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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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跃进”热潮。30年后,胡乔木在向外国人演讲时,将这段历史归结为对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作者尚定)一书解读了这段历史,摘登如下。

  1958年春,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是由毛泽东拟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26人之外,还有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名单中的第一位,感到很奇怪。不过,他想大概这次会议与报纸通讯有关。胡乔木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前段时间,毛泽东对几大新闻单位的工作批评意见很多,有时甚至说了很重的话。他回想着近来新闻宣传中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

  去年11月,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按毛的指示,胡乔木写的社论里有这样的文字: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多快好省”一词,是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序言中提出的建设方针。“跃进”一词,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首先提出的。这篇社论批评了所谓右倾保守毛病,说这些人“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十分欣赏“大跃进”这个词,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所谓反冒进,主要是指1956年下半年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主持纠正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增加过多等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还曾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地点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周恩来在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批评冒进的讲话等。

  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那篇社论,说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会议期间他亲手批注社论。批注的内容很尖锐,其中包括“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也用上了。

  胡乔木回忆,这篇社论是少奇同志要求陆定一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宣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人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

  他们哪里知道,问题就出在“我不看了”四字之上。

  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反冒进的精神传到北京后,在中共党内引起巨大震动。人们感觉到,这只是开端。

  果然,在月底召开最高国务会议、3月上中旬的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和广州会议上,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反冒进,实际上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只能是冒进,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反右不能反“左”了。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一面批反冒进,一面读诗诵文。他要人编印唐宋以及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还参观杜甫草堂。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5月初,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主题仍然是批评反冒进。迫于形势,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当时在一线工作的负责人分别在发言中作了检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根本无法完成的一系列建设指标。毛泽东在会上又调整了赶英超美的时间指标: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在农村,在大跃进旗帜下产生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基本形式,而共产主义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了。几亿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切竟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竟是自己领袖凭空虚构出来的“理想国”。今天要了解当时虚构的理想国已是不易,但是历史文献似乎多多少少地能帮上一些忙。

  在大跃进正热之时,山东范县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报告被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拿起笔,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顺延可也。

  这不是极端的例子。在那个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时代,什么样的奇迹没有呢?

  (童莉群摘编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