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转基因“洋”豆长驱直入，国产传统“土”豆生存堪忧

大豆的代价

    “什么是公平？强者就是公平！”

    “中国已经到了无力保护非转基因大豆的阶段，是该考虑开放种植转基因大豆了。”

    ———黑龙江农科院大豆专家刘忠堂10多年来一直呼吁保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如今他已放弃。

    1995年以前中国还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仅用了短短5年时间。

    豆农王源东的仓库里，金黄色的大豆已经堆积如山。这都是去年秋天收获的大豆，足足有3000多斤。但仓廪充实，依然让他内心不安。

    王源东生活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石人镇金星村，36岁，曾在国企当过职员，懂得看点期货。他在大连大豆期货交易市场开了户头，每天上网看看今天的美国大豆期货价是多少。如果价格连续几天走高，他去年积压在手中的几千斤大豆，就有重新出手的希望。

    在王源东的小型榨油坊里，一滴滴澄黄的豆油从传统的榨油机中流出，机械的重力默默地施在几百斤经过蒸煮的大豆上，豆与豆之间的空间被越压越小。他认为，如果进口转基因大豆完全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那中国的大豆产业，也只能像大豆被榨成油一样，(消逝得)“无声无息”。

    我国年消费4000多万吨大豆，占全球一半，但其中2/3左右靠进口。转基因大豆已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三大产品，仅次于波音飞机和半导体。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越来越多，本国豆农和榨油企业却觉得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今年春天，黑龙江省一百多家油脂企业只有5家开工，预计今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下降500万亩。

    “13年，38倍”，王小语向每一个来访者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两个数字。1996年，我国进口了110多万吨大豆，到2009年进口4255万吨，上升了38倍有余。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国和最大的进口国，却并没有掌握大豆的定价权，这让黑龙江大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产生了走在钢丝上的危机感。

    “什么是公平？强者就是公平！”黑龙江农科院大豆专家刘忠堂10多年来一直呼吁保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如今他已经放弃了。“中国已经到了无力保护非转基因大豆的阶段，是该考虑开放种植转基因大豆了。”

    据南都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研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已进入中间试验环节，在黄淮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均设有试验田。国产转基因大豆走上中国人的餐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劣豆驱逐良豆

    一颗澄黄、饱满、颗粒圆，另一颗脐黑、粒小、皮薄。黑龙江大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根本不需要仪器测试，普通人都能一眼分辨出前者是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后者是进口转基因大豆。但这体形单薄的洋豆，却在中国上演了“劣豆驱逐良豆”的一幕。

    1996年，转基因大豆正式商业化种植，美国和阿根廷率先投入规模化种植。巧的是，正是这一年，我国全面成为大豆、豆油和豆粕的净进口国。竞争从此拉开序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 T O。而大豆作为第一种直面国际市场的农作物，进口配额制度被废止，不设过渡期，关税确定在3%。洋大豆从南北美洲各个国家，一船接一船地被运送到中国。

    “大豆是我国加入W T O后受冲击最大的农产品。”王小语表示，在2002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之前，我国在转基因大豆进口上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转基因大豆在欧洲、日韩等国遭到限制后，把出口重点放在中国上，加之国内对大豆的需求一直在上升，这使洋豆在几年间迅速取代国产大豆，成为榨油市场的主流产品。

    1995年以前中国还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仅用了短短5年。变化之大，黑龙江省农科院前院长，我国大豆专家刘忠堂形容，“简直是火箭速度”。

    金星村豆农的孙广生记得清楚，2005年，大家开始觉得种大豆不如种玉米赚钱。“村里种大豆的人一下从200多户变成150多户，然后再也没涨上去过。”

    农民们并不知道，2004年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豆期货市场剧变，直接决定了次年国内大豆需求的严重下降。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中国大豆，从此被卷入了世界大豆价格链条。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宣布，因天气因素，美国决定减低大豆的库存。2004年3月，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采购250万吨大豆，在国际炒家的哄抬之下，C B O 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一路暴涨。

    中国商人的黄色脸孔出现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大豆如黄金般照亮了他们的眼睛。王小语回忆，当时全世界都预测，大豆价格将涨到7000元甚至8000元一吨。接着在中国大豆油脂企业签下4100元/吨的高价进口合同离开美国之后，是年6月，整个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暴跌，最高下跌到2000多元/吨。

    参加采购团的中国企业损失惨重，只能选择倒闭或者被外资收购，也从那一年起，国内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市场如风流云散，一蹶不振。

    “国内许多中小型油脂压榨工厂倒闭，当年的大豆自然也没有人收，农民也是叫苦连天。”王小语表示。受伤的油脂企业至今元气未复。黑龙江全省有100多家油脂加工厂，今年开工的只有5家。

    目前，许多国内的油厂选择与四大国际粮商“A BCD”(A D 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合资或委托进口，才能得以在大豆产业内存活。97家主要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为外资独资或合资。外资或合资企业在沿海地带遍地开花，靠加工进口转基因大豆获利；少数几家国有大豆加工企业在东北勉强支撑，即使算上国家补贴，依然是每加工一吨本地非转基因大豆，就亏损200元的差价。

    “国际粮商……贱价收购这些倒闭的压榨工厂。中国的粮油价格和供需是无关的，而是由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决定的。当他们想拉抬中国粮油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猛拉抬大豆期货，因此中国粮油的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进口转基因大豆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威胁。

    加工国产大豆的油厂一开工就是亏损，农民嫌价格太低把豆子压在仓库里，王小语说：“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两年。进口大豆挤占了国内对大豆需求的上升空间，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在连年下降。”

    优质难敌低价

    “许多人问我，是不是进口转基因大豆营养价值比较高，出油率比较高，所以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我告诉他们，转基因大豆和国产大豆唯一不同的，就是能抗除草剂，那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刘忠堂自1960年起一直在东北从事大豆研究，他将东北形容为“大豆的宝藏”。

    “国外目前已经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有高出油率高蛋白的，有抗旱的，有抗虫的，其实这些属性，我们东北优良的非转基因品种都有。只是农民种植意愿不高。”刘忠堂说。

    齐齐哈尔豆农胡宗军告诉记者，无论是国家粮食储备还是私人粮贩子，都对这些优良品种不感兴趣，一律以普通大豆的价格收购，所以豆农都不愿意多花种子钱投资优质大豆。“即使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再有竞争力，其品质没有从市场价格上体现出来，就等于没有进入市场，其价值依然为零。”刘忠堂从90年代末开始就对媒体呼吁，希望能保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但这些年来，他逐渐从“不能进口转基因大豆”，变为“将黑龙江变为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再到如今的“应该允许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再这样苦苦支撑下去，整个中国大豆产业都会垮掉。转基因大豆进来，肯定会对中国大豆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但相比起4000多万农民的生计，哪个更紧迫？”今年70岁的刘忠堂说，强者就是公平，转基因大豆的低价，已经掩盖了本国非转基因大豆的质量优势。

    便宜的理由

    4月开春，金星村的黑土地上依然是一片白雪皑皑，没法准备春耕，豆农顾连军只好倚在门边，盯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大豆，眉头难舒。4800多斤大豆屯在仓库里，去年欠着银行的一万多元农业贷款没还上。他算了算，如果5月以后才能播种，大豆到10月降霜的时候，还不够成熟，这必定会影响产量。

    他的心理价位是1.9元/斤，但上门收购的豆贩子最多只能给出1 .8元/斤的价格，所以他宁愿把钱压在这批存豆上。邻居都劝他应该早点出手，“听说进口大豆到港价才1.5元/斤，你犟个啥？”顾连军说，“我今年要么就改种玉米，或者直接到城里去当工地工人，每天还有60块钱收入，都比种大豆强。”

    2008年开始，国际大豆价格一直走低，目前浮动在3000元每吨的水平线上，已经低于国内大豆的生产价。虽然洋大豆价格随期货市场浮动不定，但总的来说要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便宜10%以上，这让以加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主业的“A BCD”四家跨国公司大举获利，从而垄断了中国大豆产业。

    豆农王源东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阿根廷、巴西的大豆横穿大洋运到中国，价格却比中国大豆低那么多？据多位业内人士分析，症结在三个“不同”之上———种植方式的不同，补贴的不同，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同。

    因国外大豆实行现代化规模种植，而中国大豆多为散户种植，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表示，两相比较下，外国大豆成本平均每吨要低100～200元。而进口大豆从发货到到港只需一个多星期，比国产大豆走铁路或者公路运输时间要短得多；而且，进口大豆可先拿货后结账，但国产大豆只能现货现结。这么一算，进口大豆每吨又可节约80元左右。

    据刘忠堂介绍，美国政府给本国农民提供大量补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农民在出售大豆之后，还可以从政府得到每1.6美分/公斤的直接补贴和2美元/亩的反周期补贴，折合人民币每吨大豆补贴226元。这使得我国大豆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直到2002年，大豆才成为第一个享受直接补贴的中国农产品。农业部选取了黑龙江的1000万亩，以每亩10元钱的方式补贴。

    外国大豆产业的“齐心”和中国的“分散”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小语回忆了最近一次来访的美方大豆考察团，成员既有大农场主代表、农场主组织的美国大豆协会，调控市场的大豆基金会，协调出口的大豆出口协会，还有美国农业部的检验、预测、农业专员。这是涵盖从生产到出口每一环节的阵容，如果再加上隐藏在幕后的A BCD四大粮商和芝加哥大

    豆期货市场，基本上向中方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作战集团”。

    “中国参与大豆产业管理的，包括农业部、商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12个国家部门。我国在大豆产业上的多头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在大豆种植、购销、进出口、加工等环节上形不成合力，内耗严重。”王小语说。

    冲击下的弃与放

    “巧克力成分中含有大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超市货架上四分之三的产品都含有大豆，食品快餐行 业 的 大 多 数 产 品 都 含 有 大豆。……大豆还是多种植物油和人造黄油的主要成分，而这些油反过来会用来加工食物。你一天吃的食物想不与大豆发生关系是难的。”英国经济学家拉吉。帕特尔(R ajPatel)在《粮食战争》一书中提到。

    如今消费者在中国的超市中，买到的大品牌豆油、调和油，基本都是产自转基因大豆，而很多由转基因大豆加工的食品，甚至没有注明。按照规定，目前进口转基因大豆只能用于榨油，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企业都拿便宜的转基因大豆加工豆制品或者其他食物，也没有在外包装上作任何注明。

    面对廉价转基因大豆的冲击，中国业内出现了“两个放弃”的观点：一是放弃中国大豆生产，觉得进口大豆就是进口水和土地等资源，主张依赖进口满足国内市场；二是放弃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主张依靠转基因大豆取代中国大豆品种。

    科学家们普遍不赞成完全放弃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担忧那会对中国的大豆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但中国经济学家们则表示了更为坚决的信心，认为研发自主专利的国产转基因大豆，势在必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祝晓莲曾对媒体表示“从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始，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都以年均两位数字的增幅上涨。在这种趋势下，如果中国不发展转基因技术，就必然要落后。”经济评论员叶檀也在近期发表评论，支持中国发展转基因大豆“不要再谈什么非转基因领域中国是巨无霸的谎言了。只有在转基因领域，中国还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希望。”

    政府的立场也在悄然转变。今年1月3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但农业部在2002年提出的“大豆振兴计划”中，也曾关注“发展非转基因、绿色、有机大豆及大豆系列精深加工业”。

    刘忠堂告诉南都，如果说前些年政府还在开放转基因大豆和保护非转基因大豆中徘徊的话，那这两年明显开始偏向发展转基因大豆。目前中国研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已进入中间试验环节，在黄淮海和东北地区均设有试验田，而刘所在的黑龙江省农科院、河北农科院、山东农科院、河南农科院、安徽农科院等传统粮食大省的科研机构均有参与。

    豆农们表示，只要种转基因大豆效益比现在高，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用转基因种子将自家农田铺满。

    “希望中国人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将成为中国规避粮食风险的切入点。”刘忠堂唯一期盼的，是在未来中国开放种植转基因大豆后，仍给他研究了数十年的野生大豆，留下一片保护区域。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华璐

    一个大豆专家的三部曲

    “不能进口转基因大豆”

    “将黑龙江变为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

    “应该允许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尴尬的水稻

一边是热情一边是争议

    三四月之交的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60岁的锦绣村农民熊忠明，在田坎上来回踱步，照看他刚种下的苗。

    不久他就要给刚抽芽的庄稼打农药。熊忠明告诉记者，村子里仍然有“不打药”的水稻在偷偷种植，至少三成，他因为没有关系买不到。这种“不打药”的种子，就是已获得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之一：汕优63。

    熊忠明并不知道的是，村民们偷偷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正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

    去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但直到今年年初，这个消息才被公众知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这200亿是中国有史以来投入最多的农业投资。不过，民间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一直存在。

    “不打药”的水稻

    武汉江夏区五里界镇的转基因水稻种植，第一次见诸报端，是在2005年被环保组织披露之后。当时这份题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流传甚广，报告中提及，武汉五里界镇、法泗镇、云梦市下辛店镇和松滋市的王家桥镇，已种植尚未通过安全测试的转基因水稻至少两年。而且转基因稻米种子很可能已经外泄。

    这是“转基因水稻”这个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概念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五里界镇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年可种三季稻。

    水稻不好种，除了最初的施肥、插秧，和最后的收割，最劳累的就是打药，从刚长出来就要开始打，半个月打一次，一季稻要打到六七次。在中洲村，年过七旬的李玉云要和同样苍老的老伴一起，负责照看十亩稻田。她说，种一季稻，花在农药上的钱就要上千块。

    姑且不论农药有无残留，农药吸入呼吸系统是否于人体有害。光是打农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五六亩土地，打一次药就需要两天。于是，“不打药”的种子就走俏了，当地农民说，和农技站关系好的才买得到。

    2004年前后，他们曾经一度很容易获得这种“不打药”的种子，价格比“打药”的种子贵至少一半。这种不打药的种子，就是此次农业部颁发了安全证书的汕优63，它属于Bt转基因水稻，是将转基因技术运用农作物产生的抗虫水稻。国际上研究了几十年，可以成熟应用的基因只有两个，一个是Bt抗虫基因，还有一个是抗除草剂的基因。

    华中农业大学的转Bt水稻安全试验时间是从2004年开始，地点即是在五里界镇。

    被泄露的实验

    而在未取得安全性证书之前，发生的种子泄露事件，成为了“转基因”水稻的原罪之一，相关实验室在操作过程中的疏漏也为人诟病。

    2005年在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公布一周后，湖北省农业厅驳斥了绿色和平的说法。声明在武汉市场上抽取的大米样品中未检测到Bt基因成分。但同时公布在调查中发现，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湖北省农业厅说，“农业执法机构已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五年之后，这种泄露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失误，已很难断定。

    当地农民称，2004年的种子是可以在农技站随便买的。至今仍有转基因稻谷种子在江夏区流传，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至少有三成土地种的是转基因水稻。

    华中农大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位研究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泄露可能发生在和相关单位的合作中。Bt抗虫基因一旦进入植株，则很容易通过育种复制。事实上，Bt抗虫基因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下，常要冒被拷贝的风险。

    一位接近转基因水稻项目带头人张启发院士的科学家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将原因归结于科研经费的不足，他说，严格说转基因生产试验要完全密封，但国家没有给专门的经费，要把一大块农田围起来做不到。抗虫基因很容易就被农民看到，难免产生种子泄露。

    还有一种解释来自于张启发院士“绿色超级稻”项目的合作者黎志康，他说，在实验前我们就知道，Bt已经非常成熟，所以我们知道它无毒，但按照程序，安全实验还要走。但“实际上我们心里很清楚，做不做实验我们都知道结果”。才出现了扩散，他说“如果换成一种新的基因，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性状，我们必定会小心翼翼”。

    据了解，Bt毒蛋白作为生物农药，已经使用几十年，但作为基因植入水稻、棉花，还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截至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科学证据显示，长期摄入转Bt基因作物对人体有害。普遍的观点是，它是一种性状单一、使用已相当成熟的基因，在美国，转基因玉米已经形成了种植规模，并且采用在玉米田之间增加隔离带的方式来避免产生带有抗性遗传的虫类。即使是被树立为反对转基因典型的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也向记者表态，赞同Bt抗虫基因相对其他基因安全。

    但在此前，还没有把主粮商业化的国家，即使是转基因商业化氛围浓厚的美国，食品领域也只商业化到玉米，没有到小麦。

    异见者的缺席

    实验的泄露，只是公众疑虑之一。疑虑之二，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名单从未完整公开过。有迹象表明，一些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暂时持质疑态度的科学家被排除在外。

    比如南京环科所薛达元研究员，他后来被塑造成转基因反对派的代表。但他当面向本报澄清，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只是认为过程应更加慎重。

    2002年，薛达元还是环境部国家生物安全办公室主任，当时任职在南京环科所。他是中国较早研究转基因的学者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专家之一。按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公众参与制度应是各个缔约国应该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他回忆，在2003年农业部组织第一届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时他被邀请，当时关系不错。

    2005年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薛达元提出转基因商业化应慎重，避免生态风险。就是这种表态令他成为了“反对转基因”的专家代表。

    当年第二届转基因专家安全委员会及2008年第三届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立时，环境部推荐的薛达元都被农业部拒绝。

    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在之后备受诟病，虽然没有公开完整名单，但网民搜索后发现，真正专业的生态环境专家其实非常少。其他无论是做植保还是风险评估的，都是任职于农科院的科学家，或者是做生物技术的。

    虽然华中农大实验室向记者介绍，这些科学家们至少手里都没有转基因品种。但记者查看了一两位已经公开的科学家资料，在200亿的农业部大项目里，他们或多或少和其中一些项目有关联，至少算利益相关者。

    对反对意见的排斥甚至忽视，使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为了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此为先天不足之二。

    话语权争夺

    而在关系到每个人每天口粮的重大事务上，公众参与不足，成为转基因的先天不足之三。

    转基因的专家们也开始意识到舆论的重要。少为人注意的是，几乎在获批安全证书的同时，华中农大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在网上开了个博客取名“绿稻”。张启发院士所在的实验室，一名副教授告诉记者，科普不去占领舆论，谣言就会占领舆论。

    但在争取转基因话语权的这场战争中，生物专家们虽然掌握了更完善的知识，却并未占到上风。

    专家们开始担心，公众舆论会限制转基因产业的发展，这在欧洲已有先例。如果转基因水稻不突破，在蔬菜里就无法应用。

    2005年，媒体广泛报道的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被业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汕优63的命运。

    华中农大做了两次生产安全实验，从1999年申报到2009年底，中间间隔了11年。初选育的汕优米，在当年是杂交稻的优质品种，具有高产稳产的特性，唯一特点是口感不佳。但在11年之后，这个品种已经要接近被淘汰了。新的品种层出不穷，江夏区农民的感受最直观，就是抗虫米不如别的米好吃。

    “但其实不是B t基因的问题，是品种的问题”，张启发团队的成员告诉本报记者，很有可能他们会抛弃汕优63，选育别的Bt转基因米再最终推向市场，避免转基因稻米一上市，就给消费者留下口感不佳的印象。

    实际情况是，汕优63在书架上放了十多年，已经没有市场价值。黎志康说，他们还要选育新的品种，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而汕优63的获批，将加快其他品种的报批速度，令他们跳过安全证书的多个审批环节。转Bt基因一旦获得批准，便意味着Bt基因就可以被全国的水稻育种家拿来用，可以迅速扩散至全国，甚至野生稻的种植区。除了毒性，对生态的影响，这也是环保组织最为担心的。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杨传敏