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 “二十一条”故事

“二十一条”故事  

自打我知道“二十一条”起，它就跟“卖国条约”形影不离。几十年来，这个铁打的联系已经成为公理，甚至言之凿凿称袁世凯正是以此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卖国条约”就更不容质疑了。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主编者黄纪莲为人们收集了俄国解密档案在内的极其详尽的历史资料原文，我参照其他著作阅读了这本《全编》，却发现里边并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袁世凯与日本人勾结的只言片语，相反，袁氏始终在抵制这个条约。

《全编》开首第一文就是日本驻英国大使加藤高明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于1913年1月6日谈话记录，加藤说：“日本具有决心永远占据旅顺大连及包含其背后地之关东州。”表明了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野心。接着，第二篇文件就是黑龙会于1914年10月29日提出的《备忘录》。仅录其几段文字：

“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欧洲巨大的斗争（注：指一战）结束以后，除了并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国以外，中国是不能从其他列强取得任何贷款的。在国库空虚、官吏和军队非薪饷无法支付、土匪煽动穷困人民闹事、革命党待机起义的条件下，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决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其结果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而无法收拾。这种情势将会到来，这是不难预见的。当这样的情势发生，我们究竟是在确保能够影响袁世凯同意我们的要求的条件下，支持袁政府并帮助他镇压内乱呢？还是我们帮助革命党人获得成功，因而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此刻必须确切决定这一问题，以便将它付诸实行。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中国未来的命运而盲目支持袁政府，与中国订立防御同盟，希望用帮助他镇压革命党人来充分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对日本来说，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

“这就是说，日、俄两国应在日本取得南满及内蒙的主权以及俄国取得北满及外蒙的主权以后互相合作，维持现状，并竭尽全力维护远东和平。”（上面这几段文字载于《全编》P8-9，有兴趣者亦可参阅全文。）

该《备忘录》原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P935，第604号文。显见其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文书之地位。日本当时施行政党政治，对其政体我们不必评述，但这个文件的政府文书地位以及日后实际情况至少可以证明，它所主张的已经为日本当届政府所汲取。由此可以证明，两党史家所谓袁世凯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是无稽之谈。此说源自孙中山1915年5月《复北京学生书》，原话是：“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

不过李敖在凤凰卫视上说、在他的书里写：“二十一条”就是孙中山怂恿日本搞出来的，而且表示袁世凯如果不干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们签订“二十一条”。需要注意的是，黑龙会谋划这个《备忘录》直至《民四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时段，孙中山都在日本享受着黑龙会的接待。黑龙会正是孙中山的衣食父母，当年孙筹备成立同盟会就在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家中，内田本人也加入了同盟会。且内田1901年2月组建黑龙会之宗旨就是为日本占领满、蒙而效力；“黑龙”之会名即取黑龙江流域归属日本之意；而上述“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指的就是孙中山。

另有说法：其一，“1914年4月16日曾有一封号称孙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来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让给日本人的特权较多，以后日本人渡边几治郎将此文译出，作为给袁世凯二十一条的由来。”其二，“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二十一条”一事谈判，二月五日，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其三，“孙中山于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省函，愿意出让权利十一条，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以上诸项均已为国民党方面一概否认，大陆学界主流亦附和，称各函件均为伪造。然第三项，大隈内阁在谈判时向中国方面泄露，以胁迫袁世凯速签订二十一条，否则将以孙中山为对手。不过，黄兴于1915年2月，也就是“其二”之时愤而连发两电给孙中山，谴责他“效法平西，以图一逞”（《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P75），“平西”指平西王吴三桂，暗喻孙媚日反袁，并立誓离孙远去，从此“决不轻言国事”，显然不会无缘无故。

黑龙会的《备忘录》提出之后，1914年12月3日以前，日本政府就已经准备好“二十一条”，因为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已经向外相提出了阅读草案以后的具体意见。为了强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该公使建议：“（一）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二）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这天，已担任外相的加藤高明批复了日置益的意见（《全编》，P18），日置益回国密谋后返回北京，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本人递交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它被刻意写在几页有机关枪和军舰的水印纸上，日置益并威胁袁：尽快签订条约；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后果自负。

袁世凯又如何应对这“二十一条”的？日本人突然发难递过来的《觉书》（对外交文书的称呼，此“觉书”即“二十一条”初稿）上，留着老袁 “荒唐荒唐！实堪痛恨！”八个啼血的字迹。但在当时，老袁对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对于这份《觉书》之第五号共七条，老袁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莫理循称：“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然而袁世凯还另有隐忧：“总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300000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P211）然而能否实现则是另外的问题。当袁世凯边谈边拖，并采取故意泄露其内容以引起国内外公愤之后，除了孙中山始终不表态，直至5月“民四条约”定稿以后才有《复北京学生书》，说袁世凯纯粹为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故卖国，却没有半个字谴责日本或“二十一条”本身！其余各位，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都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

唐德刚评述道：“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宵壤之别。”“所以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袁氏当国》，P146）当我读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之后，确实有与唐教授同样的感觉，通读《民四条约》文字，老袁并没有卖什么国，说“丧权辱国”，其实只是“丧”在没有能力把前清条约让渡的权利悉数收回而已。

《顾维钧回忆录》介绍：当袁世凯召开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应对日本之策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时。老袁遂不做声了，但他在批准签约时讲话称：“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史料全编》，P234）看上去，耻辱主要在于被日本逼着签约，并非条款本身。

对于谈判，袁氏密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同上书，P236）这四点都被老袁拒绝掉了，还脱不了“丧权辱国”之干系。回望几十年后，不说民用，共和国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到尖端国防机构、到海边防陆海空部队，哪一级没有苏联顾问？就连编一部《毛选》，还得请斯大林派顾问来审核，却不算“丧权辱国”了？再说“军械定数”，每一颗子弹都买苏联的，还算抗美援朝的伟大成果；所有军械厂都买自苏联，不是“定数”而是“悉数”，也不算“丧权辱国”，而算“伟大友谊”。与时俱进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释。

袁世凯的愚笨就在于不懂辩证法，如果他懂一点辩证法就不会自叹：“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了，反而应该“热烈欢呼挫败日本阴谋，迫使日本自动收回第五号共七条之伟大胜利！”就像几十年后我们欢呼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一样。袁氏如果这样欢呼胜利还是有根据的：1915年4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致驻华武官的指示信里称：“在对华要求中有些关于聘请军事顾问、购买武器弹药和大量装备品的条款，这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条款。”“首相和外务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见是，中国虽弱，但任何时候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既经提出，倘若被拒绝，我们就不得不诉诸武力。”（《全编》P344-345）然而，经过袁氏不懈的外交斗争，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这些要求，“诉诸武力”也成为泡影；负责谈判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强烈要求在最后通牒里加上第五号之各条款，也遭天皇驳回了；难道不算胜利吗？更有，老袁无视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约内容引发“抵制日货”浪潮。俄国驻东京大使7月12日给俄国外交部长的密电称：“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输出额减少了三千万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因为‘抵制日货’，东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惊慌不安是召开东京‘元老’会议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归咎于加藤男爵，指责他未经他们同意便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随后又不得不放弃，但这些要求在中国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对日本人的仇恨。”（《全编》P368-369）

然而袁世凯最终仅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个哑巴亏，不但使其决策层争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美国公开发表白皮书：“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全编》P382）俄国驻北京公使紧急报告称：“日本的行动方式也激起远东外国集团的舆论反日，日本的欲望对它们的工商业利益也是直接威胁。此间所有外国报刊所刊载的俱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这些报刊显然忠实地表达了远东实业家和远东英国官方的意见。”（《全编》P353）所以，这个“二十一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日本自身的伤害从本质上说，远甚于对中国的伤害。

与“二十一条”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吵相反，袁世凯无视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胁：“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故意泄露条约给新闻界，甚至连日使所递交《觉书》系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这一细节也泄露出去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P23）日本对袁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宽松态度，没有任何管制与压抑。陆徴祥回答这个抗议道：“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外评论界普遍认为：“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来》，第六册，P121、P398）彼时，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地、大规模地自由表达对于国家头等大事的意见和提出建议。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在北京进行四个月，各界每天都在几乎所有报纸杂志上直抒己见，对于“国耻”观感的声音遍及全国各地，延及世界。没有一份报纸杂志不积极表现强烈的反日情绪，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坚决支持，呼吁中央决不要屈服于日本压力。当时的总统府每天都“潮水般涌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表示了各阶层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和对政府的支持，就连逃亡海外的革命党，除孙中山本人外，黄兴以降，也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袁世凯激动之余，签发命令取消对“二次革命”所有人的通缉，并希望他们回国贡献力量，甚至没忘记许愿各种高级政府职位。到日本以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批准签署已经撤回第五号的修改条约，这种抗议及反日浪潮迅即转为爆发，“毋忘国耻”成为中国最常见的词汇。就连谈判经过也迅速编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声称，这次“舆论政策”的总策划与指挥者为顾维钧。他奉命化妆进入英、美使馆，把关于“二十一条”的信息泄露出去，半个世界都被这条消息搅得不安宁。

袁世凯对于日本突然袭击提出“二十一条”所采取的对策堪称无懈可击，非但没有任何“卖国”可言，相反，中国人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首次成为过街老鼠；上海市民在1月26日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群众大会，百姓首次发现国家原来与自己密切相关；2月19日“市民爱国会”得以成立；十余万人参加的抵制日货大会也于3月18日召开，日货迅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货架，就连日货专门店也自动抵制日货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蔓延开来。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其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袁世凯于3月25日颁布禁止抵制日货的布告，然而并无执行措施，显然在玩弄阳奉阴违的手段，日本对华出口继续大幅下降。6月，被国内工商界及元老派闹得焦头烂额日本内阁正式抗议中国的反日运动，老袁一边讥讽小日本一边下达禁令给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制活动。没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后指挥，各地步调一致地撤去抵制日货的标语，换成“提倡国货”，日货仍然上不了货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励下正迅猛发展的民族工业，这一年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势，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国储金团”，民众踊跃捐款公开宣布要捐足五千万元，为民族工商业输血。中国人也从未这般齐心，捐款名单上从最富有者到最贫困者都有。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上不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五四运动史》，P28）这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民族工商业之刺激成效斐然，北洋时期民族工业增长率高达13.8%不是无故得来的。而日货最劲的棉纺业，变化也最快，到1920年，中国从棉纱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应该事出有因。

这场反日运动更重要的成果在于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便由此发端。当袁世凯特赦“二次革命”所有人犯之后，躲在日本的陈独秀返回中国，被民众热情感动于是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被认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可杂志本身却源于反对“二十一条”的民众怒潮。陈有感于一个日本作家对于这次运动的民族性所发议论，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与社会漠不关心的传统不会因为这次运动而改变。在此次运动中没有积极表现的中国文人们被这位日本作家刺痛了，纷纷著文予以反驳，陈独秀在《新青年》1卷3号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发表示了痛切感慨。辩论由此引发，对于国耻，对于爱国，对于民族以及相关的文化均各抒己见，其影响之深刻自有公论。

文人贪功，都把勋劳归于“五四运动”。其实，正本清源，发生于1915年这次实际上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发动起来的民族运动，并没有文人们什么功劳，至少可算“新文化运动”的源头。鉴于袁氏被胜利冲昏头脑而称帝，名声骤降，国共两党乘机联手扭曲历史，把“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归功于“五四运动”，其实那个运动地地道道开的是“打砸抢”的先河。

结论：日本蓄谋已久的“二十一条”突然提出，孙中山脱不了干系；袁世凯正是中国抗拒这个条约的主谋，而且成功地免除掉其伤害中国的主要条款；正式签订的“民四条约”决不是什么“卖国条约”，而只是被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成功地利用民众力量，使新式民族主义在中国蔓延，“新文化运动”即源起于中国方面这次官方与民众的联手，获益非浅；这个条约直至“华盛顿和会”被基本废除，是中国政府理性外交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