，满目凄荒。
粮价半年上涨近9倍
上一年涝灾歉收，这一年旱灾，广东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三造失收，粮食骤然变得紧张，全省粮价在1943年4月开始飞涨。
1943年3月下旬，全省粮价大致保持在每市担600元左右（法币），3月底，阳江县粮价首先报涨，数日内每担涨到2000元，之后，涨风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像恩平，1942年秋收每担米为250元，到1943年5月，每担米暴涨至2400元，短短半年上涨了近9倍，到1944年3月底更涨至3500多元。有的地方，甚至涨至每担四五千元。
广州市区的大米，1942年底，每斗10～20元（法币），至1943年4月，暴涨至300～400元。
汕头市食品公司职工佘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1943年3月，汕头市每斤米4元（伪币），不到半个月，每斤米便卖至30元。他当时做店员，每月工资30元，领来的工资只够买1米斤。以后转为用米计算工资也只有30斤，仅够自己糊口，无法养家。
广东本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每年约欠3个月粮食，缺粮似乎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字眼。抗战前，依靠大量侨汇和发达的商业，广东每年都要从外省及海外进口千万石米粮接济。但自从日军占领香港、东南亚和广东沿海各地以来，外来米源已然断绝。
与此同时，生活在东南亚的几十万华侨，在日军的驱逐和迫害下纷纷返回广东家乡，尤其是侨胞最多的潮汕地区，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愈加紧张起来。
华侨的汇款，也因日军的经济封锁被中断，广东的侨乡如恩平等地大批靠外汇为生的侨眷陷于困境。
被占领的广东沿海，由于日军实行海禁，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大批靠买米过日子的渔民经济来源骤断，生活比农民更苦，在饿死的人中，渔民最多。
而国民政府在“配合战时财政各种需要”的口号下，在全国的控制区内推行“田赋征实征购工作竞赛”，广东省已连续两年超额完成任务。1943年2月25日，广东省已征购粮食251.4万石，超额完成了1942年定额任务1.4万石。而战时广东全省平常年份产稻谷也才1080万石（沦陷区除外）。连年的超额征粮，令社会粮食存量更减。
罕见的干旱、残酷的战争以及各种人祸掺杂在一起，饥荒的魔影开始向全省民众逼近。
挖田里的观音土充饥
1943年春节过后，很多人就没米下锅了。他们开始吃白薯叶，吃青菜，这些东西吃完了，就开始挖食野菜，凡是可以入口的野菜，如猴头、山蕨、香蕉头、野薯等，都被灾民作为充饥的对象。
野菜吃完了，就吃粗糠。粗糠就是稻谷壳，平时谷壳是洒放在牛栏间和稻草放在一起的，是一种让牛栏保持干燥的东西。此时，农民把谷壳碾碎，掺上一些具有黏性的树叶，做成饼子吃下去，吃了这种饼子，大便困难，身体虚弱者往往被活活憋死。
这些东西都吃完了，就开始剥树皮和挖草根吃。有的人还在田里挖观音土吃，这种黏土吃多了会淤塞肠胃，人便死去。
就这样，饥民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有的农民因食黄狗头、野菜等东西过久，肠脏薄弱，到夏收时一下吃得过饱，致胃肠破裂而死。
一些灾民在绝境中，出外逃荒，于是形成了庞大的逃难队伍。潮汕兴梅地区，传说江西有地可耕，没有灾荒，共有30万灾民向江西逃去。
当时，国民政府在江西省设立了难民收容所，然而从潮汕到江西，往往要奔波六七百公里的路程。这些灾民，又饿又病，身体虚弱不堪，再加上扶老携幼，往往需要半个月左右的风餐露宿，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人们最终在江西收容所登记簿上所能见到的，也就是几万人而已。大部分灾民实际上滞留于中途。
1943年5月16日《大公报》发自灾区的报道说，在兴宁滞留的难民有6万余人，在梅县滞留有3万余人，沿途到处是饿殍。
面黄肌瘦的灾民无以为生，就开始卖妻鬻子。沿途的投机商人，竞相贩卖人口以牟利。有人甚至在赣南筠门岭设立站点，专门收容青年妇女，贩买给瑞金、会昌一带的大户为妾为婢。可是卖的人多了，价钱也随之下跌。青年妇女一般只要四五十元。后来即使贱价出售，也找不到买主。灾民们还被迫将幼婴抛弃路旁，一任奄奄待毙的婴儿在死尸间蠕动、挣扎。
潮汕地区饿死50万人
曾经目睹这场人间悲剧的蔡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中追忆说：
“在曲江住了数天，即沿公路经连平至兴梅转惠来、海陆丰，沿途灾民结队而行，马路两旁僵尸甚多，老幼在途中行将饿死者亦不少。查各地饿死人数，惠来12万，陆丰8万，海丰5万，普宁3万，揭阳、潮安等县因近沦陷区，不知确数，统计各属(西江不在内)已饿死约50万人。在饿病中无医无食行将就死者，约20余万人。返往闽、赣、湘已登记者50万人。岭东大约如此。西江四邑方面只台山一县，饿死者约占人口十分之三。广府以顺德为最惨，全县人口约60万，除逃荒二成外，生存者已不及半数。”
蔡将军所不清楚的沦陷区，饥民的命运更加悲惨。1946年刊印的《潮州府志》是这样记载的：
“海门居民以捕鱼为业，沦陷后渔船或沉或毁，所存十无二三。而复不得自由出海谋生，饥死亡者已多，但是夏饥馑死尤众。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山窠，凡一万一千余具。其流落死他乡者尚不计也。至若沦陷区域达壕灾情严重，死者万余人，占人口三分之一。有万人冢千人冢各一，皆当日丛葬之所。庵埠饿死亦数百人，其后死者皆裸葬。”
原有5万人的海门，至第二年，仅剩下万余人。位于海门镇莲花峰北侧，有一“万人冢”，收埋的主要的就是当年饿死和病死的人，现已成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计台山县15万人，潮汕地区50多万人，其中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电白县沿海地区3万人，新会县城12万人中饿死了4万。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饿死了11万人。
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各地还出现了违反人伦的惨剧，状况之悲惨实不忍述说。 这次旱灾的死亡人数已无法准确统计了，但总的数量绝对是惊人的。
没能遏制住饥荒的赈灾
成千上万人口的死亡和逃荒，很快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广东省政府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43年3月1日，一项《广东省粮食救济民食计划方案》正式出台，其中除了抢购接近前线及沦陷区粮食并加强粮食封锁外，还有实施粮食限价、移民垦荒等。以后又陆续颁布其他一些应急措施。
经多方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府先后筹得款项约计4157万余元，这些款项大致是这样使用的：潮梅两属各筹500万元，惠属筹300万元，向余粮县及邻省购粮接济；国民党中央政府拨款500万元（由广东先垫付），在江西泰和设立移民招待所；英国援华会捐款3000英镑，连同政府补助共47.5万元，加上青年会救济费40万元，办理西江四邑急赈。此外尚有美援华会拨款250万元。广东军政首脑余汉谋、李汉魂各捐10万元。
广东省政府还将1943年广东征收的72万石余粮赈放。
与此同时，余汉谋还发动节食救荒运动，要求军政人员每月捐米1斤，结果共得6000市斤。余汉谋后来再捐赠了20万元。
民间的各种义赈，也在大饥荒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统治着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日伪政权，也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
如果完全否定这些救灾措施所取得的成效，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就实际的灾难后果来看，这些救灾措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到了1946年，广东再次由旱灾引发了一场全省范围的春夏大饥荒。
据当时广州市卫生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月20日因米贵饿死于广州街头的就有30多人。2月23日广州米价暴涨，由18日的每百斤2万元涨至3.5万元。3月份掩埋的路尸800多具。4月上旬路尸增加，每天多至30具，共有1562具。当然，这只是经市卫生局掩埋路尸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经亲朋殓殡的，死亡数字就更加惊人了。
今新华镇大陵村，当时有185户，饿死者76人，17户卖儿卖女。
饥荒发生时，广州市区抢劫案频频发生，并发生抢米事件。灾民在市区一救济站候领救济粮时，发生哄抢事件，被踏死3人，10余人受伤。
1943年和1946年的广东，人民生活在绝望中。
吴智文、曾俊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